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疼痛的南京

疼痛的南京
　　 一
　　我拖着沉重的病躯第一次深入到南京的腹地，那一天，是2004年8月11日的上午，地点是有着112年历史的南京鼓楼医院。这之前，我与南京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敬畏的距离，它的街道，它的法国梧桐飘落的叶子，明长城、中华门、乌衣巷，长江大桥，它的六朝故都的历史烟尘，于我仅为一些浮光掠影的符号，或符号之外的一些象征。我是带着疼痛来的，疼痛使我不安，令妻子揪心，当我穿过草场门、集庆门以及很多条我叫不上名字的街道，捂着疼痛的部位从车子里下来，我感觉整个南京在和我一起疼痛。 　　在单位的医院里我已连续吊了一周的水，这一周，我没有停止工作，我的病情也没有丝毫的减轻。我和医生一直都在怀疑是胆囊炎复发，药也是这样用的，直到8月10日的上午再到单位医院的时候，医生看着我突然问道，你的脸怎么黄了，眼珠更是黄的怕人，然后他就问我是否有黄疸肝炎的病史。我茫然地摇头，医生就严肃起来，他说你必须立即转院，尽快得到确诊，限于条件，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当天晚上，妻一直显得不安，我躺在她的身边，她微弱的叹息仍时不时传进我的耳朵。我想安慰她几句，可最终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们的手在黑暗里互相握着，我感觉她手指在8月盛夏里的冰凉和颤抖。我动情地将她搂在怀里，我想以此来减轻她的恐惧和不安。后来她就不动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疼痛像一根弹簧在我的躯体里不停地伸缩，黑暗盈满了整个房间，只有空调器米粒大的绿色亮点还在发光。其实我躺在那里是个痛苦的姿势，我想坐起来，但怕惊扰她的睡眠，我很小心地将胳膊从她的颈下抽出来，她还是动了，她翻转一下身体，深沉的叹息一声，那一声叹息带着破风之声，暗器一样击穿我的耳膜，久久疼痛在我的每一处关节里。原来她一直都没睡。我说，你睡吧，我就靠一会儿，这样好受一些。她任由我坐起来，但她的手一直不离开我，像害怕我忽然离她而去似的。
　　
　　 二
　　我们挂了急诊，并且按照我既定的怀疑挂了消化科的专家门诊，到现在我仍然固执地认为我是胆囊上出了问题。在一楼的化验处，我被抽了血，留了小便便样，然后开始等电梯。专家门诊在六楼。专家门诊其实只有一个人，一个中年男人。他的头发蜷曲而稀疏，他眼镜片的圈数像螺旋一样顿时将我的心拧紧了，因为他在抽烟。在一个明令禁止抽烟的地方他在抽烟。他的这个举止立即让我对他的水平和医德产生了疑问。我惶惑地坐下来，他的厚镜片中间的那个圆点开始瞄准我。他翻开我的眼皮，命令似的叫我伸出舌头，然后开始问我的既往病史以及近几天的身体状况，我就说出了胆囊炎的老毛病。他拿起笔在一张单子上写了些什么，交给我说，你先做个B超检查检查，我初步判断你是阻黄。我坐在六楼的大厅里排队等待检查，这里也和一楼的大厅一样，人满为患，混杂着人群的汗臭味。各色的衣衫、口音代表着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阶层的人群，人们聚集在这里，因为各种各样的不幸聚集在这里，带着相同的希望聚集在这里。整个大厅是热闹的，也是压抑的，是浮躁的，也是沉静的。不时有几个小女孩在大厅里发广告、报纸，我瞄了一眼，多是庄严宣布某种药品已经将癌症彻底征服的骇人听闻的大标题，接下来就是一些被金钱收买了的群众昧着良心的假话。妻也只瞄了一眼，便将那些垃圾似的纸张扔进废物箱里去了。 　　前面的疼痛稍有缓和，后背上的酸胀和刺痛像堤坝下的管涌一样渗透而来，如芒刺在背，似有几百只疯蚂蚁在我的肉里面蚕食，我不由得皱紧了眉头。妻发现了我神色变异，拳头在我的背上轻轻捶打着问我，后背也开始痛了？我点了点头，故做轻松地说，没事，我能坚持。