春秋流韵（浪迹荒原之五）

　　工务队每周的一、三、五晚上，大都安排有政治学习。学习也就是念念报纸，大体上一个小时。念的人只管念，也不管听的人听不听。有的人闭目养神，有的人想着心事。 　　不学习时，工务队队长周友学总爱到各班的帐篷里转转。 　　有一天，周队长转到我们的帐篷里。 　　“小李，觉得怎么样？” 　　“还行。”我不能说我吃不消。 　　周队长和大家聊了几句就又去别处转了。 　　第二天下工，料库的“玻璃头”就通知我到料库领棉花。 　　玻璃头是小顾的外号。 　　玻璃头是死过一次的人。他在一次事故中受了重伤，从车上甩下去撞在石头上，把头盖骨撞碎了。医生给他装了个玻璃头盖骨，把他从死神那里拉了回来。从那以后大家都叫他玻璃头。 　　那年月，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施工条件险恶，事故还是比较多的。筑路工人都知道一个秘密，只是不轻易为外人道。但凡修建新线，大体上是平均一公里一条人命。和小顾一块受伤的三个人中，只小顾活了下来。小顾受伤后，领导照顾他，叫他到料库看料。 　　“领棉花？领什么棉花？”我不解，问正在洗衣的的王正东。 　　“你去吧，到那里找陈怀贤就知道了，陈怀贤是管料库的。”王正东两手肥皂沫，用下巴指了指玻璃头：“他，就是传个话。” 　　我跟玻璃头到了料库，陈师傅指着一袋棉花说：“周队长见你被褥太薄，叫把这点棉花给你，可能有七八斤，你去打个被套和褥子吧。” 　　我很高兴，棉花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提着那袋棉花就回了帐篷。 　　王正东刚好洗完衣服，擦着手说：“昨晚周队长来，我看见他按了按你的床铺，你当时脸朝门口，没看见，他可能觉得你的铺盖太薄太硬。” 　　我的被子只有四斤重，而且是多年的老套子了，褥子只有一条，也很薄。我心里感叹：“周队长心挺细的！” 　　王正东把手中的毛巾往铁丝绳上一搭说：“周队长，好人呀！工人提干，可惜没文化，嘴不会说个啥，当了干部就信一条！” 　　我心想王正东可能是说周队长没文化就信力气大。不料王正东却说：“爱兵如子！” 　　我说：“有这一条就中！”心中赞叹，干部有大有小，职权有大有小，不管大小，都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关心自己的兵，也就是好干部。 　　王正东摸着袋子里的棉花说：“明天，我找个自行车给你驼到嘉峪关市，那里有个打棉絮的，你量个尺寸，这棉花，够打一床被套和一条褥子了。” 　　我用那些棉花打了一床棉被和一条褥子。铺上了，盖上了，又柔软又暖和，可舒服了！ 　　工人自有工人的胸怀，什么臭老九的说法，在他们心里还真没当会事。他们觉得，你们有文化，是知识分子，和我们一样下力受苦是很值得同情的。周队长就对工人公开说：“国家培养个大学生不容易，家里供个大学生也不容易，他们来，也就是叫他们见识见识咱们，别指望叫他们跟咱们一样刨一辈子石头蛋蛋……” 　　那时候流行一个口号：“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在工班就听到有的工人说：“我们领导啥？还不是领导铁锹、洋镐把！” 　　我发现周队长总是隔三差五的给我布置点抄抄写写的事。我心里清楚，这是周队长有意让我留下休息休息。 　　对领导的关心爱护，我是心存感激的。但是，我并不甘心做一个吃照顾饭的人。我想，我既然一个月也拿着47元工资，加流动津贴16元，吃着45斤重体力劳动的标准粮，我就得像个工人一样干。 　　后来，我真的顶个人干了！起道、拨道、上碴、砸洋镐、扛枕木、装车、卸车我都干了。是完全和其他人一样地干了。一百八十斤重的枕木我也照扛。不过，体力还是不如人家一直干体力活的人。往高边车皮上装枕木，从车下踩着跳板走到车上，两个小腿肚子都直打颤。 　　工务里面有技术，不要以为工务队就是下死力。像起道、拨道，有经验的老师傅入眼一看就知道哪里沉落了，哪里该起，哪里不顺，哪里该拨。尤其的弯道，老工人一口就能说出内外轨高低差错了多少，多半都八九不离十。 　　有一次我们班和二班一起在望子桥车站换钢轨。那活是全靠指挥有方大家才能协同动作的。工务队的东北人赵领工在我们前面一遍又一遍地喊：“抓铁如抓虎！