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片上的村子之二：村子里的“朝巴”（1）

底片上的村子之二：村子里的“朝巴”（1）
　　村子里的“朝巴”（1）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文海犯病时不断地重复高呼着这段话，双眼放光，手舞足蹈，声嘶力竭。他除了抑扬顿挫地朗诵这一大段话，还要高唱那首在当时妇孺皆能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文海爬上残垣或攀上房顶，喊一阵唱一阵，那样的情形下，他的眼里已经旁若无人，在他的眼里，整个天地就是他自己的舞台，或者说，他已经完全彻底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每逢此时，村子里的大人和孩子们，都围在他的周围，仰着头，看着高处的文海不停地喊不断地唱，看他在自己的世界里独自陶醉。这个景象，一直木版画般镌刻在我记忆的积淀里，任岁月擦抹而不灭，略有钩沉，则新鲜如初。
　　文海是我懂事后看到的第一个“朝巴”。家乡人把傻子，呆子，精神病患者一律叫做“朝巴”，我至今也不明白，这种约定俗成的叫法起于何时，更找不到概定这个词的任何依凭，也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该这样写。
　　不犯病的文海是安静的，陷入沉思般的安静和沉默。
　　出现在我们视野里的文海，衣服破旧却整洁，头发长而不乱，没有血色的脸上不沾半丝尘垢，这样的形象，跟大人们给我们描述的传统意义上的“朝巴”的劣行相去甚远，至少，在我懵懂的眼神里，不犯病的文海跟“朝巴”这个含有恐惧意义的词毫不沾边。大多的时候，他要么靠在墙角眯眼静立，要么独自低头行走在街上若有所思，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一块石头，一截土墙，一棵树，一株草，甚至是地上爬行的蚂蚁或者半空中掠过的蜜蜂蜻蜓，都可能成为他随时凝视的目标，而他凝视这些东西的眼神是空洞无光的，所有的东西，似乎只是他还在转动着的眼睛的一丝寄托，至于是什么东西，或者这东西的形状与颜色，于他的眼神而言，似乎已经毫无意义。
　　在我自认为能够分析自己的意识或者是判断自己的感觉是否正确以后，记忆里的那幅木版画在某个时段被某种情绪钩沉起来的时候，我一定会认定文海的眼神是这幅木版画的灵魂，当然，不是他犯病时烁烁闪光的目光，而是他不犯病时那双黯然无光的眼神。到后来，我努力而又偏执地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那双无神的眼睛，是文海的灵魂，是他的萎缩已久的灵魂。我甚至给自己的感觉和意识一种刻意加压的寄托，强迫自己感觉得到，在他自己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之外的任何东西，已经不属于那颗早已萎缩的灵魂。这样刻意起来的意识寄托强迫我的意识指向一个似乎明确起来的概念，那就是，他把眼神彻头彻尾地交付给了只属于自己的世界，在他自己的意识还清醒着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所有，在他的眼神里都是黯淡的，而他，却不得不时刻注视着这样的黯淡。我偏执的意识抚摸我自己感觉的时候，我似乎能感觉到那种无奈，一种无法直接宣泄的无奈。
　　文海不犯病，就会独自行走在村子里的街道上，勾首弓背，步履沉重，而他的身后，一定会有一群孩子跟着，那些孩子的身影里，一定会有我。对文海的疑惑、好奇，或者是一种兴奋，一种对文海犯病时热闹场景的期待，也或者什么都不是，只要文海出现在村子里，我们就会跟在他的后边，他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几年的时间，我跟着他走遍了我们村子的每一个角落，包括一些大人都不曾涉足的旮旯儿。跟在一个“朝巴”的身后，幼小的心理上却没有半丝的恐惧，而且，大人们从不阻止我们这样的行为，这，当时在我们村里也算是奇怪的事情。我现在相信，其实，那时大人们从来就不认为文海是“朝巴”，至少，不是真正意义上那种祸害人的“朝巴”。“文海不是‘朝巴’，他不‘朝’，他是受了刺激，才变得这样。”这是母亲对文海的定义，或许，母亲对我说的这样的话，是我们村子里大人的意识层面上对文海的共识，这共识，让村子里的孩子们从来就没害怕过文海。
　　文海曾经是我们村子的骄傲，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他求学的地方是那个年代里万众向往的首都。在所有人心里，北京，那个特殊年代的北京，所有的一切都是伟大的，都是火红的，别说是到北京求学，即使是靠近北京一步，在百姓的心中，就是靠近了伟大一步，那里，住着全中国人的大救星。在那个年代，对事物的评价，常常要与自身的代价扯上关系，而对一些人一些事实的评价，即使评价准确无误，所付出的代价往往会对自己的命运充满致命的质感。或者说，那个年代，拒绝评价，更拒绝准确的有些露骨的评价。一次不合时宜而又无意的评价，让文海陷入命运代价的漩涡。反省、检查、审查、批斗，再检查，再批斗，反反复复，漩涡越转越急，越转越深，终于，文海被代价的漩涡吸了进去，一沉到底，他疯了，被遣送回家。
