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在大理石上的念想

日前清理一些收藏品，无意中从箱底翻出一枚大理石料制作成的图章——一块1.5厘米见方、细长方形的水墨花础石（即大理石）顶端雕刻着一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而玲珑可爱的小狮子。那是外公遗留下的大理石工艺品。清贫一生而贫病交加中英年早逝的外公，除了留下一些一生开采和雕凿加工大理石的石锤、石锉、撬杠、撬棒和大大小小的錾子而外，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
记得是1971年1月份, 正值隆冬, 等到远在滇南的我们从迟到的电报惊悉外公因病辞世的噩耗，由母亲带领一路颠簸赶回大理，外公已长眠在苍山之麓多日。那时正在上初一的我，是在学校组织的演营拉练途中一个部队农场驻地，被班主任老师送上一辆农场的军用卡车带回开远家中，再随同母亲和弟妹路经昆明等地一路折腾回到大理。悲伤中的外婆把这枚尚未拋光打蜡的半成品图章送给了我，说让我做个念想。由于大理石质地比较坚硬，一般刊刻印章的从业者似乎都难以在这方寸石料上刻出文字，尤其是我的这个姓氏笔划较多而且又复杂，成年参加工作后也曾想在上面刻上姓名一用，却都遭到刊刻工匠爱莫能助的婉言相拒。我因此也就把这个物件当做外公的遗留物品外加大理石工艺品一直收藏至今。
而今细细端详这枚半成品础石图章，不得不再次为外公精湛的雕刻技艺赞叹不已——一厘米多见方的平台上一只踡立着的小狮子四肢落地跃跃欲试、嘴颌微张、眼耳凸起，尾巴微微踡举上扬，仿佛跳落在地，又似即将腾空跃起，活脱脱仿佛就是一只惟妙惟肖的活物，仪态活现动感十足，雕法朴拙大气，细微之处细腻精致入微，堪称微雕精品而毫无愧色毫不过分！而应该说这还算不上是外公最拿得出手的石雕精品，我清楚地记得在我童年时光，外公往往在进城赶街之前的一段空隙，找出几个能够雕刻成图章的毛坯石料，蹲坐在他做石工活计的木头墩子前，只用锉子等几样简单工具，将就着石料的花纹路数，匠心独运地因材施技，一双巧手锉锉琢琢、抠抠挠挠，几会儿功夫，一枚枚雕刻有一只只或伏或卧、或立或跃的小狮子的图章就应运而生，再抛拋光上上蜡，随即就用一块布料包好，放入他的背囊中，顺便带到大理古城五华楼附近、“天成公”中药堂对面街道上，那个在解放前就发展起来的大理石商品市场一家专卖大理石工艺品的小店铺寄售或趸卖，换回一点为数不多的油盐钱，以补贴家用、养家糊口。如果捎带的货物较多而价钱又合适，还能落出点余钱买上点小鱼小虾或者一点肉食给我们一家子打打牙祭改善一下伙食。毕竟那些困难年月把玩和刻用这样的狮子图章之类可以说是阳春白雪玩艺儿的很少，来大理旅游观光的人也是寥寥可数，市场容量太小，仅靠这样技术含量深厚、高精尖的技艺无法养家活口，外公的石头工艺在那时还只得走大众化的群众路线，主要还得以开采加工千家万户起房盖屋都需要和必须要的封檐石、台槛石和构筑门庭门框等的条块石料亦即通常说的青石活（也就是粗石活）为主。
外公的日子本来不应该过得那般艰难，年轻时就心灵手巧才艺出众，农闲时光敢于和年轻伙伴徒手攀登上崇圣寺的千寻塔顶去吹箫。凭着祖传精湛的大理石工艺(相传在唐代建著名的崇圣寺三塔时，造塔的一批石匠在塔建成后就在当地落籍，并世代相沿成习，形成了一些传统的白族“石匠世家”，以加工大理石和其它石材为主业，久而久之便在石工比较集中的村巷中形成了一条别具一格的“础石街”，亦即如今的大理三文笔村。外公一家就是“础石街”的老住户。)，他在解放前夕就早早加入了石公会（解放前作为大理一带的几种手工业之一，大理石开采加工行业也组织有自己的“行业工会”，隶属县商会管理。在三文笔村，就有一个“础石行业公会”，简称“石公会”），1956年就积极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大理石生产合作社，随即又积极加入在合作社基础上创办的大理石厂，荣幸地成为大理石厂的第一代产业工人，因为能吃苦耐劳、技艺精湛、工作出色,1956年还作为大理县8名代表之一出席了在昆明召开的云南省手工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由于长期到苍山深处的大理石矿洞的悬崖峭壁和岩石之间辛勤劳作，几年后因寒气风湿侵入身体和心脏而积劳成疾，外公迫不得已在厂里干了一段后勤工作之后，性格像大理石一样刚硬坚强的他，在没有任何动员和劝退的情况下，不甘于过着这种半休退居二线的轻闲日子，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主动提出退职回乡务农，那时似乎还没有退休一说。应该说凭他的出色的大理石工艺在厂里待着，带带学徒、传授下技术也不是说不可以，然而他选择了不留余地的全身而退，回乡自食其力而且还要养家活口。在此之后的几年里政策相对宽松，在家养养猪鸡，外加做点大理石加工活计补贴家用，日子还算过得去。
