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余绪，蓬舟吹取三山去

谁没有年轻过，谁就没有浪漫情怀。 我不是想给世人塑造一对完美的夫妻榜样，也不是想在父母生前说出他们的私生活。——但是有了文学，人类还有什么私生活？就算没有文学，还有心理学呢！如果有人说我的思想太幼稚，那就是把我看得太单纯。如果有人说我客观公正，那又把我看得太崇高。我只不过稍稍有点阅历见识又喜欢搬弄文字而已。福克纳一句话说出了我的两难困境：“艺术家的身后都有一群恶鬼在追赶。他不知道为什么恶鬼找上了他，通常也没时间去思索其中的原因。只要能够完成作品，不惜去抢、去借、去求、无聊去偷，无所谓道德不道德。……作家唯一该做的就是对他的艺术负责。为了写作，荣耀、自尊、体面、安全、快乐等都可以牺牲。就算他必须抢劫自己的母亲，也毫不犹豫。一篇传世之作抵得上千千万万个老妇人。” 有了那一夜的悬念，父母如何进行情感平衡，就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我想起一个十分特别的人，父母家中的另一位座上客，一位男性客人，一个民间艺术家。他在我们家的墙壁上又是画画，又是写字，他那种似文弱又似儒雅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看父亲那种帝王气概的无言微笑和谦让大度，跟这个艺术家完全是两回事。 有一次我居然在城里见到这位艺术家，他就是一位民间书画家。听他自己说曾经流浪到新疆，跟一位退休女教师结成了夫妻，如今回到故土，在城里开了工作室。他见了我立即过来打招呼，那种毫不掩饰的老友般的热情，让我颇不自在，我跟他不过一面之缘。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在乡下父母的那套撮箕口房子里见过他。他给我老家堂屋的墙壁，用一株迎客松的画和两首李清照的词来补白，那两首词我曾经非常熟悉，现在仅仅能够想起一句了，就是“蓬舟吹取三山去”这七个字。百度一下，原来是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 说到诗，闻一多的话讲得特别透彻：“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于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他讲的诗性好像也是爱情的特性——固执也是爱情的致命伤。许地山讲过一个故事《爱就是刑罚》，他说：“即便充满温情的爱，也会变成刑罚。因为爱之要义，就在于不断地印证着被人爱，这就打破了过日子的那点平静。若是忍受不了，就有刑罚之义。如此的相处，即便彼此还能够容忍，也有违自然。此无它，不过是将爱之一字张扬了。” 父母经营一个家半个世纪，没听见他们说一个“爱”字，也没听见他们在儿女面前秀恩爱的话，听不完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抱怨。整天忙于生计，无暇顾及爱情，反而使爱情得以自然生长，绵绵延延。这种传统婚姻其实葆有多重人性之美：含蓄之美、坚韧之美、宽容之美、善良之美。 这位流浪画家，也许给母亲带来过一段心灵浪漫史。他个子看起来挺高的，眼睛却太大了，眼神有一种朦胧的味道。我不喜欢他那种酒鬼一样的眼神。现在联系母亲说的女友来家那件事情想想，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他的出现，也许正是父母之间的一个约定吧，为了进行双方的心理建设，为了维持感情上的平衡。 堂屋有壁画，屋外有贴画，父母的家一直都散发着一种热闹或者艺术的气息。但是，整个院子的残缺和破损，还是让我感到压抑，感到父母晚年生活的寂寞和无奈。如果再不吵点架，那么多的日子怎么过呢？ 堂屋三面墙上的书画，就是民间艺术家在父母家里的工作内容。