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谈 心

　　现在的人只有心脏。 　　
　　过去，朋友们多好，常聚一块，谈心。再远，千里迢迢也要去。再穷，砸锅卖铁也要来。见了，还脸红心跳，跟恋爱似的。夜以继日聚到一块，或拥抱，或牵手，或叫一声名字，眼睛就潮湿了。
　　过去，朋友们真的好。有心。有真心。有情。有激情。在一起总是激动。彻夜地谈心，彻夜地醉酒。海阔天空。谈到细处，谈到要害处，眼睛红了，鼻子酸了，喉头痒了，端杯的手也抖了，泪珠子也落了。
　　朋友们有异性朋友了，还往一块赶，从偏远的乡村，从流浪的省城，从蛮荒的边陲小县。朋友们聚在一起，再几天就过年了，也没有散去的意思。还有一个朋友正在从外省往回赶。不见不散。
　　朋友们谈心也喝酒。先谈后喝，或先喝后谈。多是边喝边谈。有人拿手捂住心口，说掏心窝子的话。有人酒过三旬，说他好心疼。说着，又热泪泪盈盈了。朋友们喝酒谈心，谈着喝着，状态就出来了，神就出来了。 　　
　　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冬夜。诗人S与我从江油乘火车赶往靠近广元一个叫石元的三等小站。车厢里人影稀疏，滞留的浊气里混杂着寒意。我与S脱了鞋，抱足对坐在硬座上说话。周围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们。我们谈心，谈与心相关的黑格尔和尼采，谈与心相系的诗歌与死亡。
　　谈话间，S沉得尤其深，笼罩在从车窗外透进的夜色与自己灵魂的光芒里。我时有清醒，感觉S与我是巨大的皇陵边的两只私语的小鸟。
　　石元是一个任何地图都可能忽略的小地方，但在我与朋友们的人生里程，则是永远的一站。诗人J在他的一首题为《在石元，时间是一条喂不饱的狗》中是这样描写石元的：
　　“土台上的一树桃花/结实前/缩回身体/像一截音乐的手臂/等待日出或情歌唤醒/用了三天时间/料理完青春期的酒/和眉清目秀的梦想/上行的504次列车隆隆驶过/偶下来几个人/谈酒肉女人/顺便谈佛论道/醉一回……”
　　偶尔下车的几个人，就是我们。 　　
　　现在的人大多不谈心，谈钱。两爷子谈钱，两口子也谈钱。响当当，硬邦邦。钞票值千金，仁义如粪土。有钱能使鬼推磨。不知桃园结义的张飞们要是活到今天，是不是也只谈钱。
　　“促膝谈心”一词死了。现在谈心的，不是疯子就是白痴。上级不屑与下级谈心，领导不屑与百姓谈心，师长不屑与晚辈谈心，儿女不屑与父母谈心。现在的人谈钱，谈色。钱好啊，花花绿绿，硬硬扎扎，吃喝嫖赌都离不了。金钱万能，可以买官，可以买爱，可以买名，可以买德，还可以买命。谁还说金钱是万恶之源？
　　现在，就是旧日朋友也不谈心了。见了，心木木的，脸灰灰的，先前的激情已经罕见。陌生。最多是客套的问候。曾经潮湿的心不在了，或掩藏起来了。心不在焉，只能木然，只能虚伪。旧日朋友见了，也只谈生意，只谈钱。问近日在何方发财。答发财在你那里，混日子而已。说得真好，无心者仅能混日子。客套和油滑的问候无心无意。无心皆假。电话中的问候更假。“你在他乡还好吗？”。“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现在依旧谈心的，就是真心不死的人，就是良心没有泯灭的人。他们谈心，或娓娓道来，缠绵悱恻；或声嘶力竭，愤懑悲怆。 　　恋爱中的男女是最杰出的谈心者。我说的是那些真心相爱相恋的人，而不是那些善于通过计谋获取爱的人。那样的人或许能占有一时，最终却得不到真心真爱。真正意义上的恋人，他们谈心，他们从谈人生理想出发，诉说对自然对生命的理解与感受，而最终抵达灵与肉的温柔断肠之乡。他们用心相拥，通过甜言蜜语的漂游，找到对方心灵的格局与纹理，找到自己情欲的水晶。