一个小时以后，我终于听见了护士叫我的名字了。我取下手机、钥匙，以及其它有可能成为累赘的东西交给妻子，进了B超室。这里一字排开共3台机器，我在2号。我进去的时候床上躺着一位中年妇女正在接受检查。因为是夏天，衣衫单薄，再加上有些本不该暴露的地方裸了出来，医生示意我转过去回避一下。我坐在隔帘这边的椅子上，我将后背用力向椅子背上挤压，试图减轻一些痛苦。但我知道，这样的努力几乎是徒劳的，我自己的病痛我比谁都清楚。等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医生让我解开了上衣的扣子，皮带也解开。她是一个中年妇女，白大褂洗得很干净，她在侧身往我肚皮上滴润滑剂的时候，我甚至闻到她衣服上阳光的味道。我在她的指挥下左侧身、右侧身，吸气、呼气，屏住呼吸用空气撑起原本饥饿的肚肠。我感觉她手中的探头带着丝丝的凉气蛇一样在我的肚腹、两肋、腰眼处游弋。好几分钟她都没说话，我的眼睛的余光不由自主地斜向电脑屏幕，许多的黑点、白点，密密麻麻，黑色的窟窿在屏幕上旋转，我什么也看不懂，但是我很想看，因为那些黑点、白点和窟窿是我腹腔里的东西，那些东西如果不是借助眼前的这台机器，我一生都无法真切地看到。 　　咦，奇怪，我怎么看不见呢？她开始小声的自言自语的说话。然后她又让我侧身。我不知道她想看见什么东西，更无法了解她检查的方向和要达到的目的，但我却预感到了不妙。随后她站起身对我说，你等一下，我请陈医生过来看看。一个年轻的男医生过来了，他坐在了仪器前，开始重复着刚才的检查，几分钟后，他对女医生说，就这样吧，我们只能做到这样，可以下结论。我的心紧缩一下，我不知道他说的结论是什么。女医生没说话，显然她是一个极端负责而又极具探索精神的好医生。陈医生走后，她又默默地给我重新检查一遍，然后轻生叹息着摇摇头，递给我几张卫生纸。我一边穿衣服，一边看她写报告，她说，你的胰腺我看不清楚，我有一个怀疑。见我在注视着她，也可能她看出了我的紧张和不安，她放缓了声音说，结论暂时不能下，因为我看不见，那里是一团雾，我怀疑那是肿瘤。如果你相信我，两天以后你再来找我，直接来，我重新给你做。我已完全慌乱地木在那儿，恐惧像潮水一样从我的内脏里汹涌而来，心里的第一念头就是：该来的终于来了！我拿着那张没有结论的检查报告出了门，妻迎过来，她看见我的额头围绕着一层细密的汗珠。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古怪极了，慌乱极了，尽管只是一个怀疑的结论，但一般情况下医生是不敢随便说话的。我们重新回到专家门诊，专家仍旧在抽烟。我将报告递给他，并将检查的情况简单告诉了他，但我没说肿瘤的事。我说我得回去，等两天再来做检查。他似乎很生气，说，扯淡，你这个样子还敢乱跑啊，你知道你有多严重吗？你现在就去问她（女医生），胆总管是不是扩张了，我就要这个结论，其他的不要。我只得回去，敲开了检查室的门，女医生一看是我，问我还有什么事。我说专家让我问你，我的胆总管是不是扩张了，他想知道。她十分肯定地点头道，当然，扩张了，扩张得很厉害，我想知道是什么让它扩张了，如果是石头，我怎么没发现呢？所以你还要重新做检查。我将情况告诉专家，专家开始在我的病历上很潦草地写字。写完病历又在另外一张单子上写，然后他说，你必须立即住院接受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三
　　我住进了鼓楼医院6号楼一楼，肝炎科，这里是传染病区。我的床位号是21。我去的时候里面已住了两人，看来病房并非特别紧张，可我纳闷为什么楼道内也住满了人，而里面还空着床。我进去的时候护士正在从上到下的换床单、被罩，淡淡的来苏水味，床单、被罩那雪白的颜色和红润的鼓楼医院标志异常醒目和清爽，我感到一丝洁净的气氛和有序的安排，立即对这家医院产生了好感。同我一个病室的还有一个少年和一位头发灰白稀疏的老者。老者清瘦而高，他冲我微笑一下算是招呼。少年躺在床上由一个中年的男人陪护（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父子俩，来自江阴），他们没有和我说话。