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一二）笔会印象

笔会印象

　　前段时间在几个论坛都看到有些朋友去参加笔会的事，有些人很开心有些人很疑惑，有些朋友说都是骗人的，有的严重祝贺，我只在一个询问后跟帖：热爱文学，没有错。　 　　不管是公费还是自费，文学也是要用钱来“养活”的，主办笔会一方和参加笔会的人都一样怀着对文学的热爱，虽然其中或许有些功利在其中，但如果完全站在功利上，这年头办笔会不如去做别的来钱快，来钱多。 　　每这样的时候，也总是不自觉想起那次我们主办的“草原盟会”。 　　从北京出发把大部队拉到遥远的内蒙大草原，这个主意是责编朱子的主意，别的杂志社都是在北京办的，无非就是听听课，爬爬长城，游游故宫怡和园等，对于写诗的人来说，哪比得上大草原上驰骋一圈来得潇洒，过得浪漫？ 　　目标定下来，大家就开始忙碌起来，找出同我们有联系的几百个名单，照着地址发邀请函，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和才风，记得当时只写信封就差点把手指磨破了，因为不单那几百个地址，朱子在北京一书店做副经理，认识人多，还从朋友那里弄来几百个名单，让我们也照抄。我不解也不悦，他说：为了增加机率，为了我们杂志社，你们就辛苦些吧。因为当时文学界已在走下坡路，只凭上面支出的一部分资金对于很多小杂志社来说，已有些生存危机了。一次电视上看到四川一杂志社，编辑部几个人只挤在一间小小的室内，社长就转过头说：“他们还是全国出名的杂志社呢，起码我们现在比他们的办公条件还强些吧？所以我们得珍惜啊！”也就是出于当时的这种境况，大家也才决计放下架子，学别的杂志社，由王主编起草了那份《九月金秋“草原盟会”邀请函》。 　　“去内蒙的时候，带上我们的艾君去讲课。”朱子说。对于“我们的艾君”一说，我从一开始的不习惯到后来的很自然接受。因为杂志社除了副主编大姐和社长之外，在六七个主编编辑之中，我是唯一一个女孩子，所以这个称呼于我，是有很大的关爱之意的。有一次社长开玩笑说：杂志社就你一个女孩子，你就别打扮成男孩子样了嘛，以后试着穿穿裙子，把咱们这儿单调的颜色也调和下。因为当年我很喜欢把衬衣下摆穿在长裤里面，也就是把腰带露在外面，自己感觉很利索也很帅的样子。可社长那样一说我就生气了，感觉好像他们把我只当女孩子是对我的不屑，甚至是把我当调料了。于是社长走后，自己就生气出去瞎转，走了好远好远才慢慢走回来，一进门才风就挺大声音问：跑哪儿去了？我还把头一昂：“出去转了一圈，怎么了，不行啊？”，好像刚才的气还没有消。“出去转怎么不说一声？全体都出去找你了！”原来才风也是刚进门，看看我回来了没有。起因是杨波在外面见到一只皮鞋，我又好一会儿没回来，他们就以为我被绑架了，“要是你再不回来，就去报警了。”他用他的特大号眼睛瞪着我，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等社长来后我做了“深刻检查”，之后也就自然接受了他们对于我的特别关照，比如吃饭时最好的菜会先让我吃，做饭，洗碗却是才风的事，因为他很会炒菜，而我却连切菜都要问他：“切多长，多宽呢？”，酷爱弹吉它，不太合群的杨波做饭是指望不上的，他除了看稿子之后，就是给远在内蒙的女朋友写信，和写诗。但他却喜欢陪我去买菜，帮我提菜篮子。 　　扯远了点，书归正传，在他们去内蒙之前的那个分别酒会上，我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回来告诉我就行了。我特害怕牛羊的味道，虽然我也很想去看看大草原。“好，那么就等着我们凯旋的好消息吧！”然后朱子举起酒杯，我也举起自己的杯子。那次他们喝的是二锅头，我竟然也喝了一小杯，而且他们在喝酒中间停下时还逐一发烟，也自然地给我发了一支，我拿过就抽了，那次是我第一次吸烟，竟然也没有被炝着，现在想来都觉得那天的烟真是给足了我面子。也感觉能被他们忽略掉了我是女孩子的概念真是开心的事。 　　因为内蒙那边有朱子的朋友，所以具体的地点安排，及安全准备方面的一些事，都得他亲自去落实，就提前走了。两天后，社长主编副主编和被邀请去讲课的几个文化名人老师都一同去了内蒙，就余下我们三个小兵了。 　　在他们走后第二天，我还接待了从四川某杂志社远来的一副编，路边远远看到一人，他快步走到我跟前，热情的和我握手，还说，从那边过来就认定我就是刚才接电话的人了。由房东师傅给他做了一顿蛋炒饭，他说四川人爱吃米饭，最后帮着订了车票，送他去了内蒙。 　　虽然看起来就像轻松了些，但任务却更重了，一些日常的信件和电话，都压在我头上。 　　好容易等到他们回来了，又面临着不开心。社长早一步先回来，埋怨朱子办事不利，竟然把好好的笔会办赔了，准备好好办他一回。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是一沉的。等朱子一回来，我就把所有我记录的收到的会费单拿出来，对有点抵触情绪的朱子说：这里是所有收到的数目，你把支出的项目好好总结一下，看看出入到底在哪里？我确信如果社长知道我这样做，肯定会大为光火，但我相信朱子的为人。 　　朱子问我：那个电话号码你还记得吗？我一时糊涂，“哪个号码？”。就是我去内蒙后打回来告诉你的那个号。他很着急的样子，我也记起了，当时因为有事要我转告社长，用的朋友的这个电话，并随意告诉了我号码，我当时边接电话边随意记在了一张纸上。那时的电话还没有来电显示。可我只随意的一记，到现在已十几天了，哪里还记得起？“你再好好想想，后来你不是还往那边打过一次吗？”朱子又提醒我，我的确打过一次，而且是三天以后，当时因为有事请求社长，我一急就记起那个号了，他们当时还夸我记性好，可我这会再急也想不起了。翻遍了那些记着东西的纸张也没有找到，肯定早丢垃圾箱被拉走了。此时朱子问起那个号码肯定是想让内蒙的朋友替他作证的吧，我这样猜着，也就内心很是愧疚。 　　那么远的邀请老师去讲课，单路费一条就是比别人多出的。还有当地朋友得打点，另内蒙人对我们来说，可能还会存在“有点野蛮”的想法，所以治安方面投入也较大，从带回来的照片上来看，笔会办得很好。但豪爽，重意气的朱子却因此得罪了社长。后来便因为此事，他负气离开杂志社。不久便就被一小有名气的杂志社挖了去。再次见到时，他正和同事们在邮局门前忙碌着包装要发往外地的杂志，我还去帮了一会儿忙。我离开北京的时候，也去同他告别了。 　　他们现在都应该还坚守在文学的岗位上吧，而我在离开后就离开了文学。且在西安丢失了随身带的小背包，也一起丢失了那本通讯记录本，他们从我的笔记中真的就消失了，可一直在心里记着，记着我们一起努力的日子，一起快乐的日子。　 　　　　　 [ 本帖最后由 若谷 于 2010-12-13 08:4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