艺术家的工作应该是严肃的，甚至是枯燥的。他要拿颜料笔去勾出正中间墙上的一幅迎客松，可能是站在长条木凳上，够不着的时候，可能还动用过那张方木桌子。三面墙的书画，用不了几天就完成了。 父母家的堂屋，现在还保留着，几乎是常年空着，过年聚餐的时候也不大起用。堂屋在尺子拐的边上。父母的撮箕口大院子被弟弟拆掉一小半成了尺子拐。堂屋墙上的书画至今还在，屋中的一切都像我记忆中那样。堂屋中间搭了一张大大的方木桌子，四把长条木凳，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多余的空间了。大方桌一般是家里人客比较多的时候才用。靠墙的地方，放着两具黑色木棺，也许是这个原因使父母不轻易到那屋里去吧。儿女成家之后，堂屋就成了停放老木的地方。最先是奶奶的一副老木，现在是父母提早好多年给自己备下的两副。具体是哪一年做成的，我没有在家所以没有印象。我工作过后，对于家里的建设只负责拿钱罢了。 墙上的迎客松如今已经像逝去的岁月、像父母的容颜一样，消退了深厚的色彩，显得浅淡模糊了，父母却没有说过要修复。在迎客松的底端中央，母亲还搭了一个佛龛。 民间画家在石灰墙上完成了他的艺术，却没能在母亲面前达成他的心愿。母亲说，画家曾约她私奔，她舍不得孩子，而且质疑画家的德性。母亲固然了解他，甚至可以说了解男人，但是母亲对于艺术家的天性还是缺乏了解。说几句过分热情的话，在风流或曰浪漫的艺术家是不算什么的，只能算作一种调情的手段，或者是一句委婉的恭维。记得小时候有人当着母亲的面吓唬我说要把我这个白面疙瘩挑了吃去，我就知道那是讨母亲欢心的玩笑话。女人如果天真到相信艺术家表忠心的话，那就要成为女人的反面典型，一不小心走上不能回头的路了。 在艺术家对母亲说情话这件事情上，我倒没有想到母亲的为难之处。我想母亲是理性而智慧的，我当然相信她绝不会表现出少女一样的冲动性格。母亲即便不会像男人那样心雄万夫，也绝对有一个家庭最高长辈的可靠和权威——当女儿孙女们感到迷惑，无法决断的时候，母亲总是能够用一两句话，斩断她们的妄想，或者给她们指明前路。我一方面相信母亲，一方面又可怜自己：我们几个孩子没有成为弃儿，或许只是一种侥幸。 那位艺术家应该也七十多岁了。几年前见到他，他还是风采依旧。一双大眼，一身牛仔，一位美妻。我在心底里把他跟母亲对比一下，对美丽的影子也不在的母亲顿生怜爱。光阴不仁——这句蛮不讲理的话里，此时竟也包含了我的愤懑。 这件事情为我验证了一个道理：母亲始终是一个扎扎实实生活着的现实主义者，她不愿意做别人的影子。离开了家，女人不成了被采摘的花吗。那定然是活不长久的。 父母是怎样酬劳这位艺术家的，我不太清楚。听母亲说是以物易物的方式，最后是给他砍了树，还是砍了竹。这些事情，母亲说过，我早忘了。我自己的事情尚且记不住，何况老一辈的事情呢。这些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伤痛，便没有触动。我不在意别人的一段没有导致什么后果的感情。人性丰富到无所不包。人们的幻想总是和现实纠缠夹杂。谁能封锁别人的思想，谁的思想又是纯洁无瑕的呢。 逃避现实，于任何人都无益。逃避现实，人生会变得不真实。作家如果不是因为能够道出最隐秘的思想的自由，还有什么理由去写作呢？人生充满了妥协，而艺术是不妥协的：如果不是因为能够保持莫可名状的骄傲和不怕受到威胁的尊严，又有什么理由去写作呢？作家唯一的乐趣就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父亲的行为实际上触动了矛盾的新旧两种道德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违反新道德律，而成为旧思想的牺牲品。我期待读者朋友能给出答案，并且请你们原谅我在文章里反复辩难，赞颂母亲，疏远父亲——不是我想这样，生活就是这样：“谁叫你变了女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