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羊被盗的幕后

　　 山羊被盗的幕后
　　
　　明天就要离开宾川农村了。和那些兴高采烈，极度兴奋的返城知青不同，我显得十分平静，甚至还有几分留恋。
　　在农村三年中，我经历了艰辛的劳动，度过了艰苦的生活，享受了自由自在的知青乐趣，更热爱我目前担任的公社专案组工作。因此，家乡招工的时候，虽然生产队第一个就推荐了我，但我毅然把这个名额让给了同伴。直到下关二中点名来要，并且不占招工指标，我才决定离去。现在一切手续均已办妥，只等登车启程了。
　　但我还不想走。有一个案件，需要刚刚从自所营返回的我，马上到深山之中的大尖峰生产队，作最后的调查落实。此行需要翻山越岭，往返数十公里，还要在山上度过一夜，搞不好会误了来接我们的专车。虽然我即将离职，完全可以丢下不管，但工作的责任心和这个案件的特殊性，使我决定在临走前了结此案，来一个完满的收官。
　　那是几天以前，大尖峰生产队来公社报案，他们队上的6只山羊被盗了。6只山羊对一个极度穷困的生产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产。当时正值“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期间，竟有人敢顶风作案，性质恶劣。因此，公社十分重视，认为这不仅是一般的盗窃案件，而是一起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反革命现行活动。决定由专案组组长老杨亲自出马，与我一起调查处理这个案件。
　　我们分析了案情，大尖峰生产队位于坝子东面的老东山中，从大尖峰出山，进入坝区，只有一条小路可走。盗窃者无车可乘，只能赶着羊，要经过好几个村子，必然会有人看到。只要充分发动群众，一定能找到此人。于是，我们马上向各大队专案组，发出了“协查通报”，要求他们立即发动群众，查找这6只山羊和盗羊者。久经阶级斗争考验的群众力量是巨大的，两天以后，罗官营大队来报，昨天，有一个人在路边卖羊。我们立即赶到罗官营，找到了几个买羊的本地农民。他们告诉我们，卖羊人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本地口音，稍瘦，脸色较黑，背一个黄色军用包，像是山里或山脚一带的人。那人似乎不太在乎钱，价值十多元的羊，他5、6元就卖了。更令人奇怪的是，他神色坦然，根本不怕被人发现，毫无普通小偷的遮掩、心虚之情。
　　我们通知大尖峰的人来验羊，看后立即确定，这正是他们丢失的。这样案情已经查清，关键问题是找到犯罪嫌疑人。我和老杨再次进行了研究，认为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盗羊者的基本特征及活动范围，只要沿山脚一带，以及大尖峰到罗官营的路线，逐村查访，就有可能找到盗羊者。
　　我们顶着列日，在尘土飞扬，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上奔走。逢村必进，见人就问。搞得附近几个村子，几乎人人知道，我们是公社专案组，来抓偷羊的。苦苦搜寻了五、六天，除了有人说见到过一个年轻人赶着几只羊路过外，一无所获。这一天一早，来到自所营，连问了几个人，仍无任何进展。这时，我隐约感觉到有一个人老在我们周围转悠。几次想上来和我们搭话，但欲言又止。我上前叫他，他又慌忙走开。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村子时，他拦住了我们，说：“你们给（可）是公社专案组呢？”我们肯定地回答：“是的。”而他紧接着说的一句话，却使我们目瞪口呆，半天合不拢嘴来。他平静地说：“大尖峰的羊是我偷的。”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定睛一看，不是他是谁，和罗官营村民描述的一模一样，连那个黄色的军用挎包都还挂在身上。惭愧的是一心要抓盗羊者的我们，人明明就在我们身边，却看不出来，还要他自己自报家门！
　　更令我们疑惑不解的是，我们根本没有抓住他，甚至连怀疑都没有疑到他头上，他为什么要自己承认呢？
　　“我是故意偷了羊，故意让你们来抓我的。”这句话无疑又是一颗重磅炸弹，炸得我们晕头转向。世上哪有这样的小偷，故意偷了东西让人抓，莫非是有神精病，还是活不耐烦。但看他精神非常正常，神态平静自然。既没有神精病，又不是那种要死要活的种。
　　“你为什么要偷羊呢？”老杨急切地问。
　　“大尖峰生产队欠我家一万多斤粮，四、五年了，要了好多回，他们就是不还。”
　　“什么！生产队欠你家一万多斤粮，咋个（怎么）可能？”老杨叫了起来。
