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公分的旧铁器（载《奔流》2016年第10期）

                                                                         黄孝纪

钱凿

      再过十天就是中元节，俗称鬼节，我们那里就叫七月半。
      家乡的习俗，在七月半的前四五天，家家户户就陆续烧香焚纸，迎接逝去的亲人来家过节。这几天，每日三餐，主妇要恭敬地贡上茶饭酒菜，请先人来享用，一面小声地念叨保佑全家兴旺平安一类的祷词。到了七月半这一天，贡献午饭后，焚化几个装了纸钱纸衣诸物的大纸包，放一挂鞭炮，算是送先人们每人带一个礼包上路，去他们的坟墓。因此这天下午，野外少了人迹，尤其是孩子，被家长警告待在家中不要外出，以免运气低，撞上了野鬼。
      记得在农村时，每年的这几天，我的父母都十分虔诚。早上起床后，洗漱，扫地，挑水，生火，一家人各行其事。母亲必定是倒掉隔夜茶，把铜茶壶清洗干净，烧一壶新鲜的浓茶。然后烧香焚纸钱，在厅屋神台前的方桌上摆三个饭碗，倒上三碗琥珀色的热茶，放一盘炒花生煨烫皮，给祖先贡茶，一天的恭敬就此开始。这几天的菜，也是按待客的礼数，每餐必有一碗新鲜的好菜，或者辣椒炒蛋，或者辣椒炒豆腐，或者赶圩场买点猪肉，总之是尽一家之所能。据说泥鳅黄鳝是千万不能上菜的，在祖先眼中，这是一条条的蛇。每餐要等祖先吃过后，母亲在桌边奠了酒，把碗里的小饭团回一下鼎罐，我们这才装饭吃。自然，这平时少有吃到的好菜都下了我们的肚子，我尤其开心，饭量大增。我曾问过母亲，为什么祖先吃过的饭不能直接吃，要重新倒入鼎罐？她说，直接吃的话，容易忘掉记性。
      我的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的虔诚很少体现在素来平和的脸面上。从外面干完活回来，他默默地从卧房的木柜里拿出厚厚的几刀黄纸，一把钱凿，坐在厅屋一角的矮凳上，打纸钱。钱凿是一个乌黑的小铁器，握在手中，略比拳头高少许，下端是形如铜钱的模具。打纸钱时，先把黄纸裁成手掌宽的纸币形状，下面垫一块木板。敲击钱凿要用木棒，大约是如用铁锤的话，怕用力把一叠黄纸打穿。钱凿从黄纸的一角开始打，打一下，纸上就留下了一个深深的铜钱印痕。一路路顺下来，钱凿印紧挨着，铺满了整张黄纸，一叠纸钱才算打成了，又换上另一叠。
      父母在世的时候曾多次说，烧给先人的纸钱，要用钱凿打上钱印，才是阴间能用的钱。光板的黄纸，在阴间是不能用的，是假钱。亦因此，在他们去世的那几天，我也曾找出那个父亲用过几十年的钱凿，坐在厅屋的一角，在他们的棺材旁边，默默地给他们打印了一叠叠的纸钱。
      只是这十多年来，世事变化太大太快。村里的旧房拆迁了，原先的那些老器物丢弃散失殆尽，包括这个小小的旧钱凿。再说现在的世道，是一个敷衍的时代，人心已少了敬畏和恭敬。包括我也一样，认为祭祀先人，只要心意到了，意思意思就行了，全然没有了父辈那般的虔诚。每年过年过节，给父母祖先烧纸钱，全都是用光板的黄纸。况且市面上也少有敲了钱凿的纸钱卖，谁愿意干那个费时的活呢？
      于今我在异乡，我倒想在闲暇的周末，买一刀黄纸，买一把钱凿，找一块木板，一根木棒，仔细打几叠有铜钱印的纸钱，烧给我的父母祖先。
      哪里有钱凿卖呢？