随着后来文革风暴的席卷，外公所擅长加工的需要高超技艺和聪明才智精雕细刻的诸如大理石图章、花瓶、屏风等等，虽然没有被列入“封资修”和“四旧”之列横遭清理扫除，却也不可避免地作为阳春白雪的东西与当下的环境气氛格格不入，即使辛辛苦苦做出来也没有多少销路，那个时候大家都还为生计奔波为吃穿犯愁，能有多少人会有闲情逸致把玩侍弄和启用这些有点“小资情调”嫌疑的东西，所以外公几乎很少再做这些大理石精品，而只能把大量的精力和体力投入在做那些开采加工青石、麻石的粗活上，这些技术含量不高而较多需要体力的力气活，过多地消耗和透支了外公本来就带病而虚弱的身体，外加长期开采加工石料接触和吸入大量石头灰末粉尘等原因，患上了严重的哮喘，一到十冬腊月就“唏咳唏咳”像拉风箱一样喘不过气来，我们在旁边听着都感到十分难受，及至文革中期母亲带着我们几兄妹随父亲调防到滇南军营后一两年时间，外公就因病不治而撒手人寰。
最近这些年来由于工匠缺乏,国家大力提倡“工匠精神”，各地都在评选“工艺美术大师”之类的能工巧匠、技能人才，大理石加工工艺也遴选传承人等等，大理州内就有位剑川的石雕师荣幸地被评为“云岭首席技师”。如果这样的美事能够穿越时光隧道倒流回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想凭着我外公精湛绝妙的大理石工艺，一定能够跻身于这样的行列。须知那时加工雕刻大理石的工艺完全都是用手工操作，切割解开石料、雕凿、镌刻、抛光、打磨、上蜡等等，几乎都没有什么机械力的辅助，而全部都要靠双手和简单的加工工具来完成。记得文革初期外公原来擅长做的那些工艺品，也自然是不能做、不愿做了。而手艺是不能闲着的。一天，外公从城里买回来一尊毛主席身穿军大衣昂首站立的石膏塑像，开始我们并不大在意，殊不知次日一大早，外公就里外忙活开了：找工具、选石料等等，准备就绪，就戴上老花镜，照着那尊石膏像的模样，对着石料竭心尽力、一丝不苟地錾刻、雕琢和打磨开来。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细瓷活。”大理石、汉白玉都坚硬得很，用以雕刻其他东西尚可，而雕刻人像就有些难了，特别是雕刻毛主席像，容不得一点点差错。外公无疑是给自己出了一道非同一般的难题，是对自己技艺的一个挑战。而几天过后，一尊凝聚着外公心血和满腔敬意的毛主席像，便惟妙惟肖、形神兼具地站立在堂屋正中的桌子上。随后，凭着一双巧手和几样简单的工具，外公又接二连三地雕刻出同样的几尊石像。他还选出其中最为满意的一尊送进城去展览，获得城乡观众的交口称赞。外公雕刻的几尊毛主席像后来作为传家之宝分别传给母亲她们几个姊妹，至今还珍存在我们几个家庭中。
运用各式车床切割、雕琢、铭刻、抛光打磨等等机械化加工，似乎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才开始的。而正是这些机械的大量应用，可以用电锯、车床、磨床的机械直接把石料切割、车琢、打磨成笔筒、砚台、花瓶、盐臼、烟灰缸、茶盒等更具有实用价值、也更便于加工制作的便利条件，使得原来需要人工精细雕刻打磨来完成的一些传统名特工艺逐步被取代淘汰和无奈地退出，至今几乎已销声匿迹，特别是像需要纯手工一招一式一锉一琢、一下一下精雕细刻精益求精才能做成的狮子图章、用精美的彩花石料拼接粘和制作的花瓶、花盆和笔筒等大理石工艺精品可以说已经绝迹，这样需要花费较多精力和时间，更关键的是需要更多精细工艺技法和聪慧才智加灵巧的真功夫才能完成的纯粹艺术品近乎见不到了，这样必需匠心独运精雕细刻、更大程度上需要艺术眼光和灵感才思的奇技绝活也可以说已后继无人几乎失传，至少在市面是看不到这样的纯手工工艺品了。不是我夸海口，现在的大理石匠中，能达到外公那样炉火纯青的技艺水平的没有几人。他那种仅凭双手和简单工具就艺高人胆大、敢于雕刻领袖像的真功夫，在民间是极少见的。他当年雕刻的小狮子图章，那种微雕石刻的绝活，现在已几乎见不到了。他当年雕刻石狮子图章既不要图纸，更没有模型参照，完全凭感觉和将就方寸大小的石料，靠丰富的想象力（应该说他那辈人可能连真正的活狮子都没有见过）和高超的造型技艺率性而为地雕刻，毫不夸张地说，是要有点“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功力、底气和能耐的。只可惜他的这种才艺和绝活没有留传下来，而只是雕刻在一件件大理石工艺品中、走进了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