　　老杨的话是有道理的。大尖峰是东风公社有名的穷队，全队几十口人，全年粮产量不过几万斤，要靠吃国家返销粮才能度日。就是在宾川最富裕的地方，也没有哪家人能拿出一万多斤余粮借人。这个小伙子一家人去哪里拿一万多斤粮食借给生产队。
　　“如果生产队真欠你一万多斤粮，我不但不追究你偷羊的责任，还要帮你要回粮食。否则，不但偷羊要严惩，还要罪上加罪。”情急之下的老杨乱了方寸，说了句不符合其身份的话。
　　那小伙子非常机灵，也许他早就等着这句话，打蛇随棍上，立即说：“你说话算数，不许反悔。”
　　我赶快插上去说：“不要急，你把事情从头到尾慢慢说清楚。”
　　于是他对我们讲述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叫黄文华（化名），家原住老东山上，属于大尖峰生产队。在三年困难时期，和全国一样，经历了极其艰苦的生活。1962年，开始实行“三自一包”。他一家五口，劳动力较多，又能吃苦耐劳，便在山上开垦了大片荒地，生产了许多粮食，不仅解决了全家的温饱，还有大量余粮。谁知几年以后，“三自一包”受到批判，他家开出的荒地被队上收了回去，又回到吃“大锅饭”的状态。生产急剧下降，生产队连公余粮都交不出来。于是队上连骗带强迫，向他家借了一万多斤粮食上交。后来，连他家粮食也不够吃了。他们多次向生产队要回自己借出的粮食，这时生产队自己都要吃返销粮，哪有粮食还他。他家一气之下，搬到自所营居住。以后几年，年年回去要债，生产队无粮可还，置之不理。向大队反映，大队也无可奈何，只是一再敷衍。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铤而走险，偷了生产队的羊，贱价出售，以引起公社的注意，主动找他，帮他要回借出的粮食。因此才出现了偷羊、卖羊、主动找上门来的一系列事件。这时，我也才明白，为什么他卖羊时那么神态自若，为什么见我们来查找不但不躲，反而主动找我们，并坦然承认。至于刚见我们的若隐若现，欲言又止，那不过是一个小老百姓事到临头，还有些犹豫矛盾罢了。
　　说完，他还拿出一张皱巴巴，已经微微发黄的，有大尖峰生产队队长和会计亲笔签名的借据。
　　见到借据，老杨傻眼了。他发现抓到偷羊者，事情不但没有了结，反而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麻烦。如果事情是真的，自己刚才的那番表态，无疑使自己处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不但不能治黄文华的罪，还要去帮他讨债。
　　但他仍不相信黄文华说的是真的，他怎么也想象不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能借得出一万多斤粮食。我也不相信，我所在的生产队，经济、自然条件在宾川属于中等偏上，比大尖峰强得多。我们知青集体户11个人，个个是强劳动力，除了街天，几乎天天出工，每天出三次工，晚上还要去守夜。年终分红，每人不过分到几十元。粮食由于工分多，分的比别人多些，但食量大，也只够勉强糊口。不要说借一万斤粮，连一百斤也借不出来。我更不相信，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刘少奇“三自一包”会有这么大的魔力，使一个穷得“生钉子”的地方变得如此富裕。但黄的整个叙述似乎又合情合理，还有那张可能为真的借据。我疑惑了。
　　我们和自所营的生产队长一起，来到黄文华家。告诉他们，这事我们还要进一步查实，让他等候处理。临走前，黄文华还不依不饶地说：“随你们咋个（怎么）去查，反正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说话算话。”
　　怀着复杂的心情，我和老杨回到公社。显然，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到大尖峰去，查实生产队是否欠黄家一万多斤粮食。由于老杨下午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不能前往，而我又有要彻底查清此案的强烈愿望，于是不顾第二天要走，也不顾山高路远，毅然前往。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跋涉，带着一身臭汗，傍晚时分，我到达了大尖峰。一进村，我就被村里的破败景象惊住了。这原本是一个美丽的小山村，群山环抱，绿树环绕。可是眼前，一间间破旧的茅草房东倒西歪地散落其间。田里的庄稼耷拉着脸，萎靡不振。周围的林木被砍伐殆尽，像一个病如膏肓的瘌痢头。顾不得休息，我立即找到生产队队长和会计，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问了这件事。我原以为生产队会一口否认，愤怒地指责黄文华胡说八道。谁知他们却非常爽快地承认，确有其事。并拿出当年的账簿，上面时间、地点、经手人，粮食种类、数量记得清清楚楚。
