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吊在火炉上的核桃（《天坛的核桃树》全文）

吊在火炉上的核桃 ·阿贝尔 　　在北京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要写北京。北京不是我的文字所能驾驭的。再说按照我的套路，得是“被瓦解的什么什么的北京”。这可了得，北京是一个作家的文字可以瓦解的吗？北京是可以同“瓦解”两个字搭配的吗？江南可以瓦解，南京可以瓦解，因为它们是地域地名，且只是地域地名，而北京不是，北京是被抽象了的我们祖国的终极象征。 　　没有文字冲动起来纠缠北京的细节，我便又过起庸常的日子。买菜，煮饭，拖地，上网，做爱……写作是间歇性的，对名利的感觉和意识也是间歇性的，日常才是永远——睡觉，失眠，说梦话，起床，为女儿准备早餐或者零钱，跟老婆争吵然后亲热，在耳麦里听一字不懂的英文歌……10号到家，美美地睡了一觉，过滤了北京和火车上的极限疲倦。接傅菲电话，谈到当下散文和北京。傅菲是诚实的，他不急于向前，而是潜心向下，根扎得深稳。古典诗意在浸润了他的血肉和骨头之后，结晶成了他的文学情结。这情结里有自我教化的因素，也有天人合一的情怀。11号，端阳，吃粽子，也吃从王府井买回的全聚德烤鸭，但吃得特难过，没有相应配套的技术支持（刀、刀工、烤箱、适宜甜酱和大葱的胃口），弄成了干煸板鸭，可谓暴殄天物。看老婆灿烂的笑脸，日常显摆出它的纯真。写作算什么？风从河岸上吹来，花枝、树枝、灌木丛、香草一起摇曳，染绿了眼球。写作被日常闲置，像一枚吊在火炉竹篓里的核桃（夏天，火炉早已闲置）。 　　北京是梦。小时候唱“我爱北京天安门”（还有“北京有个金太阳”、“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这个梦就开始了。去北京是梦，去过北京还是梦。下火车，看见水泥通道、维修通道的民工、流浪的吉他手、吆喝的公交车，才发现这梦还是在人间。见到久别的朋友，才发现梦中人原来也是世中人。静下来细想，北京不就是华北平原和燕山之间的一座城市，论历史，远不及西安、南京、成都什么的，唐时还只是个类似边地的幽州（我们蜀人陈子昂不是有《登幽州台怀古》？），蒙古元建都后，才风光起来；明迁都过来，才光芒四射；满族人入关，才被做成艺术。老实说，我们把北京当成梦，是源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从天安门城楼上下来，就一直住在北京（死了之后也不离开）。毛主席是我们当年的梦。我要说，要是毛主席不住在北京，北京就不会成为我们的梦。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住在拉萨或者台北，拉萨和台北肯定就是我们的梦了。除去我们和我们之前的几代人，还有把北京当成梦想之地的吗？ 　　从北京回来，把在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录的像拿给10岁的女儿看，女儿摆摆手拒绝了。“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街道、房子和人！”口气是不屑的。她宁愿听周杰伦和S·H·E。她甚至认为我给她看录象是为了显摆，显摆我到过北京。北京不只是我个人的梦，也是很多人的梦，好几代人的梦（纯真的政治情怀之梦），包括我的父辈。能够圆梦的是极少数，大多数人至死也没能去到北京。现在的孩子，没有再把北京当梦的了，要么乘火车飞机去北京非常方便，去了，看了，真没有什么特别的（即使有什么特别的，小孩子又知道什么？）；要么不去也罢，去别处也罢，现在的孩子梦不在“别处”，不在情结（或许根本就没有情结），而在个人感官。吃喝玩乐。贪婪的物欲，无极限的娱乐和自由的身体。 　　副热带高气压带北移涪江河谷。没有唯宝的《窗外》，只有我的窗外的静默的花椒树和正在发育的花椒。北京依稀，天坛、故宫、天安门、王府井、东单西单、白纸坊桥、北海、农展路、东土城路、现代文学馆、鲁豫饭店、保利大厦淡远。书桌下一双脱光的脚，残留着北京的水泥的高温，算是对梦乡的记忆。回到《唯美的裸睡》，在我摘得的时间差里，向着黄金沉沦。一部书稿，25万字，在我的钝刀下，落马7万。具像的北京依稀淡远，但我如此残酷地梳理自己的文字却又是为了北京的暗示。北京是我写作的福地。1999年，北京发表了我的第一段文字。2003年，北京登载了我的照片。我墙内开花墙外香，最重要的墙外就是北京。我斗胆（我们四川话叫麻起胆子）说我爱北京，不是追梦，不是攀附，是感恩。 　　