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在回忆里闪光
2020-09-24抒情散文潘竞贤
那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特别多,连续好几场暴雪,封堵了回家的路。我滞留在那个海风咸涩的城市,不能回家过年。我那时候还在学画,因为嫌学校的公寓楼太贵,就与同学合租了一间房。那是一片等待拆迁的破旧民房,房东是一对老夫妻。每天早上,老头都要狠狠地咳
那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特别多,连续好几场暴雪,封堵了回家的路。我滞留在那个海风咸涩的城市,不能回家过年。
我那时候还在学画,因为嫌学校的公寓楼太贵,就与同学合租了一间房。那是一片等待拆迁的破旧民房,房东是一对老夫妻。每天早上,老头都要狠狠地咳嗽一阵,那剧烈的咳嗽声总让我担心他会窒息而死,好像胸腔和喉咙里都赌满了东西。老太婆做早饭的时候,总把锅碗瓢盆碰得叮当作响。过了早上,老夫妻俩就安静了,一天也说不到几句话,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走廊上晒太阳。傍晚的时候听一会儿收音机,呲呲啦啦的声音,我也没听清过他们收听的内容。老夫妻俩住在一楼,所有的租客都在二楼和阁楼上。
同学是个胖子,睡觉打呼,偏偏又是没心没肺倒头就睡的那种。每天晚上,我还在酝酿,他就鼾声四起了。我忍了几天,每晚几乎彻夜未眠,实在忍无可忍。我看到隔壁有一间房,没有租出去,门始终锁着,好在窗户可以打开。我偷偷翻窗而入,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把快要散架的椅子。我买了一个草席,铺在地上,再把被子铺在上面,就是床了。每天晚上翻窗溜进去,终于能安安稳稳地睡觉,还不用多付一份房租。空房间虽然总会有被租出去的一天,不过,想那么多干嘛,等到那一天在说吧。我心安理得地住了下来。
不足之处是,房间在阴面,总得不到阳光的照耀,房间里阴暗潮湿。没过几天,就感觉被子湿答答的,睡觉的时候被窝总留不住热气,我把所有的厚衣服都盖在被子上,还是觉得冷。我只好把被子拿到阳台上多晒晒,可是,冬天的阳光少得可怜,总也晒不透。房间里有个吊灯,为了不让老夫妻俩发现,我从来没开过灯。就这么偷偷摸摸地住了一个多月,进出都是翻窗,像做贼似的。我白天上课,晚上看书(在同学住的屋里),困了就溜进屋里睡觉。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沿着逼仄的楼梯上到二楼,然后就看到我的被子和衣服被粗鲁地丢在过道。我透过窗户,看到那间屋子里来了新租客。同学把我的东西收进了他住的屋子里,在床上腾出一个位置,他安慰我说:“你再忍耐几天,我就要走了。”
我问他:“为什么要走?”
他说:“再这么下去,我养活不了自己了。”
他同时在一家广告公司和一家儿童杂志社兼职,即便如此,收入也十分微薄,早上吃馒头,晚上在大排档吃蛋炒饭,省下钱买颜料和画布。我们将大把大把的光阴都涂抹在画布上了,那些五颜六色、不成气候的画,被随意丢在地上,一张又一张,越堆越多,可是,我们越来越不确定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有没有意义。最后,我同学走了,在暴雪还没有来临之前,他走得真及时。
他走之后的第二天,我从花鸟市场买回来几条金鱼,养在盆里。晚上一个人睡觉,再也没有呼声扰我清梦了,不过,一个人太寂寞。
我也找了份兼职,继续上课,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想把学画这件事坚持到结束。每天上完课,我回到住处,把作业和工作做完,剩下的时间就读书。坐在书桌旁,俯身就能看到楼下来来往往的人。在狭窄的小巷里,有一家开水房,晚上,很多人来这里冲开水,昏黄的吊灯下,总是缭绕着热气,看上去很温暖的样子。那些在工厂里打工的姑娘们,虽然竭力打扮自己,但看上去又土又俗(我发誓,绝对没有瞧不起的意思,事实如此)。这一片民房,实在太破旧了,它的外围,被人用红油漆写上了大大的“拆”字。它的死期不远了。就在不远处,与这片民房一河之隔的地方,是一个崭新的小区,红墙黛瓦,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交错延伸,处处覆盖着绿化。晚上,家家的窗户上灯光熠熠,流溢着温情。
那个落满了雪的冬天,我终于动笔开始写一个在脑子里存了很久的故事。那是一个关于温暖的故事,冬天太冷,到处都是风,没有人可以取暖,生命里的寒意又无法排遣,所以,只能把它写出来。写着写着,我就有了信心,要把它铺展成一个长篇,只是需要时间和耐心。可是,自己的文字和那个冬天一样冰冷、潮湿,我不知道怎么让它们温暖起来。