　　队长无奈地说：“他是来要过好几次，但现在队上这个情况，我们不是不想还，是实在还不出来呀！”
　　会计说：“即使这样，也不能偷我们的羊啊。公社一定要为我们做主，把羊还给我们。”
　　“当年他一家人怎么能生产那么多粮食？”我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队长脸上出现了一种难以捉摸的神情，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喃喃地说了句：“当时，别家也有。”
　　“什么？别家也有！”这下轮到我吃惊了。
　　队长默默点了点头。
　　晚饭，队里用几乎发霉的苞谷面和几片无油无盐的萝卜招待我。夜间，我在一间摇摇欲坠的破房里，盖着一床又短又窄，伸直了露脚，屈起来露背的被子，闻着令人作呕的臭味，忍受着臭虫、虱子的叮咬，熬过了难眠的一夜。亲身体验到了这里的贫穷。
　　清晨，我站在老东山的山头上，看着宾川美丽富饶的大地，看看大尖峰破败的房屋，荒芜的土地，令人触目惊心的生态，想想当地农民贫困的生活，我的心头滴出了殷红的鲜血。我原本平静的心情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到农村三年了，我们和当地农民一起，战天斗地，付出了艰辛劳动，流淌无尽的汗水，农村的面貌却没有丝毫改变。生活水平没有一点点的提高。
　　可是黄文华家和大尖峰的农民却能在两、三年内，实现富足。“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推行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竟成了农民摆脱贫困的灵丹妙药。而我们坚信不疑，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反修防修”，“走社会主义道路”，带来的却是贫穷与落后。多年来坚持的信仰被活生生的事实所颠覆，使我彷徨而无所适从。
　　回到公社，向老杨如实汇报了情况，老杨的脸色变了。他万万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收拾行装，向县城赶去。至于这事怎么处理，我实在拿不出办法。这个烫手的山芋，只能丢给老杨了。
　　坐在来接我们的专车上，看着兴高采烈，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同伴，我不禁想到，为什么许多知青身强力壮，勤奋劳动，竟不能养活自己？为什么知青的到来，不能改变农村的面貌？为什么知青要费尽心机，争先恐后地离开农村？
　　静下心来，细细回想。这些年来，一直忙于搞阶级斗争。“清队”、“一打三反”、“深挖‘5.16’”，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经常停产开大会，晚上开到半夜更是家常便饭。许多人离开生产岗位，参加工作队、宣传队、专案组。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时间、精力。目前实行的大寨评工计分法，表面上每月评一次，实际上评上去，就评不下来，因为谁也不愿得罪人。结果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农民有什么积极性。许多人出工不出力，“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产量如何上来？集体的大田是队里最肥最好的土地，自留地则是田边地角的贫瘠之地，但自留地的单产却是大田的几倍。如果大田都能像自留地那样精耕细作，何愁粮食不足，何愁生活不富。然而，“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大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凡事先讲政治，大批“唯生产力论”，连正常的农产品交易、经济往来，都被当作“投机倒把”行为，严加打击。正是这一系列的政策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盗羊事件的调查，使我的思路豁然开朗。
　　这时，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如果政策不变，农村将永远落后，农民将永远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