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征文作品】编号19春天的声音（曹春雷）：一块土地的史记

    一、

    现在想来，父亲当初作出那个决定，有着悲壮的意味。

    父亲决定要开荒。我不知道，父亲当年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作出这个决定的。我只知道，要垦荒的父亲，已经病了很久，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她说，你爷开地，犟得很呢，我拦不住，你爷就去开了，干一会儿歇一会儿，蹲在地头，脸焦黄，汗珠子吧嗒吧嗒掉。

    这么些年过去，透过时光的罅隙，我能听到父亲的喘气声，如超载货车发出的轰鸣，从野地里，粗重地传来，还能看到他清瘦的身影，弯在地上，如一张深深戳入泥土的弓。

    我不记得父亲的样子，对他的相貌，是从母亲保留下来的一张照片看到的。

    那是一寸的黑白照。父亲规规矩矩地把自己的上半身框在里面，脸长长的——母亲每每向我说起父亲的脸长来，总是形容“一块抹布都抹不下来”，语气里，像是戏谑，但细听起来，又像是感念——微微笑着，笑得有些不符合他年龄的腼腆。几十年的光阴逝去，当我面对照片上的他时，他依然如当初面前快门闪过时，对着我，将嘴角微微上扬。他的中山装口袋里，插着一支笔。

    那时，父亲是村里的民办教师。这是他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拍下这张照片几年后，父亲就得病了，辞了民办教师，在家休养，但闲不住，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又怎能闲得住呢，他用拿惯了粉笔的手握住䦆柄，帮着母亲，开始伺候家里的一亩三分地。

    他把身心都沉浸在土地上，他想和土地达成一项协议，他向土地奉献汗水，土地给他他所需要的。他希望土地能容纳和消解他的病痛，再就是，希望土地能生长出一家人的一日三餐和日常家用来。

    对于前一点希望，我想那时父亲是笃信的，他相信土地是慈悲的，是悲悯万物的，所以他以虔诚的心，向土地索取解药。家里有本《本草纲目》，皱皱巴巴，书页发黄，且起了卷。我曾好奇地翻过，上面全是一棵棵草的形状。父亲照着书上草药的样子，去岭上采，自己熬了喝。在自家田里刨地时，总是赤着脚，他对母亲说，这是接地气，人得病，大都是阴阳失衡、不接地气造成的。

    对于后一点希望，父亲是迫切的。虽然他相信土地的慈悲，但也怕“万一”，他想留下点什么，万一有一天自己抽身而去后，这个家庭的日子过得不至于太过困窘。他看准了这片土地——严格来说，是这片荒地，当他的目光最终落脚在这个地方并暗下决定时，这里还是一片乱石林立草木横生的荒地。

    这片荒地在邻村，由于历史原因，这个村子有片土地是属于我们村的，其中一块分给了我们家。但实在是太小了，一头驴要是想在我家这块地里打个滚儿，没准儿站起来时就出了界。好在，界外是荒地，父亲决心将这荒地垦出来，并到我家田地里。

    这是项大工程，对久病体衰的父亲来说，无疑是愚公移山。母亲劝他，但他不听，铁定要当“愚公”。他一向是执拗的，决定的事，别说十头牛，就是二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于是，父亲用一把䦆头，向这片荒地开战。披星戴月，早出晚归，中午带了干粮，就地吃。母亲一边帮着开荒，一边照顾他的身体。

    现在想来，父亲是和疾病在争夺时间，即便是从《本草纲目》中寻得了安慰，但他还是预感某一天自己在与疾病的拉锯战中，会败下阵来。他不想那时留给家庭的，除了悲伤，一无所有。

    终于，地垦出来了，有足球场那么大。比我们家在本村自留地的总和都要大。

    两年后，父亲去世了，埋在村南山脚下。土地没有治愈他，但却收容了他，一并收容了他的病痛。一堆黄土，掩埋了他卑微的一生。后来很多年里，母亲每每提起那块土地，就怆然说，你爷是死在了那块地上。如果不是带病开荒，肯定会多活几年的。这时候，我总是无言以对。上苍到底怎么考虑的，谁又能清楚呢。

    现在我想，如果那时我能当家作主的话，我会把父亲埋在他开垦出的那块土地里。因为这里曾被他的汗水浸透过，被他的脚印密密地覆盖过，承载着他的梦想，寄托着他的期望。临终前，他把一颗心，留在了这里。

