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街

                                                                老      街
                                                     青青子衿
                                                                   一

    树龄长了，叫老树；人岁数大了，叫老人；街的时间长了，叫老街。老街可能还称不上古街，但往往是旧街。隔上十天半月，我就要到老街走走，这几乎成了我的习惯。
走出我谋食的学校就是一条省级公路，沿公路走几分钟就到了老街上。
走进街口，先看到的是一个石牌坊，典型的“四柱三间三楼”式庑殿顶构架。牌坊的横匾上，能清晰地看见御题的“节孝牌坊”四个字，能辨认出“嘉庆丁丑季春”的落款，但叙述节妇孝女事迹的文字早已无法辨认，让人去猜想和想象，甚至连雕刻的装饰图案分辨不清，只剩下一团一团的刻过字的凹槽。斗拱的一肩上是一大片烟熏火燎过的痕迹，另一肩上长着荫绿的苔藓。材质是大青石，但包浆早已脱落，锈迹斑斑，像周身长满了皮癣和癞疮。
    我总要在石牌坊前驻足良久。二百年前，它就在一声声“嗨哟嗨哟”的号子中，被一双双厚实的肩扛着抬着，在一双双长满老茧而灵动的手里，在“叮叮当当”的铁锤、铁钻的敲击声中，从一块块简单的石头，华丽转身，完成了蜕变，成为一个道德的象征和教化的特殊符号，同时成为了匠人们的艺术品。我总忍不住去摸一摸那剥落的石柱，但轻轻一摸，手心里就沾满了令人心疼的细细的沙。那沙，深深地嵌进我的掌纹里，拍都拍打不掉。我知道，这是时间的灰烬。
离老街不远，有座文武宫。从正面看，它还竭力保持着庄严大气的外形。正中三个醒目的大字“文武宫”以及嘉庆年的题款。左右两边的翼壁上各有“忠孝”和“流观”两个斗大的行体字。大门两侧有幅行草楹联：“异姓同胞同胞不如异姓，三人一心一心惟有三人。”横批：人伦首出。外体为朱红色和朱黄色，是新近涂上去的，但这最近的一次补填起码也有十年了。
与宫旁住的老人闲聊。他们说，以前是供奉孔子和关公的，“文革”时把神像销毁了，改成了戏台。文武宫离河近，常年被水淹。前些年，镇上的居民自发筹集了一些资金，准备把破败不堪的文武宫修缮加固，但县里来了人，说是文物，修复必须报上级文物部门审批，事情不了了之。
石牌坊和文武宫是老街的标志。