　　现在，还是有个别的旧日朋友要谈心。他们不屑谈钱。钱是身外之物。他们结束了青春激情的友谊，却被更神圣、更美丽的对世界对生命的认同所联结。他们有心，有情，而且心与情更加成熟饱满。 　　现在，也有父母和儿女谈心的。父母有望子成龙之心。父母苦口婆心。儿女幼稚，单纯，不切实际，已生异心。父母总是太主观，太独断，而儿女总是太狂放，太自由。现在的父母与儿女谈心，多是对牛弹琴。 　　现在的人心大多干燥了，物化了。现在的人不流泪，就是流泪也只是港台言情片中的流泪。无心无肠。
　
　　常言道，人心叵测，人心险恶，人心隔肚皮。说明人皆有心，不过何用而已。 　　人心叵测，缘于世道叵测。人心险恶，缘于世道险恶。世道险恶，倘若一味地胸怀良心，必将如落花流水，如鸡蛋碰石头。适应环境是人的本能。以险恶之心还险恶之世道似乎也是本能。要黑都黑。世人都黑，惟你亮着，谁容忍得了？世道如此，善心好心良心又怎么奈何得了？只好怀揣衣兜，跟着黑上一回。谁敢不识时务，谁就等着遭难。 　　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我却不以为然。我以为这种认识颠倒了逻辑关系。世道险恶，缘于人心险恶。世道叵测，缘于人心叵测。世道并非超乎个人之上存在的天道，而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人的“人道”组成的。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洁身自好，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让内心的灯盏亮着，世道就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黑了。 　　人心险恶，只因人心各有所用。求利者奸诈，求名者虚伪，求仕途者歹毒。至今书店都在热销《厚黑学》，足见人心所向。一个生产队长，几年下来，竟然混成了六品五品。本是不学无术之人，硬做了栋梁之才。真可谓别有用心。还有一些“星”，一“家”，不专攻术业，专攻心术，一夜之间竟成了众人仰慕的“黑马”、“皇后”、“大师”。 　　人心荒诞，政治才荒诞，经济才荒诞，整个社会才荒诞。
　　我不识时务，不合潮流，仿佛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未改造好的顽固分子。我居然还有心，而且心太软，心太敏感。在别人眼里只是针尖大的事，对我就可能是惊天动地的事。一绺阳光，一朵野花，一段音乐，本来可以被忽略的，却能让我感动得声泪俱下。 　　感动是心中的湖泊荡漾的浪花，是灵魂的善释放的电流。感动是一种滋养，一种幸福。 　　齐秦早期的歌唱、雪白的庭院、窗前忧郁的少女、两亿年前的枫叶化石、意义暧昧的尼太·戈尔都曾让我感动得泪湿衣襟。在齐秦早期的歌声中，我总是能听出往日自己对青春的诉求与渴望，对爱情的寻觅，对生命存在的质疑，总是能听出自己灵魂真诚的呻吟和对呻吟的不甘。“不要对我说生命中无聊的事，不要对我说胜败是兵家常事，对于我经过的事你又了解多少……不要对我说生命中辉煌的事，不要对我说失败是命运的事，那些在经验里我只相信一次，我也和你一样，就这样走过一生……”这样率直又略带沧桑的自白，给了我的青春几多灰色的魅力。还有《冬雨》，还有《花祭》。那样的感伤，那样的美丽，最重要的是那样的真情，几乎成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初恋的葬礼进行曲。 　　面对两亿年前的枫叶化石，我的感动更多来自理性的想象和参悟。两亿年前的枫叶化石绝对不同于歌声和音乐，它给予心灵的刺激不在感觉，不在直觉，而在于对理性的呼唤、对自我的审视和对时间的想象与崇敬。看似为一片枫叶化石感动，实质上是在为那片枫叶在两亿年的时间里存在下来的形体与意味感动，为生命的悠久和短暂感动。想象力让我先是看见那片枫叶在两亿年前的一棵枫的枝头颤抖，飘零，继而被镶嵌在了一块铁青或赭红的岩石里。