挂锁

      百年已近半，现在回过头去一想，觉得道德与文化之间，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关联，甚至可以毫不相干。
      三十年前的旧时乡村，或者更具体一点，就说我的家乡八公分村，村民普遍没什么文化，能够读完初中高中的人寥寥无几，考上中专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那时我们的父辈祖辈，基本上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既没有文化，更不懂什么科学知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自幼耳濡目染传承下来的，本身所具备的良好道德素养。日常生活里，村人长幼有序，礼貌待人，相互之间，更多的是宽容，平和，互助。村风纯朴，真可以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来形容。至少，在村人的潜意识里，没有刻意防范外人的心理。
      很明显的，各家屋门上的那一把挂锁，基本上就是一种摆设。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一栋老旧的青砖黑瓦的大宅子里。中间一个天井，把宅子分为上下两厅。下厅两户人家，上厅三户，我家住上厅的一角。大白天，宅院的大门和侧门总是敞开的，鸡呀，狗呀，邻里村人呀，外来的行商呀，乞丐啊，陌生人呀，随时都可以自由进出。而且，每户人家的小门也是敞开的时候多。
      吃过早饭之后，上学的孩子已经去了学校，大人陆续外出做农活。这个时候，很多家庭空无一人，村庄最安静。按现在的观点，是治安防范最为薄弱，最容易发生偷盗、投毒、放火或其他恶性事件的时间段。即便这样，不少人家并不锁门，只是把门扣扣上即可。那时村人大多用的是传统的铁挂锁，黑乎乎的，像一个猪腰子。锁匙犹如算卦的竹签，从锁屁股眼插进去，一捅，锁就开了。这样的挂锁锁在门上，其实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上的防范功能。任何一个少年或成人，只要拿一把胶钳，或一把起子，或一把火钳，甚至一根结实的木棒，就能连挂锁带门扣一齐撬开。
      事实上，村人即便外出锁上了家门，那个长柄钥匙也很容易找到。有的是放在木格窗台上，有的放在门扇下沿与门框之间的缝隙里，伸手就能摸到。这是村人藏锁匙的公开秘密和习惯，并不会把那个粗笨的长柄锁匙带在身上。我家是在门框上钉了一颗钉子，穿了布条的锁匙挂在钉子上，就在门扣上方。我中午从邻村的小学午休回家吃饭，摘了锁匙就能开门。这样锁门，形同虚设。也正如村人常说的一句话：“锁得了君子，锁不了小人。”
      数年之后，我家在村子的最南面建了新瓦房，换了新的弹子锁。弹子锁购买方便，供销社随时都有，大小各异，型号齐全，而且一把锁带几个钥匙。这样，传统的老挂锁逐渐被淘汰。不过，同往常一样，曾有一段很长的时期，我家的钥匙依然是挂在门框的钉子上。
      三十年，说短也短，在历史长河中，不过眨眼一瞬。说长也长，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我们的没有什么文化的祖辈父辈大多已经入土，一同带走的，还有当时良好的道德风气。
      如今，上大学已是稀松寻常，国民不可谓没有文化。科技产品的更新换代，也是日新月异。无论城乡，防范他人，防范安全，已成了每个家庭的重中之重，时代的重中之重。门是越来越厚实的防盗门，锁是越来越先进的防盗锁，窗户装上了防盗网，人住在里面，就如同关进了牢笼。
      真的，那个门上只挂一把挂锁，疏于防范的时代已经远去，令人怀念。