父亲在电话里的语气充满了无可奈何,因为大雪封路,出于安全的考虑,他同意我不回去过年。本来就聚少离多,说着说着,他竟哽咽起来。我安慰他,说:“只要路一通,我就买票回家。”父亲要给我汇钱,我拒绝了。挂断电话前,父亲语重心长地说:“过完年,又长一岁,你已经不小了。”他说得委婉,给我留了尊严,但我明白他的意思:孩子,别再做不靠谱的事情了。
我确实不够靠谱,我的同龄人,大多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我却中了“文艺”的毒,为了所谓的理想,腾挪流离。我知道父亲希望我过上体面的生活,别人有的,我也应该有;不出头,也不垫底,中不溜秋的生活才是最受用的。
至于我自己,也绝不是理想主义者。我不会为理想赌上一切,因为我自己也不能确定它是不是值得的。年关将近,这个城市的冬天依然冷得彻骨,越来越多的人蛰伏起来,不再出门,就连菜市场都冷冷清清的,看不到几个商贩。我买了一袋芋头。除夕之夜,我枯坐在桌前,写不出像样的东西,屋外面鞭炮四起,烟花绽放,好像春天滚滚而来的脚步声。我想起儿时和兄弟姐妹们过大年的种种温暖、热闹场景,悲从中来,流下了眼泪。一个人,内心再强大,终究敌不过巨大的寂寞。
春天姗姗来迟,比我想象得要慢太多太多。我辞掉了工作,一心要把故事写完,但事与愿违,写得东西总不能令自己满意。父亲三番五次催促我回家,我修完了所有课程,交了作业,拿到了证书,算了结了一件事情。于是,我匆匆把故事收尾,登上了回家的车。
那个不长不短的故事,最后在一家女性言情刊物发表,在编辑眼里,它是言情的,我的本意却不是那样,不过也无所谓。只是,编辑说,不能用我的本名发表,只能用他们给我拟的笔名。我在授权书上签了字,拿到稿费,就有种忍心把自己孩子卖出去的感觉,它不再属于我了。如今,时过境迁,我有时候重读那个故事,却不想再续写它了,因为那时那刻的心境不在了,续写的故事,其实就是另一个故事了。那个故事,在我草草结尾的时候,就已经永远结束了。
“Don't worry,Don't cry,以后你会以此为荣的。”电影《刮痧》里,父亲抱着跌伤的儿子往医院跑,边跑边说。我看到这个镜头,不禁潸然泪下。人的成长,不就是经历痛苦和磨难吗?刘瑜在她的文章里写道:“我相信是一个人感受的丰富性、而不是发生在他生活中的事件的密度,决定他生活的质地;是一个人的眼睛、而不是他眼前的景色,决定他生活的色彩。”我们的一生大多是在平淡、庸常的状态下度过的,没有经历痛苦和磨难的人,怎么能读懂这个世界,怎么在平凡无奇的世界里感知到生命的光彩和意义?从这个层面上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我们会以自己曾经历过的苦难为荣。
于是,那个冷到彻骨、寂寞到绝望的冬天,在我的回忆里,闪着温暖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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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候还在学画,因为嫌学校的公寓楼太贵,就与同学合租了一间房。那是一片等待拆迁的破旧民房,房东是一对老夫妻。每天早上,老头都要狠狠地咳嗽一阵,那剧烈的咳嗽声总让我担心他会窒息而死,好像胸腔和喉咙里都赌满了东西。老太婆做早饭的时候,总把锅碗瓢盆碰得叮当作响。过了早上,老夫妻俩就安静了,一天也说不到几句话,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走廊上晒太阳。傍晚的时候听一会儿收音机,呲呲啦啦的声音,我也没听清过他们收听的内容。老夫妻俩住在一楼,所有的租客都在二楼和阁楼上。
同学是个胖子,睡觉打呼,偏偏又是没心没肺倒头就睡的那种。每天晚上,我还在酝酿,他就鼾声四起了。我忍了几天,每晚几乎彻夜未眠,实在忍无可忍。我看到隔壁有一间房,没有租出去,门始终锁着,好在窗户可以打开。我偷偷翻窗而入,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把快要散架的椅子。我买了一个草席,铺在地上,再把被子铺在上面,就是床了。每天晚上翻窗溜进去,终于能安安稳稳地睡觉,还不用多付一份房租。空房间虽然总会有被租出去的一天,不过,想那么多干嘛,等到那一天在说吧。我心安理得地住了下来。
不足之处是,房间在阴面,总得不到阳光的照耀,房间里阴暗潮湿。没过几天,就感觉被子湿答答的,睡觉的时候被窝总留不住热气,我把所有的厚衣服都盖在被子上,还是觉得冷。我只好把被子拿到阳台上多晒晒,可是,冬天的阳光少得可怜,总也晒不透。房间里有个吊灯,为了不让老夫妻俩发现,我从来没开过灯。就这么偷偷摸摸地住了一个多月,进出都是翻窗,像做贼似的。我白天上课,晚上看书(在同学住的屋里),困了就溜进屋里睡觉。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沿着逼仄的楼梯上到二楼,然后就看到我的被子和衣服被粗鲁地丢在过道。我透过窗户,看到那间屋子里来了新租客。同学把我的东西收进了他住的屋子里,在床上腾出一个位置,他安慰我说:“你再忍耐几天,我就要走了。”
我问他:“为什么要走?”
