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原创】两个车站，一愣一愣

　　周末回老家，进入地铁高新园站时，目睹那儿的下班人员通过车站回家的“洪流”，吓得我这个外地路人一愣一愣的。 　　高新园站和相隔一个站的深大站一样，所在区域聚集着巨大的高等级劳动群体。傍晚下班的这些人，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昼夜都灯光通明的水泥森林里，还有无数人乐不思蜀。 　　这些下班“洪流”，龙华区的富士康产区也见过，但无法相比。富士康里那些“卓别林”式的装配工人，赚的是苹果手机的末端碎银，跟其用工规模比起来，九牛一毛。 　　高新园这边的下班人员“洪流”却不同，就说眼前这些或西装革履或短裤拖鞋的赶地铁归家人，随便拦截一个八卦一下月薪，少则一两万，多则三五万，更多十来万，也有叉叉万。 　　叉叉的！在高新园站或深大站挤地铁，感觉跟在龙华站或龙胜站就是不一样，有时觉得自己是穷人，有时又觉得自己还有点钱——都是干企业的，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 　　归途假寐，终于想通：同是牟利，分高低端。 　　深圳的东西部地区，因为与“来料加工”、“赚取价差”的原始方式脱钩程度不同，形成了收割型与拾穗型并存的牟利生态。前者在科技创新的驱动下，获得了后者望尘莫及的利润；后者则只能依靠劳动力的数量来获得微不足道的利润，从而摊薄了所占企业用地的牟利比率。 　　所以，同一规模的下班人员“洪流”，在不同区域代表的悬殊利润率，其实是城市工业化过程中，创新型企业比例高低的体现。 　　乘坐的高铁越由西向东，我的上述感觉就越加强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深圳本土由西而东的牟利生态，何曾不是由深而汕（头）的牟利生态？在深圳的高新技术、金融服务、外贸出口、海洋运输、创意文化等产业能够大手笔捞金，除了肩负着试验和示范的使命之外，最关键的是因为拥有包括制度创新在内的创新机制。 　　论年龄，汕头是深圳的大哥大；论资格，汕头深圳同是四十年区龄的“经济特区”，但如今，比如去年的数据，前者的“鸡滴屁”只是后者的一成。一想起这数据，坐在火车上就要放斜座椅才能呼吸舒畅。 　　我以前在工业战线混过饭，比如在化工行业，我熟悉的电化厂、橡胶厂要比现在深圳的企业老牌得多。当年福建沿海城市的购买化学原料运输车队在汕头电化厂排成了行；汕头橡胶厂的轮胎如果坚持生产至今也不比当下的名牌逊色。甚至，当年的“一三零”汽车更是我省汽车制造的“鼻祖”。当然，上述行业在其时就是新兴行业，所以带动了当时汕头市经济的“列车”。只是，后来列车改成大篷车，改做时髦的“批文”、水货之类的短平快生意，并成为名牌。 　　郁闷之极，不如瞌睡。但瞌睡被车厢里的一些年轻乘客搅黄了。他们摘下口罩，喝火车上美女乘务员推销的贵饮料，显示自己很有钱，以连带显示自己事业的成功，还调侃一些家乡的轶事，一听就是回家乡探亲或公差的在深圳打工的汕头小的们，可能是挨踢狗。 　　神气什么？虽说是高薪狗狗，但照样被那儿的资本家逼得“九九六”，累得跟自己的绰号（或者昵称）一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愿意被加班，被累得像狗一样，原因则是那儿的机会多。 　　创新的终极动力——人才，如今都往“九九六”合法的深圳市跑，才是那儿的企业、行业创新热情高涨的根本原因。这种人才磁性产生的原因深圳懂得，其实汕头也懂得，但投资不多。 　　高铁抵达汕头，没有地铁接驳，当然也没看见劳动者下班的“洪流”，只有和火车站广场不成比例的稀稀拉拉旅客。 　　这种涓涓“小溪”，同样吓得我这个本地路人一愣一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