撑架

      那是一个揪心的庄严仪式。
      高速铁路的巨大灰色桥墩，一个连一个从田野上长出来，像一条巨大的蜈蚣，已经逼近村庄，逼近我的家门口。我的红砖瓦房的清水墙上，被人用红色的涂料画了几个大圆圈，里面写了一个潦草的“拆”字，旁边还打了一把红红的大叉，仿佛两把血色刀子。显然，这栋留下了我二十多年记忆和生活场景的瓦房，我少年时目睹了它的诞生，现在人到中年，又要看着它消失，还原成一片颓败的废墟，无可挽留。
      2008年深秋，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从永兴县城回到家乡这栋瓦房。三年前，我的父亲也追随母亲去了对面的山上长眠。房子从那时上了锁，瓦屋面上不再飘荡浓浓淡淡的蓝色炊烟。我也累月经年不再回来，任由这栋简陋的老瓦房空置着，落寞地忍受日晒雨淋。我这次回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按照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带头拆掉这栋房屋，以便整个村庄拆迁工作的顺利推进。我只带来了一块红布条，一刀纸钱，一把香，一对蜡烛，一个打火机。别的什么也没带。还需要带什么呢？在选定的这个就要拆掉这栋庇护我成长的旧居的时刻。
      房子外面，我的堂兄三节和几个村人在说笑，抽烟，墙上斜搭的高楼梯直抵瓦檐。他们是我雇来的，只等我的简单仪式一结束，就进屋搬东西，上房揭瓦拆砖。
      厅屋大门打开了，堂屋门打开了，堂屋通向禾场的侧门打开了，木窗板推开了。强烈的光线射进来，照着堂屋中央的砖砌方形大正灶，四围泛黑的粉墙，烟火熏黑的楼板，蒙了厚厚灰尘的碗柜，灶桌，宽条凳。砖砌的水缸空空的，干干的，没有一滴水，泛白的水泥内壁结了蛛网。空气中有一股久无人居的发霉的味道。
      与我一同走进堂屋的，是年近七旬的金德老哥。他是我的邻居，是村里的老泥水匠。我的这栋瓦房，当年就是以他为主的工匠们建成的。记得房屋圆垛的那天，他带着一般人，站在人字坡屋顶的墙垛子上，瓦檩条上，放鞭炮，杀公鸡敬神，唱段子，撒糖，撒饼干，撒染红的花生。大人孩子站在下面围观，仰头聆听，笑闹着拥入尚未盖瓦的房屋里捡拾撒下来的东西。当年冬天，我家乔迁新居。堂屋的这个砖灶也是他砌的，在选定的良辰吉日，是他亲手在灶基上安放了象征一家之主的崭新的铁撑架。
      我点燃了纸钱，烧在灶膛里。火光熊熊，腾起一片烟尘。就着如舌的火苗，我又点燃了香烛，插在灶台面上的缝隙里。三炷香缭绕着青烟，蜡烛燃烧着，火光明亮，拖着长长的烟尾巴，红红的油脂顺着蜡烛滑下来，滴落在空荡荡的灶台上。堂屋里又充满了多年不见的烟火气息。
      灶膛里的纸钱渐渐成了一滩黑色的灰烬。金德老哥拿了红布条，系在了灶膛口撑架的圆环上。他神情肃穆，两手握着圆环，一拉一提，铁撑架就与灶膛分离开来。我赶忙伸出双手，接了过来。
      这个沉甸甸的撑架，上面一个圆环，下面三条腿，均已锈迹斑斑。二十多年与这个灶台，这膛炉火，这栋房屋，这方土地的长相厮守，如今终将分离。
      外面进来几个人，开始清理旧物，搬到门外的禾场和空地上。另几个人上了楼梯，开始揭檐口的瓦片，一叠一叠传递下来。我从堂屋里出来，把拆房的事情全权委托给了堂兄三节。
      提着撑架，我离开了这栋正在拆除的老房。作为村庄的游子，作为家的象征，我和我的相伴了二十多年的撑架，一同行走在返城的路途。
      秋风里，撑架上系着的红布条不时飘荡。