    但当时我太小了，父亲去世时，我才七岁，而哥哥，也不过十岁。

    二、

    那块田地，是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产。正如他所希望的，那块土地没有辜负他，因为这块田地，我们家的日子才稍稍好过些。母亲种了庄稼，收获了，玉米自己吃，地瓜喂猪，剩下的卖了，换些零钱，能维持家庭的日常开销。

    但远离村庄，对母亲来说，种和收都很艰难，尤其是收。家里没有手推车，要借，但要等到人家不用时才能借来。农忙时，谁家能闲着呢。所以，每次从邻村那块地里往家里运送庄稼时，都要等到黄昏，这时候才能借来车。

    那是遥远的路程，要越过一条河，翻过一道岭。算起来，七八里地。对一位妇人和她两个尚未强壮起来的孩子来说，每一次运输，都无疑是一场长征。在田里收庄稼，有时累极了，我就会抱怨庄稼太多，抱怨运送的路途太远，母亲这时就会很生气，说，再多庄稼我也不嫌多，路远怕啥，慢慢往家运呗。这片地，是你爷拼了命开出来的。你咋能这样说呢？

    听到母亲提起父亲，我默然。默然不是因为我那一刻对父亲感恩和怀念，而是抱怨父亲过早离开我们，没有尽到父亲的职责。这是一个孩子无知的抱怨。多年后，当我成为一名父亲时，我才知道我当年的抱怨是多么的幼稚和不该。

    将庄稼装上手推车，母亲推，车前两条绳子，我和哥哥一人一根，拉。母亲太过矮小，车上装满庄稼后，从车前望过去，同样矮小的我，只看得到庄稼，却看不见母亲。路崎岖，坑坑洼洼，母亲推的车子，摇摇晃晃。我拉的绳子，和我一起偷懒，不像哥哥那样拉得直，崩得紧紧的，而是软软地贴到地上。马上就要砸到绳子了，母亲就会对我喊一声：使点劲，拉紧点！

    茫茫野地，如果在空中，以鸟的视角俯瞰下来，三个黑点，在暮色里，如蚂蚁般慢慢移动。即便是夜的帷幕已拉开，这三个黑点，依然会借着月光，踽踽而行。

    多年后我回望这一幕，感到莫名的心酸，不是为自己心酸，是为母亲心酸。她的肩膀上，本该是只挑一副担子的，但父亲把自己该挑的担子也卸给了她。两副担子，都沉甸甸地压在她肩上。她毅然挑起来了，没有让这个家塌落。无论多苦，无论多累。

    用那块田地的地瓜干，母亲喂了两头猪。从年初喂到年尾，每头都二百多斤。年底卖了，还一些债务后，手头还略有盈余，家里的日子稍稍宽松些。这正是父亲当年开垦那片土地所期望的。

    土地和母亲，都没有让他的期望落空。

    三、

    对我们家拥有这块额外的田地，村里人大多是欣慰，欣慰的是因为这块地，我们母子的生活有所依靠，还有人羡慕，但也有人嫉妒。

    父亲去世的第三年，开春，母亲扛着䦆头去邻村的那块田里，要去刨地。到了之后，却看到有个汉子在那儿，正赶牛耕地。母亲大吃一惊，那人是当地村子的，说自己已经从我们村大队那里承包了这块地。母亲很愤怒，将䦆头扔在地里，一路小跑回到村里，想找支书质问，为什么不告诉自己一声，就私自将这块地承包给了外村的人。

    支书避而不见，母亲就一直守在他家大门口，后来见了，他也哼哼哈哈，说是我们小队的队长提议并找人承包出去的。然后又说，这是政策，开的荒地，最后都要收归集体。母亲说，我没听说这政策，好，就算有，你为啥不提前告诉俺一声，偷着就承包给了外村的人？支书又哼哼哈哈，让母亲去找小队长。

    那小队长和我们家是邻居，中间只隔了一家。母亲去了他家，小队长却说是村大队决定要收归集体的，和自己无关，自己只是听命令操办而已。

    都在踢皮球。踢来踢去，母亲被这皮球撞击得心力交瘁。有天深夜，我尿急醒来，突然听到低低的抽泣声，走近母亲的房间，是母亲。

    那段时间，母亲一下子像老去了十岁。

    最终，母亲没有保住那块土地。

    许多年后我才听说，为了保住那块地，母亲曾向村大队的人下跪过。有一次我从城里回到乡下，母亲不在家，和前邻的奎婶聊了一会儿，她重重地看了我一眼，说，你啊，一定要孝顺你娘，她这半辈子，不容易。然后，她告诉了我关于母亲的一件事。