接着，我看见了那棵枫头巅的蓝天和白云。我不明白，是什么力量将一片飘落的枫叶“刻”入岩石保存了下来。我不明白，除了我，是否还有人让目光在那片枫叶上停留。我甚至听见两亿年前的枫叶在说话。她对我说了两亿年前的水，两亿年前的光，两亿年前的天空和两亿年前她有过的娇艳。 　　为两亿年前的一片枫叶化石感动，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里也有两亿年前的元素。 　　早年，诗人S对我说起过他的一次感动。他的感动发生在一个城市刚竣工的火车客站。他候车，然后剪票进站。广场。候车大厅。盘旋的屋顶。乌亮的钢轨。川流不息的人群。S望望天，望望地，望望建筑物，突然落泪不止。他感觉他不是在地下，而是在天上。其实，地球也是“天上”的一颗星星，居住在地球上的我们，本身就是在天上。他悟到了这个。同时，还悟到了天意。创造的天意。广场，建筑物，火车，人流，花草，城市，包括他自己，都是天意，都是天意的一种再现。S说他发现并感觉到自己在“天上”，同时滋生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感激。S说他好几次在黎明乘火车穿越川西平原都有这种不能自抑的感动。
　　2001年10月7日晚。中国男子足球队在沈阳出线。球迷激动得快要死了，而且像是真的。我坐在沙发上，无动于衷，血比看哪一场球都冷。韩乔生也很激动，说他已多次泪湿眼眶。刘建宏的激动是一个主持人必须的，是自己煽动的。对于中国足球，刘建宏是个清醒者。记者叫李伟峰说几句，李高喊祖国万岁，又叫了声CHINA。米卢也激动了，边向球迷抛飞吻边跑进了休息室。我怀疑米卢的激动也是对他的“神奇”的延续。 　　休息室里，严世铎先讲话。然后是南勇。W也来了，与球员一一拥抱。我突然发现穿红西装的W是一只红头苍蝇，每抱一下球员，就糊那个球员一身排泄物。W还讲话了，俨然一个老总，样子蛮激动，仿佛球是他踢进的。“小”范在哭，而且是蹲着在哭，姿态最低。他的哭吸引了记者。记者把话筒支在他嘴边，他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小”范有点惨，有点像女人。李铁一直在埋头收拾东西，头都没抬，很平静，像是打了一场友谊赛准备回家。我是在李铁出现在镜头的第一时间被感动的。李铁身处角落的位置，埋头收拾东西的平常姿势，习惯性的沉默和疲倦，与整个场面和气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就是李铁制造的这种反差让我一下子触电的。我想到了沈从文和钱钟书。
　　在已逝的噩梦般的红色时代，人人都有心，人人有的都是一颗心。红彤彤。刀枪不入。 　　红色时代的人心都是偶像化的，都是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出来的。那颗颗红心，就像机器上的螺丝钉，是被安装在人们的胸膛的。这也是赐予，只是这样的赐予是对人心的扭曲，它并不表示上天对人的爱，它表示上天对人的惩罚与警示。 　　那是一个历史和我们都无法忘却的时代。意识形态的绝对统一，人心的绝对一致，导致了人的机械化和工具化，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否定与失却。颗颗红心燃烧着一个信仰，不管这些红心知不知道这个信仰，理不理解这个信仰。因为信仰并不需要你懂得，只需要你服从，绝对地服从。这非常类似于礼拜者。只是礼拜者的膜拜是自愿的，心里各自有各自的神。基督，释加牟尼，观世音，真主，儒，道，山神，土地老爷，等等。那样的时代，不是给每个人的心烙上时代的烙印，而是让每个人的心都成为时代的心，成为时代的螺丝钉，里里外外都是时代的色彩，都是时代的元素。颗颗红心只拜一神。所谓红心，却未见其光芒万丈。所谓光芒，又未见其璀璨夺目，不过是麻人的形容。