火钳

      火钳是手的延伸，更是灶的伴侣。
      村里砖砌的正灶，每个日夜总有一把火钳不离不弃。闲时，它躺在灶台面上，或插在灶灰坑里，甚至就扔在灶门口的宽条凳下面，与干柴炭块为伍。乌黑修长的两腿，一对大耳朵，一个铆栓，构成了它身体的全部。在一只手的操控下，它张合有度，灵活有力。自从铁匠给了它生命，一个户主神色满意地欣赏它，相中了它，把它领回家，带进了堂屋，它就一眼爱上了这户人家的砖砌方形灶台，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它从此默默地履行职责，消磨自己的身体，无怨无悔。村人给了它一个亲切的小名，夹钳。
      灶膛里柴火熊熊。灶门口卧放的一块方砖上，搭着比手臂还粗的斧劈柴，有时是手指粗的干树枝。干柴的前头伸进了灶膛内，热烈燃烧。长长的火舌舔着锅底，从灶门口窜出来，带着烟尘。灶上的鼎罐，或在烧水，或在煮饭，或者喷香的米饭已经煮好，换上了乌黑的双耳菜锅，一团雪白的猪油在锅底快速熔化，刺啦啦炸响。在八公分村，一年四季，一日三餐，这样的场面在每一户人家重复上演。
      深秋，冬天，初春，天气寒冷。这个时候，我家灶门口的宽条凳上，必定紧挨着坐了一家大小，热烈的火光把脸面映红，暖意融融。当中的一个人，母亲，父亲，姐姐们，我，多数时候是母亲，手拿火钳，随时掌控灶膛里的动静。火太大了，夹着干柴拖出来一点。干柴烧得只剩灶门口巴掌长的一小截，夹了送进灶膛内。火子柴灰满了，燃得不旺，冒烟，火钳伸进去，搅动一下，扒一个小窝，火苗顿时就窜了上来。父亲爱抽土烟，这时省得划火柴，拿了火钳，夹一粒绯红的火子，伸向烟斗，嘴巴吧嗒吧嗒吸起来，很享受地吞云吐雾。
      记得上小学，下雪结冰的日子，我和伙伴们经常手中提一个火桶去学校。小小的火桶里，有一个瓦钵子，里面夹了红亮的柴火子。上课下课不时烤烤手，身上就暖和了许多。也有的同学在火桶里添一把干茶籽壳，搞得教室乌烟瘴气，被老师勒令提到外面去。
      那时家里有喝早茶的习惯，伴嘴的东西常常是一碗腌萝卜，几个烤得溜糖的红薯。有时，母亲拿出三两块圆圆的烫皮，火钳夹了，一块一块在火子上反转着煨烤。宛如团扇的烫皮煨得金黄，鼓起密集的小米泡，浓香扑鼻，酥脆诱人。这是村人日常的茶点，也是待客的上品。用火钳在灶里扒一个坑，放一个白皮红薯进去，掩上火子，也是贪吃的我们爱干的一件事情。于今忆及，仍口有余香。
      接近年关，楼上原本堆得满满的干柴火已经空落很多。先前预备好，码放在卧房一角的炭块，犹如一饼饼黑色的大糍粑，这时派上了用场。烧炭火的日子，少了烟尘，一番晒扫过后，家里干净了许多。炭火耐烧，火力大，生火的时候， 往往在灶膛里夹带放几块敲碎了的青石，经过一昼夜的焚烧，成了生石灰块。在一日三餐之间，炭火空着。为节省炭，母亲从水田里挖一锄泥巴，拿火钳夹了一团团的湿泥，糊上厚厚的一圈，只在炭火中央留一个拳头大的圆孔。炭火上的泥巴腾起浓浓湿气，小孔里扯着微弱的火苗。
      杀猪过年，火钳起到了烙铁的功能。火钳插进炭火，隔一阵拔出来，已是两腿通红。按在猪肉皮上，慢慢烫过去。焦烟腾起，猪皮蜷曲发黑，吱吱作响，冒着油脂，散发刺鼻的焦臭。火钳也随之发黑，复又插进炭火。如此再三，直到猪肉都烫了毛。为防伤人，用后，灼热的火钳插进水里，发出尖锐响亮的淬火声，窜起一股浓烟。
      据说在盛夏的夜晚，常有成人打着手电，拿了火钳到水田里夹泥鳅黄鳝。那时我尚年幼，可惜未曾亲历。
      一把火钳在家里往往要用上许多年，两条腿消磨得瘦小，短了一大截，仿佛年迈残瘸的老人。看着这样的火钳，不免心生感概。

