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元宵

过了八达岭，进了山，才到我的老家。老家有条与众不同的小河，河水孤独地向西流淌；有座山叫金牛山，山上长年流出一股泉水，醇香甘甜。冬天，那条河是不结冰的，野鸭子在水里游得不亦乐乎。

下雪天，城市里的雪早随落随化，或者被疾驰的汽车碾压得没了踪影，树梢上幸存着的，也被阳光融化殆尽。过了八达岭，气温总比城里低五六度，三面环山的小城像是藏在云雾里。

这里大概算得上鲁迅先生笔下的朔方吧，“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永远如粉如沙，它们绝不粘连……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每当想起这一段，都会有无尽的感慨，太真实了！

山城的雪花足够新鲜一个冬天，南墙根儿背阴处，枯草里，柴垛旁，晾晒在门口的大白菜苫布上，总能看见那些灿灿的白，一脚踩上去，咯吱咯吱，不屈服的声音能穿透你的鞋底。雪凝固在地上，浇点水上去，化开一些蜂巢似的的小洞，慢慢渗透、消失。

棉门帘挡住大北风，不生火的外间屋锅台上残余的水结了冰碴儿，脸盆里的水若是不倒掉就倒不出来了，半人高的大水缸盖着木头盖板，盖板上扣着半拉葫芦瓢。拿起瓢拽开一点缸盖儿，缸里的水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最爱吃那些薄片大冰刀，像糖葫芦上的那层糖边儿。

街上除了糖葫芦还有更有趣的玩意儿。马路牙子上是货摊子，马路牙子下是行人。北街尽头地上铺摆着对联呀年画呀，边儿上是瑟缩在笼子里的鸡鸭鹅兔，嘎嘎啊啊的。

一处胡同口围了一群人，忽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老式炮弹似的爆米花机器，真是新鲜。

摇元宵的大笸箩不停地转着圈儿，站边上干活儿的那人头发白了，眉毛白了，脸也白了。那些元宵在笸箩里旋转，人在市场里旋转，粘在身上的东西越来越多，哪一个也不愿意丢弃，人也像个大元宵了。

所有的货摊子上都多了喜气，红绿纸折的风车，翻花儿、红木托架子上顶着的棉花糖、糖葫芦，红布条惹眼的招牌，满街的红灯笼、中国结、虎头鞋……就是直愣愣摆在地上的装山核桃的白面袋儿，也插个袖珍小红旗，更别说孩子的红脸蛋儿，帽子上的红绒球，脚上的红棉鞋，老头儿腰里的红裤带，黑脸汉子手里的红对联……

我家乡逢年过节讲究集体拜年。各村有戏班子演节目，各村准备的节目不一样，尤以西关的高跷、南关的竹马、北关的狮舞最为著名。

拜年的红礼单发到谁家，家长都会满脸荣光地迎出来，有时候家主人在街上瞧热闹，也要赶紧跑回去等着接礼帖子，沏茶倒水，礼数周全。

街上早已经圈了场子，单等主人出来送客便操练起来。红漆驴皮大鼓敲起来，大人孩子自觉地站定不再往前挤，小孩骑大人脖子上，姑娘搀着小脚老太。脖子抻长了，酸了，手冻得攥成了拳头，好久不见的熟人彼此稀罕地笑着拱手问好。

等到两三班人马汇聚到十字街口，彼此商量片刻，开始汇演，观众就得着一个更大的惊喜。两家都是红漆大鼓，只用一面，推举一人，或者两位鼓手轮流击鼓。击鼓手嘴里叼着一支香烟，气派地举起花鼓槌。两家队伍，就有两个八戒悟空，挤眉弄眼故意招引人笑。

常有胆大的年轻女子走在队伍里，随着鼓点儿一步一颤，跟着唢呐不慌不忙，有人认出那是对门街坊家的二姑娘。

高跷队员都是村里左邻右舍的年轻人，换了装束，三尺高跷，颜色鲜艳的锦缎长袍，头戴冠巾，描眉画眼、妆容夸张。高手能够表演劈叉、单腿跳、双人舞，空中翻等惊险动作，身手敏捷。

有一年我小弟睡觉前披着花床单耍宝，出门忽然看见大人们也这样打扮了大白天跑出来吓人，不禁指着一人放声大笑起来。那人离开队伍坐到临街一处窗台上歇息。小孩子凑过去仔细瞧，他头上顶着红绸布挽出的大花帽，肩膀上披着块大红绸布，里边是件花毛衣，黄绸裤，满脸流汗，手里拿一把绿绸布扇子。

到了夜晚，人人手里多了一盏五彩灯笼，秧歌、龙灯舞动起来仿佛流星赶月。

这些景象一直要持续到元宵节之后。赶上一场大雪，飘飘洒洒的夜空中似有无数的光亮飞奔而来。落在眼睛里、嘴唇上，清凉凉的，远处敲锣打鼓的声音渺渺茫茫地传来，提着灯笼的小孩儿在雪地上踩出一个个陷落的小雪窝儿，不久又被盖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