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往事

一

       考入南京大学作家班，是我生命中的一大转折。02届作家班又迎头撞到两个“罕有”：百年一遇的校庆，和百年不遇的“非典”。

      “南大”建校的百年庆典，多的不单是一座音乐喷泉，还有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曾经也是这里的学生。我捧着书走过，常见他或她手上抓着木牌，写着他们几几届毕业，等的是谁，自己是谁。连自己的名字也要附上，显然分别已久，生怕故人对面不相识，即使相认了也往往是握手含笑说不出话来。岁月汩汩流过，人生的河床渐渐粗砺，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另一件就是人人自危的“非典”。起先是遥远的广东，后来是北京，后来南京周边城市也出现了。风声越来越紧，体温表测得日渐频繁，许多学校纷纷放假或封校。“南大”没封，因为它分生活区、教学区，两区中间是汉口路。胆子大的同学可从汉口路逃逸——戴着花样翻新的口罩。出入都要学生证，没事就吃补药增强抵抗力，“五一”也不能回家。班长高烧入院引起一片恐慌，后来查出是肺炎才松了口气。在“非典型性肺炎”横行的日子里，班长偏偏得了“典型性肺炎”，可谓特立独行。弥漫着消毒水味的空气里仍有乐观，那来自一位姓唐的老师。每节课前，他都念一首唐诗以鼓舞“士气”。有趣的是他教的是外国文学。看来生死关头，能带来慰藉的还是本民族的东西，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安慰不了我们的凄惶。我后来总结出一条规律，就是唐老师选的都是与“春”有关的诗，用意是师生与春天结盟，共御病毒。《春晓》、《春夜喜雨》、《清明》都选了，又有“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有“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有“芳树无人花自落，泰山一路鸟空啼”，又有“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非典”平息后，唐老师照样讲他的惠特曼和麦尔维尔。

      刚开学时几个室友对食宿多有怨言，唯独我能满意。原因是上大专时的学校太不象样：食堂里真正是粗茶淡饭，排骨上甚至有别人的牙印子；住的地方系由仓库改装，且无纱窗，夏夜小生命极多，计有苍蝇、蚊子、蟑螂、蛐蛐儿、飞蛾和不认识的硬壳虫数种，物种的丰富足以把法布尔的《昆虫记》比下去。置身“南大”后，宿舍高居十楼，体魄再强壮的蚊蝇也飞不上来，夏天连帐子都用不着。纱窗虽有些发黄，但毕竟是存在的，存在即合理。食堂里菜式繁多，新鲜卫生，牙印子之类的奇观就此绝迹。浴室又近，小卖部触手可及，我实在想给打个九十分。扣掉的十分是为了电梯。我被关过三次，拍门、按紧急呼叫键都不能引来外界的注意。总算电梯良心未泯，每次都是自己开了。我们那幢楼有两部电梯，轮流修，轮流坏，奇的是两年时间里，从来没有一起坏过，似乎深谙“为人处事要留有余地”的道理。

      我喜欢晚上看生活区的橱窗，照片、图画、文字，在日光灯下明朗清新。为重病失学的校友捐款的号召我还抄下来过，可惜弄丢了。教学区吸引人的自然更多。作家、学者来开讲座的通知（我听过余光中、莫言、白先勇的讲座，莫言谈锋甚健，余、白二人则风度俨然）、爬满长青藤古朴威肃的北大楼、花园、草坪、教学楼，尤其是金灿灿的银杏树，全盛时的樱花林。前者适宜黄昏时欣赏，夕照涂上一树黄叶，色泽生动，仿佛要流下来；后者适合在月光下赏玩，溶溶的月色，素洁的花瓣，偶有两片轻柔飘落，静谧得凄迷，如同梦境。

