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亮相”
2022-01-07叙事散文季大相
记忆里的“亮相”
季大相模特儿舞台走秀、影视明星抛头露面……所谓公众人物的亮相,风光无限。但在我的记忆里,有一种“亮相”,却是无人喝彩,舞台上的角色乃是“羞辱”的代名词。“亮相”一词,古来有之,就是将犯了法的人拉到闹市区“示众”,以儆效尤……
记忆里的“亮相”
季大相
模特儿舞台走秀、影视明星抛头露面……所谓公众人物的亮相,风光无限。但在我的记忆里,有一种“亮相”,却是无人喝彩,舞台上的角色乃是“羞辱”的代名词。
“亮相”一词,古来有之,就是将犯了法的人拉到闹市区“示众”,以儆效尤,民间又称之为“游街”。家乡的这种“亮相”,在改革开放后又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1998年才彻底淡出人们的视野。
对于“亮相”,我的记忆脉络呈纹理交错,纠结而清晰,一页一片断,承载着历史的风尘和履痕,成为岁月的咏叹,至今想来,依旧感慨不已。
文革期间,经常在各种场合有“牛鬼蛇神”被揪上舞台“亮相”,接受批斗,甚至生产队的劳动间隙,一些“根正苗红”的人,还会把“地主”等出生成分不好的人揪出来批斗一番,态度恶劣的人,脖颈处被挂上“我是叛徒”、“我是反革命分子”之类的招牌,由红卫兵或民兵押解着四处游行,时闻有人不堪折磨,选择了投河、悬梁等方式了结生命的事件发生,这些真实的人间悲剧故事在特殊的年代里麻木地无情地演绎着。
从大集体年代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法院都是通过公审大会的形式对罪犯进行判决,组织各界群众参会,谓之“万人大会”。同时,有线小广播还进行实时转播,基本上达到人人皆知的效果。上学后,认识了字,经常在县城和乡下街道的大街小巷的墙面上,看到法院张贴的布告,白纸黑字地记载着某某人的年龄、籍贯、所犯罪行、判决刑期等内容,如果名字上面被划个红色的“√”,则表明其是死刑犯。在一些画廊、橱窗里面,也张贴着审判现场、押解犯人、押赴刑场等黑白照片的画面,犯人被五花大绑,身侧站着两名口戴白口罩的武警战士,揪住验明正身的罪犯,威风凛凛,十分羡慕。民间流传一种说法,押解死刑犯和执行枪手,全部是武警战士,军人是外地人,复员回乡,一走了之。如果动用警察,警察都是当地人,容易遭受到打击报复。我长大参军入伍(在武警部队服役)后才得知,武警是内卫部队,执行抓捕、押解、处决犯人,是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如一缕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各种名目繁多的“亮相”批斗会被禁止了,但是,地方上还保留着“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之类的大会,群众称之为“亮相”大会,由政法部门当场宣布批捕人员名单。“依法治乡”大会,主要是针对一些小偷小摸等违法行为,以及一些“刁民”而举办的,当场宣布拘留的拘留、批捕的批捕。尤其是对少数抗缴“村提留乡统筹”和打架斗殴、虐待老人的一般违法人员,在召开大会前几天,就明确专人将其控制起来,这些人虽然大会一结束便会被释放回家,但在数千人的大会上“亮相”,是件丢人、让全家人抬不起头来的丑事。所以,只要提前得到风声,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外出躲避些时日,待“亮相”会后回家,也就平安无事了。基于此,被列入“亮相”人员的名单,在方案实施前是绝对保密的,以免出现托人说情、逃避等意外事件,干扰“亮相”大会的正常议程。
对于在“依法治乡”大会上的人员名单,一律由所在村提供,重点是欠缴税费的人。如此操作,难免会有人被当“替罪羊”拉出去“亮相”。参加过抗美援朝,脾气耿直的父亲就差点被“亮相”。那是1988年秋季,我家种植的几亩杂交水稻,因种子不纯造成严重欠收,一家人的生活口粮都成了问题,自然交不了公粮,便有史以来第一次拖欠了税费。记得那天下午,村里几个干部上门催粮催款,一番交涉后,村干部和父亲达成缓交部分税费,用粮食抵冲部分税费的解决方案。接着,村干部开始动手扒粮,从粮食囤里扒出了10余袋稻,眼看就要见到囤底,却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父亲说:“行了吧!给我们家留点口粮。”一位村干部答道:“再扒两口袋就行了。”闻言,父亲憋闷着的一肚子火倾刻发泄出来,随手从村干部手里夺下舀粮的瓷盆,猛地往地上一扔,吼道:“我看你们再舀,还让不让人活呢……”当年底,乡里要召开“依法治乡”“亮相”大会,要求各村上报“亮相”人员名单,父亲因得罪了那一帮村干部,自然被报复性地列入其中。结果,乡领导在审核名单时,看到了父亲的名单,乡长指着某位村干部说道:“他家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从来没有拖欠过税费,今年情况特殊,又不是抗缴拒缴。人家又是老革命……”父亲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
