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诸荀亮的失误

　　　　　　　　　　　战略上的冒进与战术上的保守
　　　　　　　　　　　——闲话诸葛亮的失误

　　不少《三国演义》的研究者对诸葛亮都冠以军事家、战略家、谋略家、指挥家的美誉，认为诸葛亮是古今无与伦比的神机军师。其实，只要我们不为小说表面描写所惑，而是冷静、理智地分析诸葛亮从出山到逝世于五丈原的整个军事生涯，就不难得出结论，他的一生虽也取得过一些胜利，但从整体而言他的确是犯了战略上冒进、战术上保守的重大失误；从某种程度上说，蜀汉的早亡也与他的这一失误有着直接关系。

　　还在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就将他的整个战略思想和盘托出，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从政治策略而言，是“内修政理”，“外结孙权”，共同对付曹操；就军事策略而言，是先占荆州，后占益州，即“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而战略目标是“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东西合进，以取中原，那样就必然“大业可成，汉室可兴”。显然，诸葛亮的战略目标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夺取荆州，以求立足；第二步是进兵西川，夺取益州，作为立业之基；第三步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就挥兵北向，直取中原，消灭曹魏，统一全国，重振大汉声威。

　　人们不妨再回头看看诸葛亮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这就是诸葛亮设想中的曹操占中原，孙权占江东，刘备占西南的战略构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分天下的“鼎足之势”。应该说，诸葛亮的这一构想是符合实际的，也是能够实现的，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诸葛亮并不想满足于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他有一种强烈的欲望，那就是最终要消灭曹操和孙权，结束三分割据的局面，统一全国，重振汉室。在这一点上，诸葛亮远没有鲁肃冷静、务实。当鲁肃初见孙权，向孙权进呈方略时，就明确指出：“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今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第三十八回）而孙权其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他知己知彼，知道自己力量有限，于是完全遵循鲁肃为他确定的战略方针，脚踏实地去实现这一目标，而不好高骛远，更不蛮干。

　　显然，在确定战略目标的问题上，诸葛亮远不及鲁肃务实。他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蜀汉的力量，另一方面则对曹魏的实力估计不足，对形势的预判过于乐观。要知道蜀汉偏在西南一隅，土地狭小，士民有限，人力、物力都无法与中原的曹魏比肩，要想抗衡曹魏，进而消灭它，谈何容易！

　　刘备在世时，正是魏、蜀、吴三方为争夺天下激烈角逐之时，局势尚未大定，而诸葛亮作为人臣尚要受制于君王，等到刘备一死，诸葛亮独揽大局，权力高度集中于他手中。于是他以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的时候到了，还在南征孟获之时，他早就打定主意，要举师北伐，讨平曹魏，兴复汉室。当后主刘禅担心诸葛亮一旦率军南征，曹魏与孙吴乘机来攻时，他就明确地对后主说：“臣先去扫荡蛮方，然后北伐，以图中原，报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第八十七回）在他平定蛮方之后，就急着上表后主，请求兴师北伐。当后主有所疑虑时，他就信心十足地说：“……今南方已平，可无内顾之忧，不就此时讨贼，恢复中原，更待何日？”即使太史谯周以天象示警，也不能动摇他的决心。（第九十一回）

　　第一次兵出祁山，北伐曹魏，先胜后败，无功而返。可不到一年，他又上表后主，请求再次兴师北伐。表中说：“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讨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又说：“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诸葛亮明知蜀汉力量非曹魏可比，而蜀汉的形势也未可乐观“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早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第九十七回）从《后出师表》不难看出，诸葛亮其所以坚持北伐，主要出于以下考虑：其一蜀汉既以炎汉正统自居，那么就不能偏在西南一隅，只有地处中原，才能名正言顺；其二敌强我弱，我不伐敌，敌必伐我，与其坐而待亡，还不如以攻为守，化被动为主动，兴师北伐，以打乱曹魏步骤，赢得生存的空间与时间；其三不管是兴师北伐，还是置军守边，蜀汉与曹魏的战事都不可避免，都要耗费人力、物力，与其这样，还不如我方取攻势，让敌人疲于奔命。