油糍粑灯盏

      这名字有点古怪。
      小时候母亲告诉我这个器物的名字，我心里就一愣一愣的。几十年过去了，每每琢磨这个名称，还是一愣一愣的。油糍粑，是我家乡一种用米浆油炸的美食，圆圆的，薄薄的，菜碗口大，金黄，蹦脆，喷香。灯盏，则人所共知，是那个时代农村的照明用具，散发浓重的煤油气味。油糍粑和灯盏这两个各具内涵的名字一组合，则既非油糍粑，更非灯盏，乃是用来泡油糍粑的一个铁质小模具。其形状，仿佛一个“乙”字，上面是木手柄，下面是一个浅浅的小铁盘，铁盘的一端长了个比筷子尖还小的蝌蚪尾巴，折进木柄。整个看来，油腻腻，乌黑。
      那时永兴县号称油茶大县。我的家乡八公分，放眼所见，漫山遍野都是茂密的油茶林。采摘油茶籽后，已是冬季，洁白的油茶花怒放，仿佛漫天的飞雪。于今想来，真是令人神往的境界。
      在我的家乡，用茶油炸油糍粑的过程，叫做泡油糍粑。一年里，若非有特殊的喜事，每一个家庭，一般只在过年前泡一次油糍粑。泡油糍粑，需要先把糯米和粘米按适当的比例配合，浸泡，到石磨上推成米浆。之后，在灶里添一炉新炭火，放上大油锅，倒入小半锅新茶油。炭火熊熊，锅里茶油发红翻滚，屋内外飘荡浓郁的新油茶芳香。这个时候，取出洗净擦干的油糍粑灯盏，从大脸盆里舀一小勺米浆，倒入油糍粑灯盏，一摇，米浆便均匀摊满油糍粑灯盏，浸入油锅。顿时锅里哗哗翻滚，热气蒸腾，油点飞溅。不一会，一张泛白的油糍粑脱离油糍粑灯盏，漂浮在油面上，在热油的翻滚下，在锅内移动，吱吱作响。再又重复同样的程序，直到锅内漂满了油糍粑。拿筷子一块一块夹了，不断翻转，油糍粑的颜色逐渐变成金黄，铁丝捞箕捞上来，弹弹油，倒入团筛米筛。这样的工序，费物，费时，费力，成本大，尽管人人喜欢，村人却不常吃。
      母亲泡油糍粑的时候，我们围灶而坐。母亲只允许我们看，不许我们动手，也不许我们多嘴多舌。她说，上油锅是好事，会有油神到家里来，要恭敬，要讲好话。她生怕我们讲了不好的话，因此事先就会告诫我们，最好少说，闭嘴。
      为了犒劳一家人，安抚我们的嘴巴，母亲往往会先泡几块蓬油糍粑。所谓蓬油糍粑，就是把新鲜的猪肉躲碎了，和上盐、葱丝，拌成肉馅，先舀一小勺米浆倒入油糍粑灯盏过一下油锅，随即铺上一层肉馅，又过一下油锅，再淋上一小勺米浆，浸入油锅，炸成一块厚厚的，金黄的，蓬松的葱肉糍粑，满屋异香。蓬油糍粑炸成，母亲先夹一块放入碗中，双手举过额顶，到神台前敬神。过后，我们一家人才大快朵颐，太香，太好吃了！
这样的时刻，每年只有一次，且多在夜里。吃过蓬油糍粑，母亲打发我们上床睡觉。她一个人独自坐在灶火边，一勺米浆，一勺米浆，慢慢泡油糍粑，往往要到天明。
      不同的年份，母亲泡油糍粑在最后所剩的不多的米浆里，往往添加一点芝麻，或者黄豆，或者花生，或者削一两个红薯切成方形的小粒，拌和均匀，做成芝麻油糍粑，豆油糍粑，花生油糍粑，或者红薯油糍粑，更是不错的美味。
      母亲是2001年去世的，尚未满70周岁。这之前，家乡的油茶树逐年减少，荒芜，火烧，刀砍。村人的茶油产量连年减少，很多家庭以至于无。尽管这样，因为父亲的看管，我家在村前的那片油茶林还是保持得好好的，每年都还能产出百十斤茶油。我们每年都能吃上母亲泡的油糍粑。母亲去世后，我们再也没有吃到过用新茶油泡的油糍粑。
      2005年端午节后，父亲去世。这时，我们家这片在整个村庄是最后最好的油茶林，已毁于一场清明山火，烧得干干净净。村庄维持了数百年之久的油榨坊，也在不久后拆毁。周边的山岭成了秃子的毛发，稀稀拉拉。
      油糍粑灯盏大概在八公分村不再有了吧。我已多年不曾看见。
                                                  