他说:“再这么下去,我养活不了自己了。”
他同时在一家广告公司和一家儿童杂志社兼职,即便如此,收入也十分微薄,早上吃馒头,晚上在大排档吃蛋炒饭,省下钱买颜料和画布。我们将大把大把的光阴都涂抹在画布上了,那些五颜六色、不成气候的画,被随意丢在地上,一张又一张,越堆越多,可是,我们越来越不确定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有没有意义。最后,我同学走了,在暴雪还没有来临之前,他走得真及时。
他走之后的第二天,我从花鸟市场买回来几条金鱼,养在盆里。晚上一个人睡觉,再也没有呼声扰我清梦了,不过,一个人太寂寞。
我也找了份兼职,继续上课,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想把学画这件事坚持到结束。每天上完课,我回到住处,把作业和工作做完,剩下的时间就读书。坐在书桌旁,俯身就能看到楼下来来往往的人。在狭窄的小巷里,有一家开水房,晚上,很多人来这里冲开水,昏黄的吊灯下,总是缭绕着热气,看上去很温暖的样子。那些在工厂里打工的姑娘们,虽然竭力打扮自己,但看上去又土又俗(我发誓,绝对没有瞧不起的意思,事实如此)。这一片民房,实在太破旧了,它的外围,被人用红油漆写上了大大的“拆”字。它的死期不远了。就在不远处,与这片民房一河之隔的地方,是一个崭新的小区,红墙黛瓦,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交错延伸,处处覆盖着绿化。晚上,家家的窗户上灯光熠熠,流溢着温情。
那个落满了雪的冬天,我终于动笔开始写一个在脑子里存了很久的故事。那是一个关于温暖的故事,冬天太冷,到处都是风,没有人可以取暖,生命里的寒意又无法排遣,所以,只能把它写出来。写着写着,我就有了信心,要把它铺展成一个长篇,只是需要时间和耐心。可是,自己的文字和那个冬天一样冰冷、潮湿,我不知道怎么让它们温暖起来。
父亲在电话里的语气充满了无可奈何,因为大雪封路,出于安全的考虑,他同意我不回去过年。本来就聚少离多,说着说着,他竟哽咽起来。我安慰他,说:“只要路一通,我就买票回家。”父亲要给我汇钱,我拒绝了。挂断电话前,父亲语重心长地说:“过完年,又长一岁,你已经不小了。”他说得委婉,给我留了尊严,但我明白他的意思:孩子,别再做不靠谱的事情了。
我确实不够靠谱,我的同龄人,大多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我却中了“文艺”的毒,为了所谓的理想,腾挪流离。我知道父亲希望我过上体面的生活,别人有的,我也应该有;不出头,也不垫底,中不溜秋的生活才是最受用的。
至于我自己,也绝不是理想主义者。我不会为理想赌上一切,因为我自己也不能确定它是不是值得的。年关将近,这个城市的冬天依然冷得彻骨,越来越多的人蛰伏起来,不再出门,就连菜市场都冷冷清清的,看不到几个商贩。我买了一袋芋头。除夕之夜,我枯坐在桌前,写不出像样的东西,屋外面鞭炮四起,烟花绽放,好像春天滚滚而来的脚步声。我想起儿时和兄弟姐妹们过大年的种种温暖、热闹场景,悲从中来,流下了眼泪。一个人,内心再强大,终究敌不过巨大的寂寞。
春天姗姗来迟,比我想象得要慢太多太多。我辞掉了工作,一心要把故事写完,但事与愿违,写得东西总不能令自己满意。父亲三番五次催促我回家,我修完了所有课程,交了作业,拿到了证书,算了结了一件事情。于是,我匆匆把故事收尾,登上了回家的车。
那个不长不短的故事,最后在一家女性言情刊物发表,在编辑眼里,它是言情的,我的本意却不是那样,不过也无所谓。只是,编辑说,不能用我的本名发表,只能用他们给我拟的笔名。我在授权书上签了字,拿到稿费,就有种忍心把自己孩子卖出去的感觉,它不再属于我了。如今,时过境迁,我有时候重读那个故事,却不想再续写它了,因为那时那刻的心境不在了,续写的故事,其实就是另一个故事了。那个故事,在我草草结尾的时候,就已经永远结束了。
“Don't worry,Don't cry,以后你会以此为荣的。”电影《刮痧》里,父亲抱着跌伤的儿子往医院跑,边跑边说。我看到这个镜头,不禁潸然泪下。人的成长,不就是经历痛苦和磨难吗?刘瑜在她的文章里写道:“我相信是一个人感受的丰富性、而不是发生在他生活中的事件的密度,决定他生活的质地;是一个人的眼睛、而不是他眼前的景色,决定他生活的色彩。”我们的一生大多是在平淡、庸常的状态下度过的,没有经历痛苦和磨难的人,怎么能读懂这个世界,怎么在平凡无奇的世界里感知到生命的光彩和意义?从这个层面上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我们会以自己曾经历过的苦难为荣。
于是,那个冷到彻骨、寂寞到绝望的冬天,在我的回忆里,闪着温暖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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