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印象

                                                               民国印象
                                                                围庭


      民国，在大陆共计生存了三十七年，其中蒋氏当政二十二年。蒋当政的这段实际情况究如何？从教科书上得来印象，似乎不是那么好。近年随着有些文件的解密和思辨能力的提高，觉得蒋氏当政的二十二年并非像以前宣传说的那样，它其实有好多事儿是可以再拿出来晒一晒议一议的。

                                                                一

      民国是共和制，当实权转至蒋氏手中时，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带有浓厚独裁色彩的政权。然而，它却并非是个丧心病狂的政权。杀人最多的时候是“四一二政变”，这一年，初掌政权的蒋氏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清党”，所谓“清党”，就是捕杀共产党人。一时间血雨腥风，周天寒彻，许多社会名流由于与蒋氏政见不合，或脱共或出境避开，如郭沫若先生，也只好仓皇去了日本。“清党”有点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镇反运动”类似，当时四下撒网，捕捉国民党残余人员，逮住了，只要有两人以上证明此人身负残杀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的血案便可杀掉。现代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和金庸的父亲都是乡绅一类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主，也许与乡民关系较差，他俩在那时被错杀了。老实讲，这两种大肆砍头的方法不是好办法，是中国几千年来人治恶习的延续。后来，随着蒋氏执政基础逐渐稳定，杀人多了一点章程方面的讲究，至少是开始纠正以往格杀勿论的做法，有时还颇讲些温情呢。开国大将陈赓是黄埔学生，北伐时救过蒋氏的命。三十年代陈在上海被捕，按当时规定，干共产党是要杀头的，但蒋为报答陈赓的救命之恩，在劝降不成向情况下，这一对师生，还像模像样地演绎一幕“捉放曹”的新戏，使得陈赓得以重归共产党的队伍。另一个事例也颇有些意味，那就是有名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日本人马上就要打来了，然而这时北平监狱里关押了为数不少的共产党人，带走或枪毙这些人都是当局最为简便的处置方法，可最终，北平的地方当局在请示了国民政府后，还是决定释放这些共产党人，只是让这些政冶犯履行了一个摆摆样子的手续，即在办理出狱手续时签一个“自首书”（薄熙来的父亲溥一波便是这六十一人当中的一个）。尽管这样，蒋氏政权在杀人方面还是有很多让人看不懂的地方，例如上海左联五作家在上海被捕，不经任何司法程序的审判，就迅速地秘密处决了这些人，而著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也只因为站在民主的立场上说了一些批评政府话就被特务暗杀。因为这些，蒋氏以及他那个民国政府让广大的人民很失望。

       上述事例颇让人纠结，可民国政府在处理鲁迅先生个案时让人不得不给一个点赞赏。鲁迅先生是被毛泽东称为“硬骨头”的文化人。三十年代躲在上海的石库门房子里，摇唇鼓舌对蒋氏政权说三道四，但当局并未对他动粗。一直至死，鲁迅先生都活得十分体面。据说在办理鲁迅先生丧事时，蒋氏还让当时担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代他送了一个花圈。有人说是蒋氏曾费尽心机地欲拉拢接近鲁迅先生的左翼人士，也有人说是蒋氏念及与鲁迅先生是同乡关系（蒋氏通常对同乡实施恩惠政策），也有人说鲁迅先生是人皆知之的非共产党人士，杀这样一个人，对民国政府实在是得不偿失的。不管怎样说，对一个著名的文化人采取宽容政策是一种人道的体现，也是一个政权比较温和的做法。比我们建国后不间断地搞政治运动，以及由“舆论一律”而连带的残酷斗争与无情打击，动辄戴上右派帽子重罚体力劳动的做法好多了。

      民国是一个黑暗与温和并存的多面世界。它有很多谜面还待解开。

                                                                  二

      民国时的教育似乎也是成功的。中国自孔子始，从来就是一个倾向于向平民开放教育的国家。自隋代始，寒门子弟通过苦读圣贤书，进而走上仕途，参与政治。这种优良传统在民国时没有被削弱，而是得到了比较好的延续。所以当时一般普通的工农子弟，只要学业优秀，凭学分是可以享有公平教育的机会。

