烫 伤

　　 烫 伤

　　
　　灾祸的降临往往是令人猝不及防的，就像如今的日本大地震一样，当你感知到的时候，灾难已经发生了。
　　1991年3月，一个春光明媚，风和日丽的早晨，我正在巍山县教师进修学校的宿舍里，查看听课记录，准备下午对实习生授课的讲评。突然，一个学生冲了进来，焦急地说：“袁老师，不好了，出事了！”我忙问：“到底什么事？，别着急，你慢慢说。”他气喘吁吁地告诉我，刚才，两个女生骑车赶着去上课，撞翻了路边的火巴肉饵丝摊，烫伤了一个吃早点的年轻女子。我一听，头都大了，深感事态严重，立即与他飞奔而去。来到出事地点，是街边的一个小摊，占了一米宽的路面，摊前有一大片油渍，显然是多年泼撒而成。现在那里已是一片狼藉。桌子、凳子东倒西歪，熬汤的大锅倾倒了，滚烫的油汤泼了一地，连汤里的猪脚也散落在地上。火巴肉饵丝是大理州的特色小吃，作为本地人，我完全清楚火巴肉饵丝的汤是一百度左右的高温，更清楚这样的汤泼在人的身上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后果。我忙问，伤员情况怎样？旁人告诉我，已经送到医院去了。我立即派人通知和我一起带队的吕老师，匆匆向医院赶去。
　　这次我是临时受命，与吕老师一起带领大理师范91届的学生到巍山进行教育实习的。这批学生素质不错，又认真努力，再加上实习学校和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实习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前天大理师范校长到巍山开会，特地探望了实习生，对本次实习工作深表满意。昨天，我们还组织学生，到巍山著名的风景名胜巍宝山，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天，我正为本此实习如此顺利而兴奋不已，想不到乐极生悲，今天竟出了这样的大事。
　　吕老师听到这一消息，立刻惊呆了，随即连声抱怨：“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实习工作搞得这么好，却出了这档子事，现在白苦了，搞不好回去还要挨批评，受处分。”我说：“事情既然已经出了，难过抱怨都没有用，只能面对现实，尽我们的努力，积极想办法解决。”
　　我们来到医院，这里已经围了不少人，正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一听才知道，这次烫伤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实习生花，汤泼在背部，因量较少，且穿了件厚衣服，伤势很轻。另一个是坐在摊边吃早点的摊主的女儿萍，大量的油汤直接泼在她的大腿上，伤势很重。我知道，事情麻烦了，如果重伤的是自己的学生，只要妥善处理，悉心照顾，事情还好办。而重伤的是当地居民，我们将要面对的不仅是她本人，还有她的家属、亲友。巍山是一个乡土亲情观念很重的地方，一人有事，众人相帮，这一帮不知要帮出多少事来。
　　刚一转身，迎面就碰见了正在拿药，准备去治疗的花，我急忙向她了解情况。她告诉我，今天早上，她准备骑车到实习学校上课，突然发现自己的车坏了，只得借同学红的车去，可是红早上也有课，时间又紧，只好两人同骑一辆车赶往学校。来到火巴肉饵丝摊前，一辆汽车迎面驶来，她急忙拨转自行车龙头避让，谁知，摊前有许多油渍，路面极滑，自行车失去控制，一下就冲到了路边的火巴肉饵丝摊上，撞倒了火炉上的汤锅，发生了这样的惨事。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学校明明规定，不得骑车带人，她们还两人共骑一车。也知道了为什么，会莫明其妙地撞到火巴肉饵丝摊上去。刚安慰了她几句，吕老师过来了，立即带她去治疗。这样迫使我一个人直接去面对伤者和家属。
　　我想，这是必须面对，不可回避的现实，况且，吕老师是女教师，她带花去检查治疗，也更为适当。便硬着头皮，走进病房。只见病房内围了一大堆人，除了伤者的父母兄弟姐妹外，什么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挤得病房内水泄不通，还不时传来一声声惨叫和一阵低低的哭泣声。我一进来，马上成了“众矢之的”，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我面色沉重，向所有人深深鞠了一躬说：“实在对不起了。我是实习的带队老师，我们的学生闯了祸，给萍和大家带来这么大的伤害。但我们一定会负起责任来，该我们承担的我们绝不推辞。”听到这番话，本来要向我发难的人，一下傻了眼，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按理说，事故的责任并不完全在我们一方，对方占道经营本身就违法，遍地的油渍也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但这些我都不能讲，分清责任是解决处理时再说的话。否则他们会认为我是强词夺理，推卸责任，在气头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由于我承担了全部责任，态度十分诚恳，没有找任何理由为学生辩护，再加上我毕竟是老师，不是闯祸的学生本人，原来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我和萍的父母、兄弟、姐妹逐个打了招呼，再次道歉后，来到了病床前。当我看到萍的伤势时，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严重的烫伤。萍的两条大腿上，皮肤变得通红，又大又透明的燎叮大泡一个连着一个，形状狰狞可怕，令人惨不忍睹。萍面色惨白，牙关紧咬，仍忍不住发出阵阵惨叫。她母亲老泪纵横，痛彻心扉。周围的人一个个表情凝重，摇头叹息。这时，我才真正感受到，这次车祸给萍和她的亲人带来了多大的伤害。这是我们用多少道歉，多少赔偿也无法弥补的。原来我只想如何把事情应付过去，现在则感到了深深的自责，感到一种责任。我应该诚心诚意地处理这件事，还受害者及家属一个公道。