                                二
    灰瓦屋。木板门。小阁楼。石板路。
    老街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强烈地吸引着我。
    老街是陈旧而俗世的。那灰黑的瓦屋之间，拉扯着走势复杂、纠缠不清的电线，有的线在街中间轻轻踮起脚就触手可及。下过雨，被一双双脚磨得坑坑洼洼的石板地面上就留下东一块西一滩的水凼。屋檐口、街边，甚至两棵树之间，竹杈做的晾衣竿上，晾着被单、外套、三角裤、胸罩、尿片，像一面面花花绿绿的万国旗，迎风招展。沿边的屋门口，散着些用烂盆烂桶栽的花，有芍药、杜鹃、玫瑰、紫罗兰，也有的盆里栽着葱花、蒜苗，不美观，但实用。
老街是闲散而颓丧的。空荡荡的惠民药房门口，一只肥胖的黑猫蜷伏在长凳上，盘成一团，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几只顽皮的狗在街边追着玩着，一只黄狗藏猫猫般钻进一个门洞里，又从另一个门洞里钻出来。三、五只鸡，散在颓败破烂但草木丰茂的烂瓦屋间啄着食，让人联想到老式小闹钟里不停啄走时间的小鸡。有时，阴沟暗洞里会突然窜出一只湿漉漉的污黑的老鼠，大摇大摆地鼠窜而去。寂寞的打铁匠，头发像一蓬杂乱的蒿草，蹲坐在屋门口，袖着双手，眼神空洞，茫然地望着天空，顺着他的视线望出去，只看见阴郁的天空，连一只飞鸟的影子也捕捉不到。他屋里废弃的打铁炉，早成了碍眼而多余的摆设。小巷口，几个小孩趴在地上，拱起朝天的屁股，乐不知疲地弹着彩色玻璃珠。散了学的小学生，形式不拘地伏在屋门口的长板凳上写作业。有一天，我还看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双手半拖半搂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杵在街中间，瞪着黑葡萄般的眼睛，好奇的打量着我。
    老街是清幽而宁静的。走在清冷的老街上，见到的多半是小孩和老人。他们，成了空巢的守护者。
常看见一个包着罩色头帕的老太太，脖子上挂着一串念珠，神色安详，终日枯坐在一把藤椅上，咧着不关风的嘴，数着念珠。阳光透过雕花木窗格子，斑驳地打在剥落的墙上，印在屋里的八仙桌上，印在她橘皮样的脸上。当年，一顶大花轿，吹吹打打地把像花一样娇嫩欲滴的俏女子抬进老街，抬进了老屋，时光荏苒，花样的年华，梦境一般飘渺在她的记忆里。如今，她像朵被岁月风干的的皱菊，却悄然绽放出一种黄昏般的静美。我还看见两个老太太，满头银发，系着淡蓝色的围腰帕，坐在门前闲聊。她们坐的竹椅，颜色跟她们的脸一样蜡黄，椅腿就像她们的老寒腿，轻轻一碰，疼痛的关节就“咯吱咯吱”地呻唤。也看见一个老人，孤寂地坐着斜靠在门楣上，他的脸，被时光揉成张皱巴巴的摊不匀的纸。那一截截柔软而锋利的时光，就藏在他密密的皱纹里，镌刻在他衰老的脸上。他手里拿着个巴掌大的红色的随身听，在小盒子里“咿咿呀呀”的川剧唱腔中悠然地睡着了……
                              