其实红心红的只是表皮，里头包裹的却是灰色的愚昧、黑色的本能和黄色的疯狂。 　　红色时代，人心的向上不是觉悟过后的历练，也不是心灵明澈的自由，而是一种强权下的被迫，或者是一种被时代感染后的错觉。心被粉刷之后，就是蒙蔽再多的尘埃与阴影也难以发现。 　　信仰是伟大的。有信仰的心是穿了防弹衣的。坚强不屈，坚贞不屈，都是信仰练就的品质。然而，信仰应当自由选择，而不是强加。信仰应当减弱人的存在的悲剧意味，而不是加强。信仰应当接近自然，接近人性，接近美，应当有益于人的心灵，而不是背离它们。常言道，人心都是肉长的。信仰应当是“肉感”的而非钢铁的。为了信仰出卖爱情出卖朋友出卖良心，那样的信仰本身就不道德。为了信仰放弃生命，那样的信仰本身就卑鄙。 　　时代是心灵最靠不住的。时代如潮，消退之后，所有的马脚都会露出来。一个追随时代的人，注定要被新的时代抛弃。心灵更是如此。靠趋附时代潮流起家的人，靠顺应时代潮流成功的人，都不会有好的结局，时代过去了，你留了下来，像个弃儿。时代是个水性扬花的娼妇，她的把戏就是“玩过就扔”。 　　心靠什么播种，靠什么萌芽，靠什么浇灌，靠什么生根，靠什么开花结果，就只能靠什么。像生命对空气、阳光、水的依靠一样，心灵靠自然与爱滋养。除开抽象的精神因素外，心灵更多的特质是柔韧、生动、善良、真诚和美。
　　古人的用心是接近自然的本质的。自然的本质就是心的本质。单就用心而言，陶潜比屈原本真。屈原的用心在政治理想一边。理想破灭，便心死人去。屈原的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理想的代言，一种公共关系的解构，其中甚至不乏非人文的奴性。陶潜则心在自然，心法自然，心在社会之外的个人生命的关照。不为五斗米折腰只是他的气质，他的心远在气质之上。“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是他回归自然之心的独语。是欣然，而不是悔恨。在陶潜眼里，“尘网”是对心灵的束缚与戕害，而屈原则迷恋“尘网”中事，乃至“心死网破”。像陶潜这样的人，心法自然，本性在自然，没有此岸彼岸，所谓文化的东西很难污染他，他的心像高原上空的白云，自由自在，完美。 　　在法自然的同时，陶潜对自己的心还有一种理性的把握。他以“日常”的方式“心动”，以常规的方式“安心”，以自然的节律实践心愿。不像他的前辈阮籍嵇康几个，那么个性，那么风流。阮籍喜欢一个人驾木车游荡。木车上拉着酒，没有方向地“兜风“。每到尽头，都要沙哑着喉咙自问，真的走投无路了吗？问过，眼泪夺眶而出。抽泣。继而号啕大哭。哭够了，持缰驱车后退，另找一路。路到尽头，又大哭一场。阮籍心性率真，不拘封建礼教。隔壁酒坊的小媳妇长得漂亮，他常去喝酒，醉倒在人家脚边也不避嫌。阮籍正在下棋，突然被告之母亲去世，对方停了下棋，阮籍却铁青着脸不歇手，非决出个胜负。直至棋毕，要过酒喝，才放声大哭。 　　那个公元262年的夏天在刑场上弹奏《广陵散》的嵇康，据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可爱的文人。嵇康的品格和气质都要比阮籍高出一等。嵇康的心性比阮籍更明确更透彻，也更个性。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全然不理会那些传世经典，彻底厌恶官场仕途，只迷恋宁静自然、悠闲自我的人生境界。嵇康长期隐居焦作的山阳，后来在洛阳城外开了家铁匠铺，天天在大树下打铁。大书法家钟繇的公子带着华贵的车队来拜见他，他只瞟了一眼，连个招呼也没打，照旧与向秀埋头打铁。朋友山巨源举荐他做尚书吏部郎，他却毅然与之断交，并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说他如何立身处世，自己早已明白，即便是在走一条死路也是咎由自取，如果要勉强他，等于是把他推入深涧；如果是想与他共登仕途，一起欢乐，其实是在逼他发疯。