我并没有感到奇怪，因为我们是不认识的陌生人，更何况医院里人来人往，不断地有人进来，不断有人出院，见得多了，便生出许多漠然和麻木。 　　病房的条件很好，有空调、有独立卫生间，有淋浴，设施很齐全，关键是它的清洁和宁静。窗外的广玉兰浓厚的叶子几乎伸进了窗子，这样的一树浓荫，遮蔽着安静的阳台，这里分明是一间极好的书房了。 　　也许是心情愉悦的原因，我的疼痛忽然就减轻了许多。我半躺下来，妻刚收拾完属于我们的床头柜，护士进来了，她通知我们到结算科先交押金。我们钱带的不多，就先预交了1500元。等缴费的单子回来不久，一帮年轻的小护士拿着几大瓶水就进来了，她们分工非常明确，量血压，测血糖，填写输液本，往我床头上方贴我的名字，拿着橡皮筋绑扎我的胳膊找血管。我从来没被这么多年轻女孩围绕过，她们青春靓丽的气息几乎将我融化。 　　血压80—110，正常！ 　　血糖32，32！！！？

　　测血糖女孩的声音明显带着惊异。然后她转身出了病房，不一会儿，一个大男孩似的医生走进来问我，你有糖尿病吗？我说没有。他又问我，你以前测过血糖吗？我想了想说，去年年底单位职工体检查过一次，当时只说我血糖有点高。是多少？他问得很严肃。我说，大概是9吧，我没当回事。是空腹测的吗？我说是。空腹测量超过7就可以断定为糖尿病，从今天开始你要按时注射胰岛素，一天3次，每次6个单位，具体看情况再定。 　　医生、护士都离开了，我看见妻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我问怎么了。她先不说话，继而很沮丧地说，这个病还没完全确定，又多了个糖尿病，你现在浑身是病了。这时，那个清瘦的老者插话道，我也有糖尿病，没事，饮食注意一点就行。妻听了这话，稍微平静了一点。我问老者，你是什么病住进来的？他笑了笑说，我是肝癌。老人的话语声音并不大，可是，我却被这句话深深地震撼了。贪生是一切有知觉的生命的本能，我第一次面对着一个真实的、可以笑谈生死的人。如果不是亲耳听见，我一定会以为这是电影、电视里演员们扮演的病人的豪言壮语。我对老人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个小护士端着小盘子进来给老人测血糖，测完以后立即责怪道，你今天又超了，你又偷吃东西了吧？我没有，我没偷吃，你问问他们，谁看见我偷吃了？老人笑着狡辩的神情颇像个孩子。其实我一进来就看见他在吃一只桃子，但我们都不忍揭穿他。临床的父子俩也笑了，这等于默认老人偷吃了东西。小护士娇嗔地喊来了管床护士。管床护士的嗓门大，刚一进门就嚷嚷道，老爷子，你又偷吃什么了，老实交代，你答应过我的，你怎么还偷吃，我得罚你！老人无可奈何地笑道，我就吃了一点点，我饿怎么办呢，我不想饿死啊！求求你我下次不敢了！大家都就原谅了他。病房的气氛也因此轻松了许多。后来通过几天的交往得知，老人姓梁，原是广州某大学的国际关系学专业的教授，享受国务院津贴，现已退休。他的两个女儿都是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其中一个现在在英国的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他的老爱人也是教授，曾担任过大学学生处处长。梁老不仅偷吃东西，还偷吃香烟。有一天晚上我忽然闻到了香烟的气息，我四处张望了片刻，发现梁老正坐在小椅子上一边看报纸一边抽烟。我小声地叫他，老爷子，老爷子，你还抽烟啊？他见我在喊他，煞有介事地向门的方向望了望说，别声张，要不她们又要批判我。我和妻一起笑了起来。然后梁老走过来递给我一支说，你也抽，不然太寂寞了，没意思。梁老看出我妻有制止我的意思，马上打圆场说，可别把他憋坏了，不值得的，要想得开。于是我就很愉快地点燃了香烟。梁老的豁达和开阔，以及他对病痛、对生命的态度给我许多启发。人生有太多的苦难和不幸，愁苦是一辈子，快乐也是一辈子，与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快乐一些呢？惟有善待自己，珍惜自己，才是真正善待和珍惜那些关心你的人，爱你的人，将原本严肃的生命旋律演绎的更加轻松和谐。 　　两天以后，我的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我的病情可以基本判定为胆总管结石堵塞。很快，我从6号楼转到2号楼6楼的消化科。分别的时候，我与梁老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我告诉梁老，我会给他打电话的，我会想他的。