      独处有独处的乐趣，一大群人呼啦啦放鸽子般的跑出去，则另是一种愉快。大规模的出行有三次，第二次到扬州瘦西湖我因病错过。另两次一是到珍珠泉，一是到栖霞山。珍珠泉泉水碧青，水质极好，大叫两声会有串串气泡珍珠样地浮上来。还爬了一段长城，城墙是明代修的，在上面俯视，看得见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我记得班长问一位女同学，此情此景如何形容。女同学是写诗的，结果她并未吟诗做对，大发感慨，只是淡淡的说“大美无言”。我在旁听了，非常佩服她的精准。栖霞山我们去得不是时候，漫山红叶、灿若云荼的奇景没能见着，不过沿途的叶子已经隐隐泛出红意，叶茎叶脉凸得明显，感到生命的律动。带队的老教授被一帮叽叽喳喳的女生围着，众星拱月的局面。几个调皮的男生悄声说是“万红丛中一点绿，不要打扰他，是对老师最大的体贴”。

      班上唯一一回“酒会”我找借口推了。我素来滴酒不沾，同时深知所谓“酒会”并非调制几杯鸡尾酒，端着杯子走来走去这么简单。我的两位室友不及我明智，去了三个小时才逃回来，一个两眼血丝，倒头就睡，一个冲进洗手间，“哇哇”不绝。有位女同学发消息问我他们怎么样了。我说：“一个睡了，一个吐了。”隔了一会儿，我又发消息说：“吐的那个睡了，睡的那个吐了。”听说当时与会者还轮着说了性幻想对象，不说的就灌酒。有一位兄台老实供出了某个女生的名字。不久他们就出双入对，大概从此不必再幻想了。

      校园里的恋爱是一道风景。有一届“十大歌星赛”上，一个长头发男生抱着吉他自弹自唱，唱完了鞠躬谢幕：“谢谢大家忍受我的歌声，我知道我唱得不好，我没想过拿名次，只想把这首歌献给后排那位美丽的姑娘。”全场掌声雷动。我回头看去，后排幸福微笑着的“美丽的姑娘”竟有三人之多，猜来猜去也没弄清楚哪两个是凑热闹的。另外，女生宿舍外也不乏好逑君子，总有或高或矮，或俊或丑的男生翘首以待。“待”到了，有携手散步的，有争吵推搡的，有缠绵热吻的，最凄凉的，是我亲眼看见一个男孩子，对女朋友百般哀告，而终不能令她回心。她走了，他还眼巴巴的站着。我拎着茶瓶在附近站了五分钟，假装等人，等到的却是“人间惨剧”（比他惨的也有，比如有个同学雄心勃勃办了份校报，一个月后就被众人拿来糊窗户纸）。

二

      比较“独特”的老师有四位。头一位是我母亲的朋友，教《新闻学写作》的张老师。他那时好象是五十出头吧，但看上去要年轻得多，也不是瘦，就是穿什么衣服都很有样子，“天生的衣架子”。他一径儿那么不紧不慢地讲着，吸引力来得循序渐进，听着听着就陷进去了。他是冷幽默的典型，形容一个大肚子男人的经典玩笑我背下来一句：“人还在新街口呢，肚皮到了中央门了！”

      第二位是教《中国文学史》老师也姓张。我们看课表时以为是个男人，不料门一推，进来的是一身白衣、端丽秀雅的女教师。她只有三十岁左右，言行服饰像小龙女，脾气也一样那么清冷。她上课是不动声色型的，偶尔开个玩笑，大家都笑了，她自己顶多莞尔。有一次她无意中说到她和几个朋友效游，坐成一圈玩《红楼梦》里那种拈花名的游戏，什么“莫怨东风当自嗟”、“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别人提这种事就显得炫耀，她说起来就自自然然。很久后才知道她是大学者程千帆的外孙女。张老师时间观念极强，下课铃一响，她哪怕刚说了半句话也立刻打住，与一些爱好拖堂的老先生形成鲜明对比。