      民国时的大学分为三类，一类是国立的，如北大、清华、交大等；一类是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中国大学、上海复旦等，还有一类是教会大学，如协和、燕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等大学。这些学校中，国立大学是免学宿费的，每年只要交二十二块杂费即可。二十二块大洋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那时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月薪是二十元至三十元之间，一年加起来有三百元左右的收入，也就是说，一个熟练技术工人只要拿出年薪的极少部分就可以供养一个大学生了。若以这个计算，那时一个工人家庭供养一个在国立大学读书的花费，不比我们今天负担重。因为收费低廉，所以很多贫民家庭的子女把报考国立大学例为自己的第一志愿。通过刻苦努力，有些优秀的贫民子弟也确实考入了国立名校，最后成了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就是一例。他出生于山东清平县官庄的一个贫苦人家里，他考上北大后，还被公派到欧洲留学。家住河北香河县的散文大家张中行先生也是一例。他家虽有几亩薄田，但也只能算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他考上北大并顺利地读完了四年课程。后来成为明史专家和担任北京副市长的吴晗的情况也与上面举例的两位差不多。这位浙江义乌的年轻才俊在考入清华的时候，他家里甚至还筹措不出二十二元学杂费。最后父母勉强凑钱交了首付，吴晗如愿以偿进入了大学。苦读四年，吴晗最终也完成了学业。

      民国时担任大学校长的人，都是一些懂得教育的社会名流，他们制定的校训校规至今仍在一些大学里发挥着管理作用。因为管理到位，上至学校高层，下到一般教职员工都尽心尽力为培养合格的学生而努力工作。那时的教授，名气再大，地位再高，都亲自上讲台为学生授业解惑，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做老师应该做的事。读民国时的文档，常常看到胡适、陈独秀、鲁迅这样的人物在课堂里演讲。著名诗人徐志摩就是在去北大讲课的路上飞机失事去世的，名教授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也都几乎天天有课程安排。大师们言传身教，受益多的自然是学生了。这时从一流大学毕业的学生，可以说是个个学有专长，社会和用人单位对他们认可度极高。荒僻一点的县城，大学生毕业回家了，县府通常还设宴为之接风，以示欢迎荣归。地方上的官员又不是傻瓜，他们知道这些大学毕业生肚皮里有货色，是可用之材，所以才对这些毕业的大学生礼敬三分。可以这样讲，民国政府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把教育办得有声有色。直到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以前，民国时培养出的人才还在共和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军工等领域里充当着中坚力量。中国的核武器、导弹、卫星等科技成果几乎都出在这些人的手下。滞留海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还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低廉的学杂费，说明当时的政府在投资教育方面是舍得花钱的，那时的中国几乎年年是灾荒加战乱，后来又是日寇入侵，国家发展的环境很不安定，政府财政收入也十分有限。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民国政府还是拿出一定的财政收入来投资教育。凭心而论，这很不容易，这起码是一个政府负责任的表现。只是那时大学不多，中学也很有限，不似现在这么普及，这在客观上还是耽搁了许许多多的学子。

                                                                  三

       当今的中国，物质文明好于从前任何时期，绝大多数人，都无须再为吃穿的事发愁。但在精神层面，却不敢说好于从前。实事求是地讲，今天我们活得并不踏实，心里常觉空落落的。朋友间聊天，最怀念过去的是讲信用，最担心不安的是眼下人与人之间毫无诚信可言。拿购买货物说吧，通常人们喜欢到大商场大超市购物。按理说，这些大商场大超市应该洁身自好，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消费者，可是因为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不健全，诚信出格的事常常发生，有些大商场大超市为谋取利益最大化，竟然也做下三烂的勾当。他们以次充好，虚价打折，有时还把过期食品的标签撕去，偷偷改换成合格的。