　　由于诸葛亮把战略目标定得过高，大大超出了蜀汉的实力，而随着政治、军事进程的发展，事实也越来越证明这个目标是不切实际的，然而由于诸葛亮的执着几乎到了不识时务的地步，于是他不仅不愿意修订自己当初定下的战略目标，还以一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拗精神坚持北伐，坚持主动进攻，结果六出祁山，北伐曹魏，在与司马懿的较量中虽稍占上风，但从胜负的基本面来说，却是打了个平手，既未能攻下曹魏一城，也未占得曹魏一地，虽让曹魏在陕西方向疲于奔命，但于曹魏的军事大局却无根本性的动摇，而蜀汉方面却师老兵疲，赋役繁重，使国家的财力、物力不堪其重负，大大削弱了蜀汉的国力，埋下了蜀汉早亡的祸根；而诸葛亮自己则殚精竭虑，过多地耗费了自己的体力、精力，最后带着不尽的遗憾逝世于五丈原。

　　又由于诸葛亮选定的军事接班人是姜维，而姜维其人虽然人品不错，对蜀汉也忠贞不二，但诚如陈寿在本传中所批评的“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在某种程度上他比诸葛亮更加急功近利，急躁冒进，在他主持蜀汉军事时，在北伐曹魏的问题上几乎到了不计成败得失的地步。从延熙十年他升任卫将军开始到蜀汉灭亡，在短短的十五年中，他竟然九伐中原！而每次用兵他几乎打的都是继承“丞相遗志”的旗号。就因为他的“玩众黩旅，明断不周”，以致弄得蜀汉府库空虚，民穷财尽，将无战心，兵无斗志，最终在邓艾、钟会两路伐蜀的兵锋之下土崩瓦解，蜀汉也就成了三国中最早灭亡的一方。

　　其实，对于诸葛亮与姜维的北伐曹魏、复兴汉室之举，在蜀汉的文臣武将之中，许多有识之士早有异议，一些人甚至表示激烈反对，如谯周、张嶷、廖化等，就连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也是反对的，他就曾以辞职闲居来表示对姜维的不满。至于诸葛亮之后的执政大臣蒋琬、费祎，他们在北伐的问题上就比诸葛亮谨慎得多。在他们执政的十六年里，虽未公开地改弦更张，但实际上却有意识地改变了诸葛亮以攻为守之策，采取的是蓄积力量，因时而动的稳固防守之策，费祎还对好战的姜维有意加以约束、限制。

　　当然，以攻为守之策并非不能用。有时实力弱的一方的确可以通过用攻势来化解危机，以扭转战略上的被动，争取战场上的主动，如曹操与袁绍之间的官渡之战，孙、刘联军与曹操之间的赤壁之战。但这种策略仅限于某次战役，而不能用作弱国的基本策略。一个弱国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国，如果在战略上采取攻势的话，那无异于是自掘坟墓！从古今中外的战争史看，似乎还找不到一个弱国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而最终取得胜利的。所以面对强大的曹魏，诸葛亮选择主动进攻，从战略本身说就是错误的。

　　退一万步说，就算面对强大的敌人采取主动进攻的战略可行，那么这种打法显然是一种险中求胜的策略。既是险中求胜，那就不能采取常规的运动战和阵地战，而应出奇制胜：或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乘敌不备，发动袭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或是在某个战役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以泰山压顶的方式，向敌人发动急风暴雨式的进攻。如果象诸葛亮、姜维那样，每次出兵伐魏都是循大路而进，总是先在祁山扎住大寨，然后按部就班地分兵进击，这样用兵，你是准备好了，可也给对手以充分的调动军队、分兵把守的时间，结果双方打的都是有准备、有把握之仗。在这种情况下，主动进攻的时机就失去了，险中求胜的可能性也没有了。那么，这种以攻为守的战略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姜维的九伐中原，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打法。差不多都是先在祁山扎好大寨，待一切部署完毕后，再伺机向魏军发动进攻。结果就在蜀军精心部署期间，魏军也闻风而动，迅疾调动兵马，前进到渭水、汉水扎住大营，然后分兵把守，作好各种防御。这么一来，双方打的实际上是一种阵地战、攻坚战、消耗战，蜀军也就失去了主动进攻的突然性，就算小有胜利，也不足以从整体上打败敌人；一旦军粮不济，就只有退兵休战。