铁锅

      家里有三只铁锅，一小，一中，一大。
      小者是菜锅，长有两小耳。与之匹配的，是一块杉木锅盖，一个手锄般的木柄菜勺。累日长年的汽蒸、油熏、火燎，木盖木柄已然发黑。偶尔用柴火灰擦洗一番，方才白亮了许多。村人的习俗，一日三餐吃饭。我家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一年里，母亲每日三餐都要在灶台边洗菜，切菜，煮菜。春日的菜薹，韭菜；夏日的辣椒，茄子；秋日的扁豆，仔姜；冬日的白菜、萝卜，莫不是应时菜蔬。四时八节，也煮鸡鸭鱼肉的荤腥。
      记忆尤深的是冬夜里煮萝卜。外面寒风拍打着窗板，松涛一阵一阵呼啸。昏黄的灯光下，一家人围灶而坐，柴火熊熊，菜锅里已放了小半锅子水。母亲站在灶桌边切白嫩的大萝卜，她会征求我们的意见，或者切片，或者切成方形的小墩，或者切丝。切好的一大堆萝卜放入锅中，盖上木盖。水汽氤氲之中，已闻萝卜飘香，肚子愈加饥饿。我常忍不住再三催促母亲：“好了吗？”“好了吗？”母亲脸上微微含笑：“快了！”“快了！”中途她揭开锅盖，拿了菜勺翻转萝卜，又盖上。我甚至有点生气了：“怎么还不好啊？”母亲依然是含着笑，目光温暖：“你个蠢子。总要煮熟嘛。”在长久的等待中，一大锅萝卜终于熟了，母亲端了油盐罐，用瓦调羹放了猪油，放了盐，又放了辣椒灰，葱丝，酱油，一拌和，浓香扑鼻，红辣辣的装了两大海碗。热饭热萝卜，一家人吃得哧溜哧溜，香！
      盛夏里吃上一顿米粉蒸猪板膏（板油），那真叫解馋。长夏时节，上一年留下来的猪油和茶油吃光了，许多日子煮菜都是烧光锅，肚子更加荒得很。偶尔的日子，母亲手提肩挑了花生豆子到圩场卖了，买几斤板膏回来。大部分炸成了猪油。少许则切成块，只在热锅里过一下，拌上事先炒至焦黄后磨细的米粉，和上盐，装到大碗里蒸熟。油亮亮的米粉板膏特别香，夹一块，咬入口中，嘴唇满是油光，好吃得不得了。那时想，要是经常有这样的好菜吃，该是多好！
      中号的铁锅，锅口大过谷箩，我们叫水锅。顾名思义，主要用来烧水。早上烧水泡茶，晚上烧水洗澡。盛夏煮新扯来的嫩花生，冬夜里闷红薯，都是用它。为防止跑汽，盖上木锅盖后，在一圈缝隙上塞了洗脸帕子。闷红薯蒸干了水，锅底会有一层酱黄色的红薯糖，软软的，用调羹挑了吃，很甜。
      平素的日子，一家人口多，往往用木甑蒸饭。先是在水锅里放大半锅水，倒入几升米，熬至半熟，捞箕捞出来，放在筲箕里，滗干水。若是夏天，米汤里留少许米，熬成稀饭。蒸饭时，洗净水锅，加水，放入木甑。甑底有能取放的圆凸型箅子，篾丝织成，高于锅内水位。蒸汽如烟，端了筲箕，用饭勺将米饭扒入甑中，盖上木盖，蒸至熟透。木甑蒸的米饭，历历可数，十分松软，好吃，能让人饭量大增。记得我二姐小时候，若是吃饭时遭了母亲责骂，她就气鼓鼓地坐在木甑边，故意斗气多吃几碗饭，肚子饱胀还要硬吃，直让母亲干瞪眼。