      现在经营开店，很多店铺少则数月，多则几年就关门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除了同业竞争激烈外，主要还是因为这些店铺的经营不能取信于消费者。与之相比，民国那时一家小店铺子承父业地干上几十年不是什么稀奇的事。那时小店铺的从业者，深知顾客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在经营中，为取悦于顾客，再有委屈也不敢得罪上门的顾客。先父生于一九一二年，算得上是一个上半辈子生活在民国里的人。我小时候很喜欢听他讲他年轻时的那些事。他说他当年在饭店里宴请客人，宴席进行到一半时，老板常常带着厨师到包厢里来征询意见，问菜烧得怎样，如果客人提出意见，老板和厨师都是诚惶诚恐地记在本子上。为表示歉意，老板在听取意见后，通常会让厨师赶炒一个菜赠送。待到下回你再到这家饭店用餐时，你上次提的意见只要合理都会有所改进。然而这不是个别现象，重诺守信在饭馆行业里是普遍存在的。我在苏州作家陆文夫写的散文里也读到类似的故事，他说苏州的饭店在五十年代时还保持有这样的传统。饭馆业这样做，其他行业也是这样做。安徽作家老鱼的散文《大河南街》记述民国时发生在宿州大河南街上一件事：一家糕点商号，做工考究，讲究诚信，售出一斤货时偷偷地多给顾客二两。因为店家担心糕点买回后风干缩水，所以宁愿多拿出二两来担保自己的信誉。台湾作家罗兰的散文《庙里的日子》讲述她亲身经历一件在民国时人们守信如山的故事。她十九岁时到河北某县的一个山区里小学任教，那个学校是盐商掏钱办的。讲好月薪二十块大洋，哪知去了没几个月，盐商的生意因战乱而一塌糊涂，以致没法兑付她的工资。两年多后她离职了，临分手时校长再三表示歉意，说有钱时一定付清欠她的薪水。罗兰也只当对方说说而已，不料几年后，盐商的生意有了转机。学校立即把欠她的两年薪水四百大洋一股脑儿汇给她了。那时人们极其重视诚信，爱诚信就像鸟儿爱自己的羽毛一样。

                                                               四

      说到民国，不得不讲讲“民国范儿”一词。近来这词较为流行，何为“民国范儿”呢？我的理解首先是民国时人的衣着打扮，然后是谈吐功架，再就是学识涵养。这三点综合在一起，透露出了一个人的总体精神面貌。

      民国时的人爱面子，出门一身行头是很讲究的。新近拍的《潜伏》里面的人物，个个衣着得体大方，其中晚秋的气质活现了那个年代一个豪门名媛的形象。老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摄时间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里面的场景最接近民国人物生活的氛围，无论酒吧舞厅，还是办公室里，那些个人物的出行与谈吐大都保持着一种典雅从容的架势。蒋氏是当时民国政府的最高统治者，他有很多影像资料在媒体流传，画面上他要么一身戎装，外披一袭风衣，要么长袍马褂，而长袍下穿着西裤，脚蹬皮鞋，手拿文明棍。他这身行头就是比较典型的“民国范儿”。而同为民国时的风流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行头有中西之分了，陈独秀西装打扮，手夹公文包，活像一个律师或者海归的教授；而李大钊却总是身着黑灰色长袍，一副教书先生的谦恭形象。女人中大概数宋美龄给人的印象最深刻。抗战中她赴美访问，紧身中式旗袍，裹出她特有的东方女性的美，代夫君在国会慷慨陈词，仪态落落大方，赢得了美国朝野的一片叫好。

      “民国范儿”的身着打扮讲究体面，他们在精神层面更具个性，他们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徐志摩艳遇陆小曼，他不似现在有钱有官势的人买一处宅子偷偷地金屋藏娇，而是公开地一边与妻子办离婚，一边做好准备迎娶陆小曼，大家不喜欢他见一个爱一个的作派，但很多人却为徐志摩行为的光明磊落所折服。与徐志摩私家儿女情长相比，思想界泰斗极人物陈独秀、李大钊为追求主义信仰的行为更让人佩服。抗战中陈独秀在重庆隐居，此时身名已被世人毁坏得一塌糊涂，身体又差，蒋氏派人送钱资助，这显然有拉拢的意思。对钱财，陈独秀礼貌地谢绝，对主义信仰，陈独秀丝毫不改初衷。而李大钊为了创建世界大同这一美好愿景，面对死亡，毫不畏惧地地走上绞架，就义前说：“不能因为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我的主义和信仰。”其义凛然，震撼千古。

      陈独秀、李大钊是文人，那是文人的范儿，而作为武夫的军人们有些也是相当出色的。张自忠是世人皆熟悉的抗日英雄，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明知不敌，仍率卫队向强敌发起反冲锋，最后壮丽殉国。另一位王铭章将军在滕县保卫战中始终与部下战斗在一起，面对强虏，不退半步，誓与国土共存亡，最后也血洒滕县古城。军人以卫家保国为天职，纵然捐躯也在所不惜，在国军中似这样英勇抗击敌寇而最后牺牲的又何止这两人。武将不怕死，为国英勇捐躯，这就是范儿，武夫的大范儿。

      说了民国一些好话，这并非等于是说民国是个好政府，它的许多问题的也许都是致命性的。似地主豪绅大肆兼土地致使大量失地农民跑到城市里来，官僚腐败贪污，阶级对立，贫富差距过大，金融改革失败等都导致了这个政权在一九四九年轰然倒下。这是事实，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