后来,我从部队复员回乡在乡镇工作,每年都参加“依法治乡”“亮相”会的会场布置等项工作,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亮相”对象,其中,不乏老实巴交的厚道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陈的老农民,儿子蒙冤被判刑,后来真凶落网获释,因不服有关部门的处理,长期上访,家中一贫如洗,什么“村提留乡统筹”等等税费,一年一年地累积拖欠,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亮相”会上的常客。直到一位省领导指示,使他全家得到了一个满意的说法。可惜,事件得到解决后不久,老人就因病去世,一生充满了悲情色彩。
1988年冬的一天,寒风呼啸,抽打得人嘴唇乌紫,手脚僵硬。一大早,我和2名同事就赶到“依法治镇”的会场—镇中学操场,忙碌着布置主席台、会标等事宜,会标是一字一幅的红纸毛笔字,用“大头钉”夹在红布条幅上面,却经受不住风的摧残,很快便脱落。眼看开会的时间将至,无奈,只好找来细铁丝,把字幅一个一个地绑缚在布幅上面,不伦不类,让人忍俊不禁。一位领导抬头看了一眼会标,幽默地说:“今天到底是绑人大会啊!连会标都被绑了起来……”那是召开的最后一次“依法治镇”大会,此后,随着民主法制进程地推进,家乡再没有召开过“依法治镇”大会,那些“不安定”分子,再也不用担心会被押上台“亮相”而惶恐不安了。“亮相”一词渐渐地淡出人们的“口头禅”。
如今,纵观社会现象,“亮相”一词总时不时地被拿出来晒一晒,如某地将卖淫女、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游街“示众”……,这不知历史是前进还是倒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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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大相
模特儿舞台走秀、影视明星抛头露面……所谓公众人物的亮相,风光无限。但在我的记忆里,有一种“亮相”,却是无人喝彩,舞台上的角色乃是“羞辱”的代名词。
“亮相”一词,古来有之,就是将犯了法的人拉到闹市区“示众”,以儆效尤,民间又称之为“游街”。家乡的这种“亮相”,在改革开放后又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1998年才彻底淡出人们的视野。
对于“亮相”,我的记忆脉络呈纹理交错,纠结而清晰,一页一片断,承载着历史的风尘和履痕,成为岁月的咏叹,至今想来,依旧感慨不已。
文革期间,经常在各种场合有“牛鬼蛇神”被揪上舞台“亮相”,接受批斗,甚至生产队的劳动间隙,一些“根正苗红”的人,还会把“地主”等出生成分不好的人揪出来批斗一番,态度恶劣的人,脖颈处被挂上“我是叛徒”、“我是反革命分子”之类的招牌,由红卫兵或民兵押解着四处游行,时闻有人不堪折磨,选择了投河、悬梁等方式了结生命的事件发生,这些真实的人间悲剧故事在特殊的年代里麻木地无情地演绎着。
从大集体年代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法院都是通过公审大会的形式对罪犯进行判决,组织各界群众参会,谓之“万人大会”。同时,有线小广播还进行实时转播,基本上达到人人皆知的效果。上学后,认识了字,经常在县城和乡下街道的大街小巷的墙面上,看到法院张贴的布告,白纸黑字地记载着某某人的年龄、籍贯、所犯罪行、判决刑期等内容,如果名字上面被划个红色的“√”,则表明其是死刑犯。在一些画廊、橱窗里面,也张贴着审判现场、押解犯人、押赴刑场等黑白照片的画面,犯人被五花大绑,身侧站着两名口戴白口罩的武警战士,揪住验明正身的罪犯,威风凛凛,十分羡慕。民间流传一种说法,押解死刑犯和执行枪手,全部是武警战士,军人是外地人,复员回乡,一走了之。如果动用警察,警察都是当地人,容易遭受到打击报复。