    那次，母亲再一次去村大队的院里，乞求他们看在自己孤儿寡母的份上，看在孩子的父亲为了开垦这块地连命都搭上的份上，把那块地还给自己。但村大队的人都在喝酒，吆五喝六划拳，没有人搭理站在门口的母亲。母亲悲愤交加，大喝一声：我给你们跪下，行不行？扑通，跪下了。屋内一下子鸦雀无声。按辈分，母亲都比他们大。

    即便是这样，母亲也没能保住那块地。

    那一次的下跪，是母亲的秘密。母亲从未提起，她不想让我窥见她的软弱，她的无助。这也是我的秘密，我的秘密是不想让母亲知道我知道她的秘密。我没有告诉过哥哥。我也从未向母亲求证她到底有没有向村大队的人下跪过，但即便是母亲真的跪了，我相信母亲那一刻跪的，不是跪的那帮人，而是跪苍天，跪大地，跪悲凉的人生，跪不公平的命运。

    我以为从那时起我就把“恨”刻在心底，如刻在石头上一样，永不磨灭。当我得知是作为邻居的小队长提议将我家的那块地承包给邻村的人后，无比愤怒——就像一个整天冲你笑眯眯的人在你一转身后却狠狠踢了你一脚一样，我感受到的是欺骗、侮辱和蔑视，但一个孩子的愤怒又怎么样呢，我只能在村里空白的墙上，一次次写他的名字，骂他是坏人，是恶人，打上大大的叉号。再就是，在他家大门的顶端，搁上小石子，他推院门时掉下来能砸到他。但从没听说他被砸到过。

    后来，这个小队长当了村支书，再后来，因为经济问题被免了。前几年，喝酒后站在草垛上垛草时跌了下来，下肢瘫痪，一直卧病在床。去年去世。我听到后，心有波澜，为一个生命的逝去，丝毫没有大仇得报的快意。时间，果真能消化掉一个人的仇恨。

    四、

    失去那块土地后，母亲在本村自家田地旁垦荒，就像父亲当年那样，土里刨食，觉得多一块土地，就多一份保障。在母亲和土地的喂养下，我和哥哥的成长之路磕磕绊绊，哥哥读完初中，执意不再读高中，去打工赚钱，帮母亲撑起整个家。我一直读到了大学。

    如今，七十多岁的母亲依然留在乡下，坚持在田野劳作。村里大片田地已荒芜，田地的主人大都外出打工，或随子女进城居住。我劝母亲也放下握了几十年的䦆头，进城来跟我或跟哥哥一起住。但母亲不肯，说我还种得动，那些田荒了怪可惜的。这是属于母亲的倔强，这么些年来，她一直没有向刻薄的命运认输，现在，也不想过早地向年龄认输。

    我理解母亲的倔强，在田间劳作，已成为母亲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一种最熟悉的方式，放弃了这种方式，就如铁匠离开了烘炉和铁锤，木匠离开了锯和锛，重新面对这个世界时，会无所适从。也许还有一点，母亲是用这种方式，来纪念父亲。

    好吧，那就继续种吧，好在，地并不多。农忙时，我和哥哥回乡下帮母亲。有块田地，在山脚下，离父亲的坟不远。在这块田地上耕种或收获时，累了，娘仨会直起身歇一会儿，一起望向那个坟墓，说起父亲，说起邻村的那块土地。

    那块土地自从被村里收回去，母亲再也没有去过。那是一块疤，她不想再揭开，让自己再疼一次。

    但在我心里，那不是一块疤，那是一个寄存着我一段少年时光的地方。有一年，我曾特意去邻村，看望那块土地，就像去看望一位久违的亲人。野地依然苍茫，那块土地，大致保持着当初的样子。几位正在其间劳作的妇人，抬起身，用好奇的目光打量我，正如我打量她们一样。我们都是彼此的陌生人。我不说话，只是笑笑。我不会告诉她们，我是来寻找一些遗落在这里的身影和脚印的。

    这片土地，还会迎来一代又一代的耕作者，但后来的耕作者肯定不会知道，是谁开垦了这片田地，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开垦的，开垦者究竟有着怎样的经历和故事，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

    ——唯有脚下的大地知道，但大地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