嵇康39获罪而死。罪是“莫须有”的那种。一个朋友霸占了他弟弟的妻子，反以“不孝”之罪将其弟告上法庭。法庭居然判了。弟弟也是嵇康的朋友。嵇康得知后除了拍案，就是写一封绝交书。万万没想到，这封绝交书却要了他的命。那个他在铁匠铺不屑于见的钟会在司马昭面前的进言决定了他的死。 　　至于喜爱森林浴的陆机，那就更是狂人了。陆机说天是他的房子，森林是他的裤子。他一丝不挂在森林裸奔，遇见了人，反倒责问别个为什么要钻到他裤裆里来。可以说，嵇康陆机几个，是执意要反传统，执意要回归自然。这执意里有彻底也有偏执，有率真也有张扬，有可为也有不可为。心法自然应该顺其自然，不应该执著。他们几个最终没能避免人生的悲剧，就在于执著。稍晚于他们的陶潜则要老练持重得多，在官场浅尝则止，彻底回归自然，一生劳作与写作，默默不张扬。 　　后来的王维、孟浩然、欧阳修、苏东坡等不少亦官亦文的人也都想心法自然，但心却总是悬在自然与人文之间。他们不如陶潜理性慧明，不如嵇康潇洒痛快。他们一生的痛苦都在社会理想的破灭、仕途的坎坷和对红尘的牵挂上。他们中也有一生仕途畅达，功名卓著，辅助君王描绘出自己心中的“乌托邦”的。他们是伟大的，又是可悲的。他们也渴望隐退，渴望超脱，渴望回归自然，但扎根心中的儒又让他们舍弃不了功名，舍弃不了仁爱。他们有的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有的潦倒客死他乡。然而，他们在文学上都有天才的造诣，都有不同凡响的作品传世，而他们最伟大的作品大都写于他们人生境遇最坏的阶段。苏东坡是个典型。觅佛寻道，饮酒忘我，一生求索，一生都在完成社会理想与复返自然之间摇摆未绝，一生痛不欲生。唯一能与陶潜相比的，是清代的袁枚。袁枚24岁出仕，30岁就辞官归隐南京小仓山，直至80多岁病故。袁枚的心法自然不再是陶潜式的清苦，而是一种与世无争的孤独与完美，一种心随自然的充实与享乐。 　　古人在看守心这个工作上都特别用心。即使心受了伤，仍下细地看守。这一点不同于西方的那些天才。西方的天才对自己的心并不怎么在意，心是火的时候，就尽管燃烧，燃烧成灰烬了事。不懂得细水长流。梵·高是最好的例子。
　　人心不足蛇吞象，说的是人心的贪婪。不可否认，作为一种本能，一种欲望，是贪婪把人类引向现代文明的今天的。然而，同样不可否认，是贪婪让我们的星球千疮百孔，让我们的环境恶化，让我们的心性异化，让我们和我们的世界面临毁灭的危险。 　　是贪婪让我们砍伐森林，猎杀野生动物。是贪婪让我们独揽大权，专横跋扈，滥杀无辜。是贪婪让我们发动战争，聚敛财富，生灵涂炭。是贪婪让我们将飞翔的鸟儿捉住，关进笼子，私自玩赏……如果说，世界哪一天真的毁灭了，人类哪一天真的毁灭了，那一定是因为我们心灵的沦落，良知的丢失，一定是因为我们像病毒一样成几何倍数增长的玫瑰红的贪婪。
　　人无心的时代，或人心偏执的时代，是堕落的时代，也是黑暗的时代。欧洲的中世纪，我们的魏晋，前苏联的斯大林时期，我们的明朝，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黑暗时代的典范。人心偏执，良心都叫狗吃了。时代太黑，太腐败，狗就多。狗是发了疯的个人意志，狗是社会邪恶势力，狗是麻木不仁的自我，狗是沉积腐败物的死水。堕落的时代让历史蒙羞。我们的封建文化的本质就是要人无心，就是要灭绝人心人性。看看我们老祖宗那些想象奇特惨无人道的刑法，看看那些捕风捉影的文字狱，再看看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太监文化，真是让人不寒而栗。我们的封建时代也有过人性的觉醒，有过心灵之光的闪烁，只是太微弱，太短暂。从庄子到陶潜，到李白，到袁枚，到龚自珍，觉悟的心灵之光一直烁闪不断，但整个时代太黑暗，他们的心性及他们创造的作品只是漫漫长夜里的点点星光。最个人主义的嵇康，也只能无奈地在行刑前弹奏一曲《广陵散》。 　　