　　还在诸葛亮第一次出兵伐魏时，魏延就曾向诸葛亮献上奇计。他对诸葛亮说：“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楙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走．某却从东面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这本是一条好计，奇兵、正兵并用，肯定可以打曹魏一个措手不及。可孔明却不采用，反而笑着说：“此非万全之策也。汝欺中原无好人物，倘有人进言，于山僻中以兵截杀，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伤锐气，决不可用。”难怪毛氏的评点说：“武侯只是小心，不肯放胆。”魏延见诸葛亮不采纳自己的计策，于是对他循大路进兵的策略提出异议，说：“丞相兵从大路进发，彼必尽起关中之兵，于路迎敌，则旷日持久，何时而得中原？”但诸葛亮早就抱定平稳用兵的思想，仍旧坚持说：“吾从陇西取平坦大路，依法进兵，何忧不胜？”最终还是否定了魏延的奇计（第九十二回）。诸葛亮没有想到他的失策就在于“依法进兵”，不敢用奇兵。古人早就说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一味地死守兵法，是难以打胜仗的。司马懿正是看出了诸葛亮用兵的保守与谨慎，才敢出奇制胜。他曾对先锋张郃说：“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可见司马懿的想法与魏延不谋而合。 　　其实，诸葛亮何尝不知道自己用兵的弱点，然而他的谨慎性格决定了他的不敢用险。就在他一出祁山，误用马谡，弄得全盘被动，为了脱险，他不得不在西城小县唱了一出空城计。事后他对手下解释说：“此人料吾平生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第九十五回）文艺学中有句名言，叫“性格决定命运”，正是诸葛亮谨慎小心的性格决定了他在战术上总是求稳，而不敢行险。这样就使他的战术思想与战略上的冒进思想形成了鲜明反差。面对强大的曹魏，诸葛亮在战略上要行险冒进，以攻为守，打进攻战，可在战术上却谨慎保守，一味求稳，不敢用奇兵、出奇招，这又怎能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怎能从战略上战胜敌人？

　　诸葛亮最后一次兵出祁山时，本在上方谷火烧司马懿父子，差点将其烧死，吓得司马懿胆颤心惊，只得死守不出。可此时的诸葛亮却未能把握战机，主动进逼魏军，而是往西退守五丈原。司马懿一看，就知道诸葛亮失去了积极进取的锐气。他对郭淮说：“孔明若出武功，依山而东，我等皆危矣！若出渭南，西止五丈原，方无事也。”司马懿派人打探蜀军屯兵扎营的情况，果不其然，蜀军屯兵于五丈原。司马懿见到这种情况，不禁大喜过望，知道孔明已无进取之心。（第一百零三回）

　　人们不妨探寻一下诸葛亮何以把战略目标定得那样高，并在关羽荆州之亡、刘备彝陵之败后，蜀汉实力大为削弱的情况下，仍旧不改初志，坚持主动出击，非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呢？关于这一点，人们不妨看看陈寿在本传评语中所说的一段话。陈寿说：“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陈寿在这里给人们提供了心理学上的解释：其一，诸葛亮本有“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的“素志”。所谓“素志”，指的是诸葛亮从年青时起就立下了统一中国，威加海内的雄心与抱负，而且他象屈原一样，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惜“虽九死其尤未悔”；其二，当他六出祁山时，他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因而他要通过自己的奋斗以实现“蹈涉中原，抗衡上国”的大志，以免留下遗憾；其三，他本是山东琅琊人，因逢战乱而避居南阳隆中，此后再未回过山东，作为中原人士，自然不愿久客他乡，如能辅佐刘禅兵进中原，统一中国，成就帝王大业，不仅能实现素志，而且还能衣锦还乡，这该是多么荣耀的事啊。有此三条，自然使诸葛亮对北伐大业情有独钟，誓志生死以之。

　　然而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差距的，诸葛亮虽属智谋明达之士，但据陈寿的评价，他并非通才，而是“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即是说他的治军才能强于他的军事谋略，他的政治才能强于他的军事才能。换句话说，即诸葛亮的才能是有所长也有所短。加上客观上他的对手太强，司马懿不愧为一代人杰，曹魏的实力又过于强大，而自己一方又缺少汉初韩信、春秋时王子城父那样杰出的军事人才，何况蜀汉又地处西南，偏在一隅，土地、人口都有限，战争潜力受到制约。这诸多原因就使诸葛亮难以实现自己的素志，无法凭借自己超人的智慧去抗争外力，最终不仅未能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宏愿，反而壮年早逝，“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留下无穷的遗憾。所以陈寿说：“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所谓“天命有归”，用今天的话说叫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规律，不是个人能改变的，就象曹魏代汉一样，以它的强大最终还将灭蜀，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不管诸葛亮如何“连年动众”，最终还是“未能有克”改变不了蜀弱魏强、蜀汉早亡的命运。 　　客观地说，诸葛亮战略上的轻躁冒进，战术上的谨慎保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蜀汉的早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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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潇湘渔父 于 2010-7-31 12:5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