      中秋节，村里捣糍粑的那几个石臼，要轮流排队。我母亲早早用木甑蒸好了糍粑米，却往往要在水锅里放上几个时辰，热了又变凉，凉了再放回灶火上篜热。直到排上了队，才急急忙忙端过去，捣成糍粑，是一年中只能吃上一回的美味。
      煮潲的铁锅最大，无耳，锅口能放入大簸箕，木盖异常笨重，成人也要两只手才提得稳。煮潲有专门的灶窝，大多砌在厅屋的一角，或者专门的柴房里，四四方方，上面一个圆形大口，刚好嵌入潲锅。除非锅底烂了洞眼，潲锅一般是不会再起出来，太沉，不便，又占地。每天早上煮潲，倒上一大锅潲水，放进剁好的猪草菜叶，盖上大木盖。有的人家甚至不盖木盖，就直接敞开，或者盖一个烂簸箕。宽阔的灶膛里，柴火熊熊，烟尘弥漫，燎得烧火的人脸面生痛。许久，热潲开了锅，热气四窜，潲水伴着泡沫溢出。赶紧揭开锅盖，用一根长木棍伸进锅内，按潲，搅动，平息一下翻滚的潲沫。
      多日不曾清洗的潲锅，四周粘满了陈潲，看着肮脏。锅屁股上，更是落了一层厚厚的黑烟尘。有时候搞恶作剧，用手指伸入灶内揩一下，冷不防擦上同伴的脸，顿时成了黑包公，招致追打。
      红薯挖了之后，在闲暇的冬日，每家每户都会蒸红薯酒。发酵好的红薯糟，倒入洗净的潲锅，加水，盖上大酒甑，用拌和油润的湿黄泥巴条子，将酒甑与锅子周边缝隙封上。再用专门的竹筒，连接好酒甑和加满了水的过缸，摆好装酒的坛子，生火添柴。潲锅水沸，不多时，一股清亮的红薯酒，从过缸底部的瓦嘴子流出来，落入酒坛，酒香浓郁。
      差不多隔上几日，就会有不同脸面的补锅的行商来到村里，走遍巷子吆喝，在村前的树下坪地上安放火炉，风箱。不一会，便有村人提着烂了洞眼或缝隙的大小铁锅，陆续到来。
      补锅师傅推拉着风箱手杆，炉上炭火舔着蓝色焰子，熔罐里的小铁块渐渐变成了绯红的铁水，翻滚着。他坐在矮凳上，架好了一个烂铁锅，在破烂的地方，用尖锤稍稍敲大了洞眼。他左手戴了一个厚实的黑脏不堪的特制手套，拿小勺舀了一勺红红的铁水，放在手套中央，分明是一粒红珠，迅速抵住铁锅的洞眼。右手拿一个小圆柱状的布摸子，在洞眼的另一边一压一抹。一阵焦臭的青烟腾起，铁锅补上了一个平整的疤子。村人付了钱，笑眯眯地提回家，又能用上很长的日子。
                                                  
                                                                                原载2016年第10期《奔流》杂志散文栏目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