在黑暗的时代，出自本能，聪明人都违心变脸。这叫打鬼随鬼转。这叫生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这叫见风驶舵。有心，有心能怎样？要么好好藏着，别露了马脚，甚至连气味也别露出来，要么干脆叫狗吃了，从此做无心无肠的人。无心无肠不就是我们向来追求的最高境界吗？中国文人没有几个敢于揉碎自己的心的。他们胆怯。他们怕疼。他们见不得血。何况自己的血。他们大都患有恐血症，一见血就会晕死过去。 　　现在似乎不同了。国门开了，我们跟西方人学了不少。在长期的明哲保身之后，偶尔也铤而走险。时代变了，政治环境也变了。我们终于有了鲁迅这样一位敢于解剖别人更敢于解剖自己、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的先锋。鲁迅的价值不在艺术，而在精神。鲁迅的精神就是敢于向自己和抚育自己的文化开最深的一刀。 　　鲁迅是常人，也是大浪淘沙后的勇士，对心灵的忠诚让他完成了生命的最高价值。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私心和盲从使他们不足以抵抗动荡和黑暗时代可能给他们制造的危险与伤痛，他们学得最快的就是放弃，就是苟且偷生。 　　前苏联的政治环境与我们曾经有过的历史相似，我们甚至过之而无不及，但前苏联出了帕斯捷尔纳克，出了布洛茨基，出了索尔仁尼琴……我们呢？我们出了谁？ 　　鲁迅之后还有谁？ 　　我们现在的作家都在写什么？我们现在的作家都在想什么？那些像被金钱与欲望控制的红男绿女一样蜷缩在杂志上的所谓“好看小说”，那些被宏大叙事规划好的依旧主题先行的纪实小说，无一例外地制造着艺术和精神的垃圾。只是在垃圾的抛出与抛弃过程中赚取着利润。这是一个垃圾也被人看好的时代。 　　凯尔泰斯·伊姆莱，这个陌生的匈牙利作家的身世和作品，应该好好为我们的作家上一课。凯尔泰斯“以自己极具个性的文学创作，不但揭示了人类恐怖的堕落与沉沦，而且通过文学作品，以一个脆弱易伤的个体与历史进程中的野蛮暴政相抗争”。我们的作家在想什么？在写什么？又是怎样在想、怎样在写？我们的作家似乎总是在丧失记忆，或者说，我们的作家的记忆总是在被覆盖，因为他们总是在没完没了地写当下看见的、最多是新近记忆的东西，他们似乎已经习惯忘却和忽略那些遥远的、痛楚的、富有价值的记忆。 　　一个作家与其说是在丧失记忆，无宁说是在丧失良知。 　　凯尔泰斯“来到”中国，并没有像当年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那样受到关注与爱戴，虽然凯尔泰斯的思索与作品更加贴近我们曾经有过的痛苦的记忆。不是凯尔泰斯曲高和寡或做秀。是我们在忘却，在追风，在丧失灵魂与良知。在凯尔泰斯眼里和作品里，在我们国人看来一切正常的世界，却成为了一个必须加以反抗和改造的可怕的世界。纳道什·彼特说，世界上有一种痛楚和一种彻底的屈服，只有通过凯尔泰斯的眼睛才能看到。我理解彼特的意思。凯尔泰斯经历了太多的黑暗。套用顾城的话说，是黑暗给了凯尔泰斯一双明亮的眼睛，让他去发现痛楚与屈服。然而，我不明白的是，我们经历的黑暗还少吗？黑暗为什么没有给我们一双同样的眼睛？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现我们的痛楚与屈服。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有过的痛楚与屈服，我们的个体生命曾经有过的痛楚与屈服，可是已经深入基因了！ 　　答案是现存的，且是唯一的： 　　凯尔泰斯活着是为了爱，而我们活着是为了吃饱，像猪或者狗一样吃饱。 　　　　　　　　　　　　　　　2004年3月写于四川平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