　　
　　 四
　　我住在消化科的7床。主任吴医生看了我的所有片子后告诉我，我要做一个叫EICP的内科手术，将堵塞的结石拿出来，胆汁才能流动，我的黄才能逐渐消除。这种手术每周二的下午做，其余时间不安排。我去的时候正好是礼拜一，由于我的血糖一直没能很好控制，加之本周的手术早已安排妥当，我最快也得等到下个礼拜二。我的邻床5号是一位退休老师，姓孙，已经87岁的高龄，他的病症与我相似，也是通体黄。老人的耳朵不好，因此他说话的声音比一般人大，他老是怕别人听不见，事实上是他自己听不见。6床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80岁，姓连，他的儿子、女儿都在陪着他。我刚住下来他就和我说话，他听出了我的口音不是南京人，我告诉他我是安徽人，目前在南京工作。他说你的脸很黄，你的年龄不大。我说我是63年出生的，不小了。他就有些艰难地笑笑说，和他的小儿子一样大。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无休止的查血糖、打胰岛素、吊水，隔三岔五的抽血化验。有一天，我的管床女医生在病房门口招手示意我妻出去一下，约莫过了10分钟，妻回来了。我问她，医生找你有事啊？她的脸很红，像一口气爬完6层楼那样的红。我觉得异样，我感觉医生找她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她拗不过我的再三追问，只得吞吞吐吐地告诉我，医生说我的血液化验的一个指标非常高，非常不好，而那个指标，在临床上通常就确定为肿瘤指标。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我当时听了这句话的感觉，我四肢的筋骨似乎被当场抽空了，一种巨大的恐惧汹涌而来，我在那一瞬间完全虚脱在那里了。我必须承认，我是怕死的，如果怕死的人就注定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我宁愿做一个卑微的人，苟活的人。我躺在那里，眼前一片黑暗，一切一切的声音和颜色，光亮和气味都在我的眼底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希望像风一样离我远去，越走越远，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像一阵渐行渐远的马蹄，正在黑暗的边缘敲响丧钟。那天晚上我什么都没吃，我一语不发的躺在那里。妻坐在我身边，她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我，她的忧郁和伤感通过她的眼睛传递给我，灼烫灼烫的，像一条毒辣的鞭子抽打着我。我被这样一种力量所震撼，我需要这种震撼来唤醒。我忽然握住了她的手，那双为我买菜、做饭、洗衣、织毛线的手，她的泪水立刻安静而酣畅地流了下来，打在我的手背上，一颗一颗，将我的心砸出深深的坑。 　　第二天上午，妻一声不响地出去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她忽然微笑着回来了。她兴奋的有点莫名其妙，她燕子一样扑向我，嘴角笑成一弯月亮。她说她到肝炎科了，她问了医生那个肿瘤指标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肝炎科的时候没发现？医生回答她说，如果有肿瘤，那个指标肯定高，但并不是那个指标高就代表着得了肿瘤，我的指标高完全可能是因为阻塞造成的，现在证实了是石头，那就更不是肿瘤了，所以，不必大惊小怪。她一口气说完就看着我的表情，她希望我能很快地快乐起来。真的，他们真是这么说的？我小声疑问道。她愉快地点头。我突然安静了，一分钟的安静。然后我就笑了，我猛然坐起来，告诉她，我想吃饭，我实在太饿了。我想看报纸，我想知道中国队在雅典拿了多少块金牌。