　　一次无意的评价，制造了一个转折，一个人人生的转折，没有任何征兆，就完成了命运的转身，沉重而残酷，当代价彻底与命运纠缠到一起的时候，没有人能说得清，这样的代价，该用何种仪器去衡量它的重量才合适。我的村子里善良的人们，在惋惜着文海，私下里互相嘀咕着世道和人性的时候，又哪里知道，在那个时段里，又有多少个文海被代价吸进了漩涡，那个漩涡，张着血盆大口，义无反顾而又毫不吝惜地吞噬着一个个文海这样的人，世道与人性，在那个年代的所谓政治面前，毫无尊严可言，只能俯首自危于漩涡，远远地躲在漩涡之外，甚至无影无踪，人性，在人为的世道面前，脆弱无比，虚伪有加，不堪一击。
　　我的村子里，一个骄傲被夭折，一个“朝巴”被诞生。
　　文海没有任何亲人，回到村子，他游弋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者说，他把自己的灵魂安放在他自己的意识世界里，疯疯癫癫，时好时坏。没有人愿意，或者是没有人忍心喊文海是“朝巴”，虽然，他的行为无限接近人们定义已久的那个词。村子里的人们，用善良帮扶着文海，没有辱骂，没有蔑视，没有禁锢。人性，在那个年代里，在我的村子里拒绝与人为的世道携手，依然固守着祖先刻在岁月年轮上的痕迹，默然在一个名义的“朝巴”身上坚守着岁月的遗留，用温馨和朴实印证着祖先储存在岁月里对于人性的惯性。人们不指望这样的善良能让文海清醒过来，也不会指望文海能记住这样的善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对一个迷失了灵魂的人，人性的光，即使是再善良的人性，对有些灵魂也无济于事。
　　如果可以把人性看做一门语言，我自始至终相信，在我的村子里，朴实和善良，是这门语言的字根，纯洁和温暖，是字根组合起来的所有词语，有了这样的词语，我的村子在岁月里愈来愈厚重，愈来愈壮健，这，或许是我固执地思念着我的家乡，我的村子的最可靠的理由，而这种思念，在我漂泊已久身心俱疲的时候，会骤然喷涌而出，一发而不可收拾。在我思念的眼神凝望我的村子的时候，我能感觉得到，我的灵魂，就深埋在那片土地上，被温馨紧紧拥抱。
　　公元1975年，我上小学一年级。那年的冬天，文海死了，他被村外的一堵土坯墙砸在了下面。
　　下午，我坐在教室里，还听到过外边凛冽的寒风里文海的喊唱，那一大段话，之前就一次次跟着文海的疯喊默记在心，甚至能倒背如流，而那首歌，村子里的孩子早就能按着文海疯唱的节奏整齐地合唱了。坐在冰凉的课桌旁，我心里跟着文海的疯喊默诵着那一大段话，倾着耳朵等待他唱起那首歌。
　　没有人知道，文海是夜里什么时候出的村，当人们早上在坍塌的土坯墙下发现他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被夜里的一场大雪覆盖起来，只露出脑袋僵硬地向上扬着，一头蓬乱的长发变得硬如钢丝，一张脸苍白如雪。看情形，文海是想坐在土坯墙背风的一侧躲避夜里那场大风雪的，而土坯墙却没能抵抗住狂风的肆虐，骤然倒塌，把文海砸在了下面。
　　我跟几个孩子也去看过现场。天很冷，风撇在脸上，生硬，锐脆的质感，揭掉皮般的疼。雪，早就停了，四野里是沉寂的白，双脚踏着厚厚的积雪，嘎吱嘎吱的响声，把不得不以萎缩的姿势对抗风雪的肆虐的沉寂无边放大，太阳光洒在积雪上，射出锐利的光，即使眯着眼，也能时刻感觉到晶亮的光芒的刺痛。
　　“这孩子，苦啊，也算是解脱了。”现场的周围，是密密麻麻的人，唧唧喳喳的议论，有叹息，有哭泣。“看啊，文海的嘴角还挂着笑啊！”人群中不知谁嘀咕了这么一句。那张脸，我凑近了看过，很安静，眼睛紧闭，再看不到犯病时的光亮，也看不到沉思时的黯淡，脸色是苍白的，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嘴角微微上翘，衍生出一丝笑意。当然，当时我的年龄，不足以做出如此的判断，这些，只是我多年后钩沉起那幅木版画时某种情绪的一些复原。顺便，我总是在怀疑，文海是否真的“朝”过，他犯病时的恣意，平静时的沉思，有时候会同那幅木版画一起，在我的脑海里反复链接。有的时候，我宁愿相信，文海根本就没“朝”，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宣泄着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那个不得不萎缩的个人世界，选择了“朝”的方式，去刻意回避那个眼神中所有的黯淡。
　　多年后，我依然记得文海在断墙上或房顶上竭斯底里喊唱的那一大段话和那首歌，清晰无比。我固执地相信，文海的“朝”，是一个特殊的年代的“朝”，无奈的“朝”，缺失了人性和尊严的“朝”，文海，也只是那个“朝”的年代中所有“朝巴”中的一个。
　　我的家乡现在对“朝”有了另一种概定：违背既定常规的行为，即是“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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