                                   三

    老街的街名叫坊市街。老街的街龄到底有多长，我不能考证，问街上的老人，都说起码上百年了。其实，二十多年前，这还是以街为市、繁华热闹的一条街：补鞋摊。布摊。药摊。日杂摊。百货摊。菜摊。茶馆。小吃店……
    赶场天，一条街都摆满了生意摊子，窄窄的一条街人挨人，背挤背。大热天，赤裸着上身的茶客围着茶桌，吸着旱烟，摇着篾扇，喝着盖碗茶，扯着把子，冲着壳子；赶集的乡民们蹙进馆子里，吆喝着打二两烧酒，就着盘花生米，一根猪蹄子，直到喝得脸红脖子粗，夕阳西坠才摇摇晃晃的回去。
老街还出招牌美食——马氏牛肉。老板姓马，回子（回族），祖传的独特的制作工艺使之成为“竹海食品一绝”。餐桌上，外地人能吃到马氏牛肉是一种口福。平日，当街摆一个可以推动的小摊车。赶场天，在店门口烩一大锅的牛杂，汤色鲜红，又麻又辣。还出一样佐菜佳品：干豆豉。制作过程纯手工。土炕柴火烘烤。嚼在口里，干，脆，香。
这是个大镇，以前叫相公岭，后来叫相岭。老街的河对面就是著名的蜀南竹海景区，为了旅游经济的需要，又改为竹海镇。街背后是一条叫淯江的河，两岸青山逶迤，绿竹婆娑，流水悠悠，鳞浪层层，如缎似玉。沿公路，拓展的几条宽直的街成了镇的新名片。老街，渐渐失去了它的商业功能。
   现在的老街，像个人老珠黄、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弃妇。
   有天下午，我在老街偶然看到一个老头在屋门口打草鞋。他身后的墙上，张贴着几幅领袖的像，跟前的矮凳上，放着一只有些掉漆的大铁瓷盅，几片长长的土烟叶，一根吸了一半的叶烟，一双打好的草鞋。旁边门楣上的春联，扯掉了小半。他戴顶陈旧而有些褪色的蓝帽，穿件同样陈旧而有些褪色的蓝中山装，典型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穿着。我像发现了出土文物，凑上去，看他在“打鞋机”上编织。
老头很开朗，健谈，大约一年四季难得有人与他聊天的缘故吧。他说他姓胡，问他年纪，他伸出手，张开大拇指和食指，说：八十。闲聊中得知：他的儿女都在外地，大的孙子都结婚了。老伴前些年去世，现在一个人住。“现在的年轻人，谁还在这烂房子里呆得住，一个二个都出去了。他们接我去城里住，住不惯住不惯，还是住我的烂房子舒服。”他说。我说出我的担心，编的草鞋谁买。他随口吟了他的草鞋歌：草鞋是根茎，老来养生气。没有太阳晒，不遭雨水淋。只有肯动手，不乏零花钱。不专为衣食，须则献余辉。对他来说，打草鞋早已超出了生存和物质上的意义。他拍拍身边的“草鞋机”，骄傲地说：“你别小看它，这个烂枪枪有百多年了，用枇杷树做的，是个老古董了。方圆几百里，我可能是最后一个编草鞋的人了，死后就把它捐给文化馆。”
    一来二去，我们便熟识了。一天，他抖抖索索领我进他的屋子，在里间暗黑的卧室里，他摸索着拉亮了灯，一张帷帐床，一张竹沙发上凌乱地堆放着衣物和一大叠书，有《武则天》、《罗荣桓》，也有《红楼梦》、《围城》，有《三世因果》、《劝世文》，也有《又一高官落马》、《中国军队联合演习》等娱乐时政新闻报刊。书和屋子一样，陈旧不堪，沾着灰尘。他翻出本“书”宝贝似的递给我。我一看，是他用小楷毛笔工工整整写的关于老年人和人生修养的“书”，大概有二十来页。最后一页署的是两个人的名字。细心的老人在那个叫姜元福的名字后面特意加了个括号的注：癸巳年十月廿一日二点已死。
老街偶尔也有闹热的时候。有天，走进老街就听到“哐哐哐”的铙钹锣鼓声，走过去，当街临时用砖块砌了两口大灶，灶里火光熊熊。灶上安一口大锅，锅里放着几个大蒸笼，蒸笼热气腾腾，厨师和相帮的街坊邻居在忙碌着。在老街，住的都是老街坊，那家有大忙小事都会来相帮。大灶的屋门口，摆着两排花圈，地上落满鞭炮响过后留下的碎纸屑。临时搭建的灵堂里，挂着一位老人的照片，几个和尚在诵着经，超度着亡灵，诵经的声音，在屋子里回旋，满街飘散着浓烈的燃烧的香烛钱纸和鞭炮混合的气味。听说，老人是无疾而终。早上，他在灶间熬药，脚下一滑倒在地上，再也没爬起来，好在邻居闻到药的糊味，发现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当地习俗：老人去世称“喜丧”。当街铺着几张方桌，吊丧的客人围坐着搓麻将，打大二（一种纸牌）。我不知道，仙逝的那位老人，是不是我曾见过的，在门口晒太阳的那个老人，拄着拐杖叉着腰站在街边喘气的那个老人，裹着厚棉衣坐在矮凳上纳鞋底的那个老人……但可以肯定的是：老街上又少了一个人！