　　
　　 五
　　我住进消化科第四天的时候， 6床的老爷子已经说不清楚话了，连续禁食6天了，大小便失禁，神智倒是清醒的。他整夜整夜的咳嗽，很剧烈地咳，他喉咙深处的那口痰似乎总在那儿，咕咕噜噜的，他自己堵得慌，听的人也堵得慌。护士来给他吸痰，吸管带着哨音丝喇丝喇地刺耳，弄的我的嗓子条件反射地跟着痒。5床的老爷子很安静，他睡觉的姿势就是直立地躺着，几乎没有变化，他总是在吃了饭后将他的儿女赶回家，夜里就他一个人，一个87岁的老人。但他每夜至少要上5次卫生间，每次时间都很长。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昏昏沉沉地睡，似睡非睡。妻就侧着身子占一点床边，她怕挤着我，又怕护士查房。医院里有规矩，陪护人是不能睡在病人床上的，哪怕你是夫妻、兄弟、父子。 　　手术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却突然传来吴主任外出开会的消息，而EICP只有他才能做，这意味着我必须再耐心等待一个星期才能做手术。每天近千元的住院费用已经让我咋舌，何况我要为这无谓的等待多支付近万元的人民币。我是心疼的，妻也是心疼的。 　　我的病房门口的楼道里支起了床，这使得原来就快床连着床的楼道更显拥挤。一个瘦弱干瘪的老年妇女躺在了那床上，我听见医生过来对陪她的女儿说，你快回去准备钱，明天下午就能做核磁共振了，你现在只交了1000元钱，肯定不够。那家女儿回答着好吧好吧，然后就操起电话四处打。第二天上午，病房门口的床上突然空了，那个老年妇女不知去向了。我诧异地问陪护6床老爷子的连先生，他告诉我说，你昨晚睡得早，事实上那娘俩老早就走了，她们是高淳农村的，没有钱看病，查出来是什么病还是没有钱治，所以干脆走了。为这件事我心里唏嘘了很久。快傍晚的时候，那床上又住人了，来得是一个小伙子，陪伴他的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我走过他的时候注意看了一下，他的目光显得呆滞，面色苍白的吓人，眼窝深陷，薄薄的嘴唇苍白如玉。我在心里说，这个人的情况多么不好啊！我的判断很快得到了验证。也就是小伙子住下来的第二天晚上，他的病情迅速恶化，我再次看见他的时候，正有几个医生、护士汗流浃背地围着他转，他的病号服上沾满了鲜艳的血液，而插在他血管里的针管还在不停地输血。一边输血，他的口腔在往外流血，就这么一进一出，我从人缝里看见他的脚手不停地痉挛，透着死亡的颜色。妻子惊恐地让我把门关上，她害怕这样的场景。可是，氧气瓶在那儿，门根本关不上。妻就躲在房间的最里边看着窗外，我看见她用指头堵塞了自己的耳朵。10点多钟，医生终于放弃了抢救，开始收拾器械和氧气。等一切安静下来，我和连先生一起探出脑袋去看，走廊里一切都安静了，他已经死了，除了一件内裤，他几乎赤身裸体，床下面到处是血，还有他沾满血液的病号服。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只给我们一个背影，她孤零零地蹲在那里，拉着他的一只手低声啜泣。除了小姑娘没有人哭泣，邻床的人照样吃喝说笑。除了小姑娘，这个小伙子没有其他亲人在场。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恋人、兄妹、同学、同事？这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死了，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在为他哭泣，孤独的哭泣，他应该满足。