天坛不能代表北京。古柏，今槐，核桃树，石牌坊，石螭，草地，这些皇家园林的细节，不是北京独有的。故宫、故宫的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王府井才是北京的代表。北京是一只山羊，故宫很可能就是它的基因库，而故宫内涵外延的一切决定了山羊的性状。6月4日晚上9点半，从农展路打车去天安门。一个伟大的长久的梦想就要展现，我怀疑我的习惯了涪江河谷的眼睛是否能够承受，我的习惯了后山、石板路、樱桃树、石墙、木瓦屋的身体是否能够接受，至于我的那颗封闭、胆怯、愚拙的心，我是顾不得了。东三环，东郊民巷，东二环，东长安街。活物一样的霓虹灯，美丽到糜烂的夜色。天安门呈现了。我的天。凝视，扫视，再凝视。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历史博物馆。神圣感，有一点吧，不承认是不客观的。但思绪的涟漪荡起，覆盖了刹拉的神圣。神圣感没有问题，是对绝对的梦想的敬畏，是对不朽的存在的敬畏。车过天安门，左转，在人民大会堂右侧停下。奔走在天安门广场，我的思绪还真是涟漪。细碎，绵密，滴滴答答。像故宫老檐下的梅雨。脑海里没有历史事件折腾（与故宫、天安门、天安门广场有关的历史事件），只有巨大的空洞。“清场了，清场了……”警察在喊，警车开过。风筝飘飘，在略显昏暗的灯光里，在一个国家最中心的夜色衬托下，无言地美丽。情人相挽相拥，散发出微弱地冲动，把生命和青春的优美呈现在微微有些暧昧的空气里。纪念碑耸立在那里。南面不远处就是毛主席纪念堂，毛主席就睡在里面的水晶棺里。我想知道，要是毛主席知道了今天的一切，会如何看待？清场了。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天安门广场，在人民大会堂前面踯躅。小商贩拉扯着我，要我买像章。有外国人（而且是年轻漂亮的女子）席地而坐而睡，表情是那么安逸，身体是那么开放。警察最后撤离，一街之隔的天安门广场空无一人，像一幅巨幅图案，又像一块巨型遗址，在渐渐加深的夜晚，接受着像我一样的无数的外乡人的注目与敬意——但又有多少像我一样是带着形而上的梦想的呢？ 　　从胡家坝出发，沿涪江河谷向北，经过幸福院所在的冲积带，进拱桥沟，爬麻子地，或者上桂香楼梁子，经雷家山，过张家界，穿箭豁垭（传说我的先祖土司王玺，以铧为箭，以扁担为弓，在一个黎明前的黑暗里——还考虑到了北京和四川的时差——射杀明英宗时候射出的山垭），再上马家，上磨刀梁，上两红岩，过野猪林，最终上到与摩天岭比邻的海拔3322米的药地坪。大人上药地坪，是为了药材、胡萝卜和莲花白。我上药地坪是为了看北京。“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在哪里？”唱歌前，我总要问民兵排长胡玉培。“北京在药地坪背后，在药地坪，望得见北京，听得见北京的鸡叫。”胡玉培说话严肃，他跨过鸭绿江。 　　在天坛看见核桃树，就非常的兴奋，心想那些核桃树是岷山核桃树的遗种。一模一样啊，那干，那皮，那皱裂的伤口，那枝桠，叶子，叶子的弧度与色泽，那气质……核桃树让神秘的天坛有了民间的气息，有了我的家乡的气息。1432年冬，龙州土司王玺带各寨番牌进京朝贡（清道光版《龙安府志》）。冬天，正是核桃储存的时候，王玺在带去沙金、药材的同时，一定也带去了核桃。宣宗和他的爱妃尝过之后，觉得口感味道都是一流，便叫人种了些天坛。几代之后，流传至今。这只是猜测与想象，但很可能也是事实。1406年，知州薛忠义带土民造运皇木1088根进京（清同治版《薛氏宗谱》）。这些木头，无疑都成了故宫的某些部件。这些木头，当初很可能就生长在我时常路过的楠木园或箭豁垭。平武与北京的关联，从我血缘上游的土司开始，从政治开始，从核桃、沙金、药材和木头开始，到今天的艺术姻缘，是一种类似幻想但又不乏考古细节的跨越。在这个跨越中，时间造化的元素起了决定作用。 　　我最终没能在药地坪看见北京，倒是听见过鸡叫，但绝对不是北京的鸡叫，而只是雪山的蓝马鸡叫。药地坪背后是擂鼓顶，擂鼓顶背后是龙池岭，龙池岭背后是摩天岭，摩天岭背后是甘肃，甘肃距离北京有好几个省份。没能望见北京，倒是看见了飞机残骸，架在长满苔藓和葛藤的老树上，已经面目全非。碎片大多为腐殖土和时间掩埋，偶有露在外面的，也都为铁锈铜锈腐蚀。多年之后从地方史料上得知，我看见的飞机是1938年11月15日上午9时坠毁的前苏联援华运输机，由重庆飞往兰州，运送援华空军回国轮换，除2名机舱尾部的机枪手幸存外，其余22人都葬身在了我误以为可以听见北京鸡叫的药地坪。药地坪离北京到底有多远？