                               四

    一转眼，我在这个镇生活十年了。现在，我去老街，心情是复杂的，越来越感觉像是去探望一位病入膏肓、来日不多的老人。每去一次，都像是和它永别。
0九年的夏天，老街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一场七十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漫进老街，淹来只看见屋顶，老屋成了一间间水牢。那场大灾之后，很多房子成了危房，老街成为了改造区，列入拆迁之列。在规划图里，两岸将是高高的防护堤，老街将成一条绿树绕堤的滨江路，沿滨江路矗立的是两排有川南特色的楼房。这块难看的胎记，将被永久性地抹去。
防洪堤，已修到老街的两头。
老街的周围，强迫性的新开了两个商住楼盘。但因老弱病残的“钉子户”、“刁民”多，一晃几年过去了，修了一半的楼盘只好瘫着。
    最近几次去，发觉街上挂的“危房，禁止出入”，“危险，观察通行”，“危险，请勿靠近”的警示牌子越来越多了，房屋似乎又空出了好几家，见隔三户五户就有铁将军把门，门上的锁早已锈迹斑斑。这些屋门口的石壁、檐口，铺着绿幽幽的苔藓和杂草。有些搬空的屋子东倒西歪，破败不堪，甚至坍塌。文武宫，摇摇欲坠地厕身于街的一个小巷里。宫的房门洞开，剩下的半扇烂门斜倒在门口。里面阴暗、潮湿，杂草疯长，野生的几棵小树叶片葱绿，肥大，生机勃勃。残垣断柱东倒西歪、横七竖八地散落其间，有的木柱上还长出一小朵一小朵毒菇，腥红、暗绿，妖艳、妖冶。地面上到处碎砖乱瓦，空气中弥散着一股浓烈的腐败气味和阴惨惨的气息。屋顶早已全部见天，散了的光架子还在勉强地支撑着，虽然摇摇欲坠，但仍竭力地证明着它的存在。看上去，像是被抽了筋，剥了皮，掏空了五腑六脏，只剩目不忍睹的几根肋骨。站在洞开的门口，似乎能清晰地听见不绝而清脆的断裂声。那声音，仿佛来自岁月的深处。
    石牌坊也形销骨立，瘦骨嶙峋。远远望去，石牌坊在阳光的包裹下泛出一层颓废的晕黄，在石板地面上投下摇摇晃晃的背影，但它依然保持着民间品格的朴实、凝重、冷峻与孤傲的表情。
    还好，那个姓胡的老头还在寂寂的门口寂寂地打着草鞋。
但我实在不敢肯定，下次去还会不会见到他。
每天，都有些事物在新生，也必然有些事物在消失，但有些事物真的不应该消失，或者，不应该让它这样快消失，甚至是人为的消失。距这个镇十来公里，就是我出生的县城，现在，再找不到一条三十年前模样的街。这场如火如荼的以经济为目的现代化和商业化的造城风潮，将陈迹涤荡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
这条老街，也将很快消逝在我们的视线里。
冥冥中，我幸运地成为它最后时光的陪伴者，同时，它也是我的抚慰者。每次去老街，都像是与一位敬重的长者默默地交流，感觉似有一双宽厚而亲切的手，轻抚着我多皱的额。街上，由经久的岁月弥散或沉淀的一些暗物质，像一剂疗效奇特的传统的中草药，浸淫着我五脏六腑，内心就会变得简单而宁静，获得一种丰腴的充实，从而沉静，自觉或不自觉地坚守一些东西，也放弃一些东西，既看见高天上的流云，也看见低处的尘埃。我的文字里，也继续保留着尘世里的烟火味。
现在，我也将可悲地别无选择地成为它消逝的见证者。  
    胡老头的屋往前走几步，有株扶桑，有人多高，长得枝繁叶茂，白里带红的花，掩映在一枚枚深绿的叶片丛里，成了老街唯一的亮色。在传说中，扶桑以它貌似柔弱的手，托起了太阳，承载起一个神圣的使命，被称为神树、太阳树。或许，当初在老街植下这株扶桑的人就是一个智者，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隐喻。“四月，是残忍的季节，哺育了香，在死去的土地里，混合着记忆和欲望”。这是英国诗人艾略特《荒原》里的诗句。那株亭亭的扶桑，在风中摇曳着，似在吟着无声的挽歌……

                                ( 注：已载《奔流》2014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