　　 六
　　刘翔得金牌的那天，我的视野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我站在病房六楼的窗口发现了医院斜对面的银行大厦上徘徊着一个人。不！应该说不是我发现的，是妻子下去买报纸回来告诉我的，说是有人要跳楼，很多人围观，电视台和110的都来了。我很仔细地看的时候，那个人在楼顶尖端的小平台上正悠闲地散步，他离我不远，直线距离不会超过200米。我看了一会就厌倦了，我觉得整个事件虚假的有些像商业化的炒作。 　　下午，妻回去取钱了，我一个人躺在病房里无聊，就想起了山东一个朋友的嘱托。我想起了北京西路。我对北京西路感兴趣是因为我这个山东朋友在南京的《江南时报》上发了两篇文章，可是这家报纸不给样报，于是他想到了我，请我想办法弄两张有他文章的报纸。我很爽快地答应了。答应完了我立即又犯起了愁，因为我虽然名义上在南京上班，其实我的工作地点在长江边板桥汽渡这个方向，离市区少说也有30公里。如果打车去，单趟是40元，坐公交要换乘4次，非常不方便。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主要还是工作忙没有时间。答应了的事就这样搁浅了，成为我的一块心病，心中时常涌现出对不起朋友的愧疚。 　　我换下病号服走上了大街。鼓楼广场边上的一条路就是北京东路，再往前延伸，路在鼓楼下绕了一个弯，便缠绵着不知去向了。事实上我站在南京的街头是分不清方位的，除了偶尔看见路牌上的箭头和名称，我甚至不清楚我站的那条路究竟是什么名字。城市在不断地复制自己，它的每一条街道都张挂着大同小异的广告和招贴，种着同样的树木和花卉，到处都在促销，到处都在打折，被打折的可能还有市民的钱袋子。 　　我现在行走在北京东路上，我和许多人一起行走，我沿着西沉的太阳走，我相信太阳是向西落的，那儿也一定就是北京西路。我围着鼓楼转了七圈终于找到了北京西路的路牌，它不很醒目，它几乎躲在一棵树的后面。我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心里默念着《江南时报》的门牌号和电话。我走啊走，一直走，一些数字扑进眼帘，它们呆头呆脑地站在墙上，与这个夏天一起迷惑我这个住在南京的外乡人。那个门牌我看见了，确实是它，可是，那门垛的木牌写的却不是《江南时报》，而是另外一个单位的名称。我愣怔了片刻，拨通了《江南时报》副刊编辑部的电话，一个悦耳的女声钻进我的耳膜，她告诉我报社早已于几个月前搬迁到新街口华联大厦18层了。我懊恼地站在那里，忿忿不平地四周打量一圈才发现，原来著名的南京大学就在我的旁边，她就在北京西路上。
　　 　　独在异乡为异客……
　　我无限感慨地回到鼓楼广场，在一处类似阶梯教室的台阶上坐下来，我需要休息了，因为虚弱和热，我早已汗流浃背。我已经没有心情和力量到新街口了。新街口是南京的寸金之地，是最繁华的商业区，就算去了又怎么样，南京于我，我与南京，彼此都是那样的陌生和隔阂。如果我死在南京就是客死了，我现在是客居，南京不属于我，但我必须属于南京。我喝着她的水，吃着她的菜，呼吸着她的空气，户口就算是临时的，那也是当地派出所里登了记的，这是多么的不公平啊！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城市我却必须属于她，尽管是暂时的。这样的不对等和不公平每天都在发生，随时都在发生。就像我那些病友，很多人住进了医院，却最终被医院这只筛子永远留了下来。就像6床，我已知道他得了肺癌，而且是晚期，他是注定要永久地留下来了。我这样想着的时候，忽然一股悲凉之气袭上心头。在南京的街头，在时间之外，我像一个被遗弃的婴儿，藏匿在夕阳的余辉里，渺小为一粒沙，一粒疼痛的风尘。
　　 南京雨花区板桥经济开发区热电厂安徽电建一公司刘纪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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