我长大参军入伍(在武警部队服役)后才得知,武警是内卫部队,执行抓捕、押解、处决犯人,是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如一缕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各种名目繁多的“亮相”批斗会被禁止了,但是,地方上还保留着“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之类的大会,群众称之为“亮相”大会,由政法部门当场宣布批捕人员名单。“依法治乡”大会,主要是针对一些小偷小摸等违法行为,以及一些“刁民”而举办的,当场宣布拘留的拘留、批捕的批捕。尤其是对少数抗缴“村提留乡统筹”和打架斗殴、虐待老人的一般违法人员,在召开大会前几天,就明确专人将其控制起来,这些人虽然大会一结束便会被释放回家,但在数千人的大会上“亮相”,是件丢人、让全家人抬不起头来的丑事。所以,只要提前得到风声,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外出躲避些时日,待“亮相”会后回家,也就平安无事了。基于此,被列入“亮相”人员的名单,在方案实施前是绝对保密的,以免出现托人说情、逃避等意外事件,干扰“亮相”大会的正常议程。
对于在“依法治乡”大会上的人员名单,一律由所在村提供,重点是欠缴税费的人。如此操作,难免会有人被当“替罪羊”拉出去“亮相”。参加过抗美援朝,脾气耿直的父亲就差点被“亮相”。那是1988年秋季,我家种植的几亩杂交水稻,因种子不纯造成严重欠收,一家人的生活口粮都成了问题,自然交不了公粮,便有史以来第一次拖欠了税费。记得那天下午,村里几个干部上门催粮催款,一番交涉后,村干部和父亲达成缓交部分税费,用粮食抵冲部分税费的解决方案。接着,村干部开始动手扒粮,从粮食囤里扒出了10余袋稻,眼看就要见到囤底,却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父亲说:“行了吧!给我们家留点口粮。”一位村干部答道:“再扒两口袋就行了。”闻言,父亲憋闷着的一肚子火倾刻发泄出来,随手从村干部手里夺下舀粮的瓷盆,猛地往地上一扔,吼道:“我看你们再舀,还让不让人活呢……”当年底,乡里要召开“依法治乡”“亮相”大会,要求各村上报“亮相”人员名单,父亲因得罪了那一帮村干部,自然被报复性地列入其中。结果,乡领导在审核名单时,看到了父亲的名单,乡长指着某位村干部说道:“他家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从来没有拖欠过税费,今年情况特殊,又不是抗缴拒缴。人家又是老革命……”父亲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
后来,我从部队复员回乡在乡镇工作,每年都参加“依法治乡”“亮相”会的会场布置等项工作,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亮相”对象,其中,不乏老实巴交的厚道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陈的老农民,儿子蒙冤被判刑,后来真凶落网获释,因不服有关部门的处理,长期上访,家中一贫如洗,什么“村提留乡统筹”等等税费,一年一年地累积拖欠,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亮相”会上的常客。直到一位省领导指示,使他全家得到了一个满意的说法。可惜,事件得到解决后不久,老人就因病去世,一生充满了悲情色彩。
1988年冬的一天,寒风呼啸,抽打得人嘴唇乌紫,手脚僵硬。一大早,我和2名同事就赶到“依法治镇”的会场—镇中学操场,忙碌着布置主席台、会标等事宜,会标是一字一幅的红纸毛笔字,用“大头钉”夹在红布条幅上面,却经受不住风的摧残,很快便脱落。眼看开会的时间将至,无奈,只好找来细铁丝,把字幅一个一个地绑缚在布幅上面,不伦不类,让人忍俊不禁。一位领导抬头看了一眼会标,幽默地说:“今天到底是绑人大会啊!连会标都被绑了起来……”那是召开的最后一次“依法治镇”大会,此后,随着民主法制进程地推进,家乡再没有召开过“依法治镇”大会,那些“不安定”分子,再也不用担心会被押上台“亮相”而惶恐不安了。“亮相”一词渐渐地淡出人们的“口头禅”。
如今,纵观社会现象,“亮相”一词总时不时地被拿出来晒一晒,如某地将卖淫女、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游街“示众”……,这不知历史是前进还是倒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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