地理告诉我，药地坪和北京隔着河北、山西、陕西三个省和甘肃的一只脚，两千公里的铁路距离和160公里的公路距离。我的先祖的进京路线差不多也是今天我走的路线——出涪水，到江油，北转剑门，过利州，翻秦岭，途径渭河平原，出潼关，过黄河，穿越华北平原——坐轿或骑马——皇恩荡荡，幸福融化了艰辛，喜悦拂去了尘土，我的先祖实现了他一生终极的梦想——他的梦想，与我的北京情结有着某种本质的相似。两个基因，血脉的和社会的。 　　北京有充足的阳光。在复兴路，在西单，在天坛和故宫，在王府井……在的士里，在公交车上，在地铁。沉默，是与阳光和谐的气氛。外地人和北京人（老北京已经非常稀有）。忧郁的表情，空洞的眼睛，内心遮蔽在时尚的衣裙和汗迹的肌肤里，或者死于速度。雍和宫，安定门，鼓楼大街，西直门，公主庄，阜成门，复兴门，转2号线，木樨地，军博……阳光里的风，理性，却辨不清方向。树阴下的风带走些许汗液，我的肌肤在伟大的街道感觉到瞬息的凉爽。沉默，步行在被水泥和历史抽象的华北平原。窒息，来自故宫的余味和太阳核子的辐射。同道一个个返回故乡，抛下我和献平。他们是鱼，离不开南方的湖泊和水藻。在西单，一个蓬头但非垢面的吉他手把歌唱灌满过街通道。“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阳光在他头上的街面燃烧，被飞跑的汽车撕破，他却隐藏在自己内心的黑暗里，用艺术的感染力骗取我们肮脏的零钞。歌唱唤起了我的青春记忆，而我的青春就像他的地下歌声，再不可能铺张。西单，地下，歌唱，青春记忆，也都是沉默，密度饱和的沉默，比地面的沉默放肆、成熟。 　　我已经很成熟了。血脉，年龄。2004年5月11日，2005年4月28日和6月2日，我三次背着旅行包从家里出走，两道门在身后碰响，金属的声音让我毛骨悚然。县政府的大门永远都是半掩的，看门的老邓永远都是红光满面。政府街，梧桐树，小店铺里传出的麻将声，麻辣串飘来的五香，德民诊所美丽绝伦的女药剂师的身影……我的多么熟悉的世界。阳光明媚，或者淫雨霏霏。三轮车飞驰，我的世界晃过。绵阳成都，飞机火车，上海杭州，南京北京……我两次去到江南（被瓦解的美丽的江南，被瓦解的意象主义的江南），一次经过华北去到北京（身体梦想的北京）。我的成熟来自江南与华北，但不是2004和2005的江南与华北，而是北宋的华北和南宋的江南。我的先祖王行俭，宋宁宗时授龙州判官，从扬州远道而来，理宗时又赐世袭龙州三寨长官司，注定了我的到来一定是在岷山丛中的边缘番地。这之前，先祖的先祖王佑则是河北大名府人，为北宋兵部侍郎，苏东坡为其子王旦写有《三槐堂铭》。这样的一棵槐，从北到南，再展转到西，杂取了各地土壤中的矿物质，吸收了多种气候带的阳光雨露。成熟是时空的馈赠。573年前王玺的进京，已经是对槐的成熟的照应。 　　我是游离于这棵巨槐之外的小槐，就像我在秦岭看见的开着小白花的灌木。或者，我早已不再是槐，而成了苦楝。我的旅行也不是对血脉的寻找和回归，而仅仅是我个体的偶然的行走。所见所闻所感，被瓦解的美丽的意象主义的沉默的风景，都只是我个体生命的解释与吸纳。倘若有什么神秘的血脉元素在预先召唤，那不过是我血液里诗歌分子的作用。 　　再见了，北京！雷雨洗练了秩序，时间纠正了神话，我的迟到的造访不再是精神的膜拜，而只是纯粹的旅行。在北海，在文学馆，在东土城路，甚至在朝内大街，我都没有身在北京的感觉。只有在复兴路，在木樨地，在东单西单，在王府井，在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我才会感觉身在北京。回到白纸坊桥，我就感觉已经离开了北京。 　　献平还留在北京，跟他爱的黄金在一起。我到了郑州，他把短信发到我的手机上——要与冯秋子见面。献平和我都喜欢秋子。“我跳舞，因为我悲伤”。今天，6月20日，北京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8度，河北部分地区将达到41度。已回到河北老家的献平，将经历不可想象（对于一直居住在岷山丛中的我）的高温。我不知道，他离开北京，是不是也是从离开长安街、离开天安门开始的。我的窗外是呼啦的凉爽的风，是颤栗的花椒树的枝条和串串正在发育的青花椒。献平把短信发到花椒树下，没有提说我担忧的高温（参军后他一直住在酒泉，不知他的身体适应怎样的气温——烈日、干燥、风沙肯定改造了他身体某些部件的性能），只是说手机的信号时有时无，有空多去外围转转。外围，你知道吗？一个诗人的眼睛总是传达着他的灵魂，些许的忧郁都是致命的。 　　　　　　　　　　　　　　　　　　（2005.6.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