　　惨不忍睹的伤势，燃起了众人刚刚平息的怒火，一些亲友纷纷向我发难。责问我们是怎样管学生的？为什么那两个闯祸的学生不来？这正是我难于回答的问题，为了保护学生，这时我确实不能让她们前来，直接面对伤者和家属。正在我左右为难之时，一声微弱而有分量的声音压住了众人的责难，是萍的母亲说话了。她说：“你们不要为难人家老师了，他们也不愿出这样的事，还是想想怎么救我女儿吧。”称砣虽小压千斤，萍母亲的话使话题立转，矛头不再指向我，转而讨论治疗的问题。这时吕老师也赶过来了，我们提出能否转到条件更好的下关州医院医治，未能获得家属的同意，最后决定留县医院治疗。医生检查了伤势，上药输液之后，人们才逐渐离开。
　　回到实习生住地的教师进修学校，这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出了这样的大事，学生们不知怎么办才好，两个出事的学生，神情恍惚，悲痛欲绝，欲哭无泪，谁也无心上课。看到这种情况，我和吕老师商量，必须采取各种措施，稳定学生情绪，保证实习的顺利进行，同时做好伤者及其家属的治疗安抚工作。
　　我们迅速召开了全体会议，宣布所有实习工作照常进行，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车祸伤人的事全部由带队教师负责处理。同时指定了几名学生干部管理实习的日常事务。会后专门找两个出事的学生谈话，先将此事定性为意外事故，解除她们的心理负担，要求她们集中精力搞好实习，其他的事不用考虑。然后分别向县教育局和实习学校作了通报，争取他们的支持帮助。最后用电话向大理师范领导如实汇报了情况，学校意见与我们的想法基本一致。
　　下午我和吕老师，再次前往医院看望萍。病床前站着一个面色阴沉，目光如炬的青年男子，他是萍的丈夫小王。我们急忙上前打招呼，表示慰问和歉意，他一言不发，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们。他的态度影响了其他人，连萍的母亲也不好说话，病房里的气氛显得极度尴尬。我心里很清楚，作为萍最亲近的人，萍的意外受伤，除本人以外，伤害最重的就是丈夫小王，他有这样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的这种态度，对萍的治疗和我们又是十分不利的，必须设法加以改变。我打听到，小王在县文化局所属的一个歌舞厅工作，便找到了县文化局的领导。这两位领导恰好都是大理师范的毕业生，听到母校“有难”，愿意“拔刀相助”。他们找小王谈了话，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小王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他们到医院来探望，有意无意地谈到占道经营，乱泼油渍，也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真是一物降一物，这些我们想说而无法说出的话，由文化局的领导口中说出，他们不但不能反驳，反而听得进去，无形中对我们的怨恨减轻了。
　　从那以后，我和吕老师除了认真组织学生实习外，每天都要抽几个小时到医院看望，了解病情，表示关切，同时帮助拿药、照看输液，联系医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实习学校、教育局的领导，师范学校的校长也都先后带着慰问品，到医院探望。看到时机成熟，我们专门安排闯祸的花和红也带着礼品来到医院，向萍和家人表示了诚挚的歉意。给萍和她的亲友们以很大的安慰，在医生的精心治疗和亲人的悉心照料下，萍可怕的伤势有了好转，我悬着的心逐渐放下了。
　　在此期间，我非常敬佩萍那位伟大而平凡的母亲。当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降临的时候，她不回避，不退缩，不抱怨，用自己瘦弱的双肩，承担起照顾女儿的重任。在治疗初期，萍疼得大汗淋漓，终夜不眠。这位没有读过书的家庭妇女，用她深沉的母爱，日夜守护在萍的身边，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每次换药，相当于经受一次惨绝人寰的酷刑。在旁的母亲，对爱女无端受到如此伤害，悲痛欲绝，心力交瘁，老泪纵横，却无怨无悔。她是最伤心的人，是最苦最累的人，但她宽厚善良的胸怀，使她没有对我们说过一句责难的话，没有提出一点哪怕是合理的要求，甚至还为我们“排忧解难”。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她，萍将怎样熬过那段令她终生难忘的极度痛苦的时光。也不知道，我们将如何面对萍的家人和亲友。
　　实习结束了，实习工作成效显著。花和红顶住压力，实习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这些都抵消不了出事带来的影响，我和吕老师不受处分，已是万幸，这也许是对我们付出更多辛劳的一点小小的回报。临行前，学校派张副校长前来巍山，专程解决善后事宜。在县教育局、文化局的调解下，双方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了解决方案。除学校承担全部医疗费外，赔偿萍各项费用三千元。其中花和红两家各承担一千元，学校负责一千元。事情终于得到妥善解决。
　　从此以后，这次事故成了每年的实习动员会的“保留节目”，在讲到实习注意事项的时候，教务主任总要一本正经地说：“严禁骑车带人，1991年巍山两个实习生……”听到这里，吕老师总感到如坐针毡，无地自容。但我想到的，却是萍那可怕的烫伤和所遭受的巨大痛苦，更想到那位可敬的母亲。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1-3-30 10:4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