      再一个是周老师。女性，中年，教授，词锋锐利，思路明晰，让人又敬又畏。她有时会忽然停下，叫个同学到讲台上接着她的话往下讲。这一类的突然袭击既使人凛然，又让人兴奋。我和周老师比较熟些，对她的了解也较多。她丈夫也是中文系出身，是她的师兄，后来转行，目前是江苏地区“中兴银行”行长。她儿子才17岁，个子就一米八几，已经有国外的汉学家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周老师从前体育很棒，后来又学弹钢琴自娱。我在“柏斯琴行”听她弹过《风流寡妇》，哪一架钢琴音质不好，她敲一敲就知道了。

      第四位是我们的班主任包老师。他平常不擅言词，说急了还磕磕巴巴的，可是一进入“状态”就判若两人，而且古今中外，随手引用，显示出博学和惊人的记忆。我给他看我的散文，他评价说技巧极熟，返照空明，不露棱角，没有年轻人的浮躁，也没有年轻人的活力。我至今还服他这句话。我们毕业半年多，他房子也有了，副教授也评上了，女朋友也有了——是他的教友，他们俩都信基督教。这样看来，这位女朋友是上帝赐给他的。

      课堂上经常放电影，那是《电视剧概论》、《台湾电影赏析》等课。我喜欢几十个人济济一堂地看电影。《罗生门》一打出片名，身后同学就凑过来跟我咬耳朵：“阴森森的，好看！”《情书》、《烈日灼身》、《悲情城市》都是那时看的。更大的收获是纠正了我对李安的偏见。我看了《卧虎藏龙》，觉得他微不足道，可看了《推手》，我明白我险些与一位大导演失之交臂。于是到学校旁边的“远航影吧”补看他的《喜宴》、《饮食男女》、《理智与情感》。

      “远航”的电影三块钱一小时，有好几千部片子，分门别类，分为“伦理”、“政治”、“动作”、“科幻”、“恐怖”、“惊悚”、“悬疑”、“喜剧”等等，一人一个座位，戴“眼镜”，塞“耳机”，效果和看宽银幕电影一样。我经常拎个大水杯悠悠闲闲走过去，一晚上看两部电影。共计大约看过三百部片子。希区柯克全套、“红白蓝”系列，许多难找的老经典、新文艺片都在那里领略到了。老板跟我熟了，常给我打折，或做佳片推荐。遗憾的是现在“远航”人去楼空，不知去向。

      除了“远航”，“半坡村茶座”、“先锋书店”是我爱去的两处。“半坡村”在青岛路上，和汉口路成一直角，两层，极幽静，灯光不刺眼也不昏暗，柔和得恰到好处。茶具也颇精洁。二楼有一台老式的留声机，不过从来不开。我和不同的同学在那里喝过无数次茶。美中不足是套餐不大好吃——简直吃不饱。“先锋书店”的老板当年也是作家班的，书卷气浓而又精于理财，是个小型的金庸。书店里布置得极具匠心，音乐若有若无，壁画古怪却有冲击力。有一幅绘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旁边一行字是“大地上的异乡者”。（是暗喻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处境么？）一张桌子怎么摆，一张座椅如何放也有它的讲究。书很多，大学教材之外，尚有坊间少见的人文、社科类书籍，整齐雅洁。我曾创下在那里啃书，连饿两顿，低血糖到眼前发黑的纪录。

      学校的图书馆也是我的福地。我爱闻里面的气味。那是空调、空气清新剂、墨香揉在一起的味道，有种特别的干净和神圣。它们构成了一种“场”，把我围在其中像羊水里的胎儿。不管站着挑书还是坐着阅读，四周自有一种平和振奋的空气。虽然静悄悄的，满室却跳荡着字词的音符。我沉醉于那种氛围更甚于具体的书。