抓铁如抓虎！抓紧不松手！使足劲，准备好了，注意了，我喊一二三，就起。” 　　我们左边十个人，右边十个人弯着腰、昂着头抓着一根钢轨，等着赵领工的命令。 　　“一二三起！”左右二十个人一齐挺直了腰，我和大家一起使足了劲，把一根钢轨抱了起来。 　　钢轨像蜈蚣的身，两边的人像蜈蚣的腿。 　　“慢，慢，向前走，向前走！”赵领工在前面领队，像蜈蚣的头。蜈蚣慢慢地向前稳步移动。“往前末小小，末小小，末小小……好，好！”赵领工喊着。我不懂“末小小”是什么意思，只是随着大家又往前移动了一点。钢轨就这样刚好放到了换轨处。 　　大漠深处，只是到了初夏的季节，才有点姗姗而来的春的气息。石缝里长出了小草，让人感到了生命的信息。不知是谁在医院门口种了一棵小叶杨树，才一人多高，枝条上长出了绿叶。那树叶的绿叶子像绿缎子，像绿宝石，绿得耀眼灼目，翠得油光发亮。由于那树叶的绿与周围的沙土的黄色色差太大，所以显得格外翠绿明亮。在内地时习惯了满山遍野的蓊郁苍翠，对绿色很少有这里的感觉。 　　这棵戈壁滩上的小杨树，竟成了大家欣赏的珍品。 　　我在工务队遇到的最脏最累的活是在镜铁山给新线上底碴。 　　为了降底造价，底碴不用正规的石碴。正规的石碴粒径和洁净度都有要求，有时还要洗碴。而底碴就是从别处拉来的碎石和沙土混合物。那次突击卸底碴，处里搞了个大会战，处机关各部门和下属各单位都参战了。一列装满沙石的长长的高邦车开到卸车处，先把车邦打开，上部的沙土石块就哗哗地倾泻下来。等沙土不能再自然倾泻时，大家才爬上车，用铁锹往下铲。卸车时尘土飞扬，人顷刻间就变成了土人，卸一辆车鼻孔嘴巴里都是土。一天干下来，不但体力消耗很大。连裤裆里都是沙子。 　　会战的时候，中午食堂把饭菜送到工地。有人带着碗筷，有的人却只在衣袋里带个调羹勺。吃饭时就把菜打在铁锹上。不过，那铁锹在卸车时已磨得雪亮，跟镜子一样，能照见人脸。打菜时用衣服或毛巾一擦，一点也不脏。 　　后来，周队长得了矽肺病，死于矽肺病。这和他长期在粉尘下工作有直接关系。 　　共和国的发展与壮大，与周队长这一代人的艰苦奋斗是分不开的。周队长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周队长的吃苦耐劳、身先士卒和开阔博大的胸怀给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在以后的人生中面对任何艰难险阻都能迎难而上，无所畏惧。想到周队长，时至今日，我仍然泪水盈旺，心里一阵阵地痛。 　　下工回来，我和其他工友一样，打上一桶热水，上上下下都洗了。换上干净的衣裳，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在茶里再放上一勺糖，一股甜丝丝的清香便飘浮上来。挨着自己的铺坐下了，喝着茶。这时，才真正觉得什么是舒服、什么是自在和享受！ 　　夏天，这里雨水也很少，白天炎热，夜里很凉。不用凉席，还得盖被子，被子薄了还不行。 　　也有月白风清的夜晚，那月光从卷起的帐篷窗帘外射进来，银辉皎洁，明亮清幽。我试过，月光下真能看见书上的字。 　　在这样的夜晚我失眠了。不是睡不着，而是不想睡，觉得在这样静谧的月夜里睡着了太可惜，太辜负了良辰美景。于是，就躺在床上看着月亮静静地想呀，想呀，想家乡，想亲人。 　　领过了几个月的工资，除去留下生活费和给家里按月汇钱，看看存下来有一百多元了。很激动地跑到嘉峪关百货大楼里去要为自己买只手表。那时买只上海表还要凭票。 　　“上海牌，没有全钢的了，只有半钢的，要全钢的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售货员说。 　　不等了，就买了！太想要只手表了！ 　　花了一百元，买了一只半钢上海手表，银色的表盘，红色的秒針，滴滴答答，悦耳动听。怕汗渍了表背，还配了一个塑料表托。劳动的时候用小手巾包在外面。夜里将表放在枕头下，听着那清脆的滴答声，不由自主地就笑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戴上了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