      有些书，不是考试考到，我不见得会看，可见有点压力不是坏事。比如《苏俄文学》董老师要求我们读一些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作品，我就不敢不从。一读之下，发现原来俄国小说并不仅仅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阴沉拷问、托尔斯泰的宗教博爱、屠格涅夫的“优雅的怜悯”，竟还有《大师与玛格利特》这样妙趣横生，活泼得近于童话的长篇。同样的，一提苏联文学，官方抓住高尔基，评论家盯着《古拉格群岛》，其实尚有《我们》这样机智的寓言。从前我读过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但若非《剧本创作》的大考，契诃夫剧本的魅力我就无从体会，而曹禺最杰出的剧作《北京人》恰恰是受他的影响。世人皆知契诃夫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但《樱桃园》、《万尼亚舅舅》的成就更在《套中人》、《变色龙》之上。

      “南大”学生曾自己排演过一些经典话剧，我从头到尾看下来的是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记得最后一句是“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什么？”当时《流星花园》热播，把道明寺的“名言”移到莎翁名作中，大家哄堂大笑。

      另一些话剧不是真人版，而是看录像。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尤为其中翘楚。另一部香港剧忘了名字，是焦媛演的，节奏很快，我想如果我在现场欣赏，感受会深得多。不过看《等待戈多》时我很不争气的睡着了。缺乏基本情节的荒诞派刺激不了我的神经。我旁边的同学睡得比我久，但是一醒过来他就告诉我他崇拜荒诞派——像崇拜催眠曲那么崇拜。不论《秃头歌女》还是《椅子》我都觉得厌烦。

三

      有两件事我一直引为得意。

      一是我凑巧接受了一次采访，还在南京电视台播了。那天是愚人节，我和室友边说话边往宿舍走。两位采编截住我们，其中一个扛着摄像机。他们问我们对愚人节的看法。我本身不够开朗，然而室友比我还要内向，我于是在采编的“启发”下说了“愚人节”的好话。采编进一步问我，在愚人节这天向意中人示爱，我有何看法。我说：“是个好办法。对方接受了就是一段佳话，对方拒绝了就说自己是开玩笑的。进可攻，退或守，”想想又不伦不类加了句“希望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我没赶上看我在电视里的尊容，据两个亲戚说“头发竖得像棵草”。

      第二件事是“古诗鉴赏”我获得免考。开学时徐老师有言在先，按照课堂上发言的数量和质量打分，积分最高的二人可予免考。我认准了这个目标，堂堂课都积极举手，不会的也举手，有枣没枣打三杆子，反正站起来就加两分。后来形势发展到我一举手，大伙儿就开始嘀咕：“又是他，你看，又是他！”

      班上有个同学也姓陶，是我的“本家”，她也是小声嘀咕者之一。幸而埋怨归埋怨，邀请三五好友去她家试她的茶艺，她没漏了我。她特意跑到日本学了两个月的茶道，如今小试身手，一套套程序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外面下着小雪，室内没有取暖器。几个人冻得要流鼻涕，却还兴冲冲地品茶、听她讲解。

      又一位同学，结识了两个来班上旁听《宗教与艺术》的尼姑，计划搬到鸡鸣寺里租间厢房，住半个学期。我们初听都很诧异，她却坦然笑着，仿佛很应该。

      又一位同学，夜里十一点打电话来，把我拉到学校假山边，问我“人活着有何意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世上俗人为什么都是行尸走肉”。成天思考着这些形而上的问题，把自己折磨得形销骨立。

      和形形色色的朋友共处着，四个学期一晃即过。临毕业前，合影、唱歌、吃饭、编纪念文集，忙乱了好一阵子。最后那顿聚餐，两个多愁善感的女同学哭了。大家不分男女，都抱了抱。网上流行说“抱抱”，我们那天却是身体力行了的。我不能担保没有人怀着占便宜的心思，也不想表白“我们的拥抱像婴儿一样纯洁”。分别在即，不管“占便宜”还是“像婴儿”都是可谅解的。我甚至想到，再过几十年，“南大”一百五十周年校庆的时候，我也会举着木牌，写上“02作家班，某同学，我是陶然”，和他们谈谈“最后的晚餐”，回忆我们的拥抱，以及一切孟浪的、合度的、晦暗的、明丽的、平淡无奇、匪夷所思的可爱而又可哀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