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忍千千心结

　　
手术至今快一个半月了，这一个半月我就只做一件事：与疼痛抗争。 一 早晨没有起得早，所以当学生来讨论论文的时候，我还没有吃早饭。一上午就这样很快过去了。吃了午饭，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新闻跳出，第一代舰载机总设计师罗阳突发心饥
肌梗塞，抢救无效，英年早逝，才年仅５１岁！ 　　突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中国专门从事科研的人，稍有突出贡献的人，大都英年早逝。这已形成了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惯例”。上海有一个专门的体检机构，来面对高校教师和科研机构的年度例行体检。据说是当年在高层的特别关照下成立的。可是这样的体检，其实极其简单，根本查不出真正的病。一涉及到真正能查出病的体检项目，都列入“自费”的范畴。这种虚伪的对“知识分子”的“关心”，不知道是做给哪位领导“看”的。 　　以前，我过多地关注到底层的人群的温饱问题，基本人权问题。活在底层的日子是那样的艰难。似乎我自己没有活到“底层”，至少每顿青菜面这样的生活尚能自足。虽然菜价三年涨了十倍，而工资却分文未涨，至少我不致于受饿，虽然也常常因工作忙而不知道饿，但还没有饥饿而没钱吃饭的感受。这似乎就构成了一种“幸福”。于是我觉得幸福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只要你对你的现状感到满足，你就会幸福。 　　但是，罗阳这样的拔尖科技人才的英年早逝，成为三十年来持续不断的一个社会问题。这才使我再反思我们的生存状态。用一句话可以说明高校老师和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的生存：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 　　如果拿工资收入来比，普通教授的月工资只相当于新进公务员科员的实际收入。也就是说，一个教授的实际收入，相当于他教的本科生刚考上公务员时的月收入。 　　而在高校与科研院所里“混”到教授职称，你没有几十年的吃草经历，恐怕是难以实现的。虽然偶尔新闻上爆出“年轻”的教授，可那是要靠非正常的手段才能获得。年轻的女教授，不靠色是无法实现的。年轻的男教授，不靠“关系”也是无法实现的。 　　不然的话，按照你一帆风顺的晋级时间来算，你读到博士毕业，通常是三十岁左右，再起码做两年讲师，这就三十二岁了。讲师满五年才可评副教授，你评上副教授，这就到了三十七岁上，再过五年，你才能评教授，所以，四十二岁评上教授，那是你一辈子一帆风顺的大运了。通常人是很难有这个大运的。所以说，通常文科在五十岁以前评上教授，都是春风得意的晋级。 　　大多数情况下，由讲师到副教授，可不是五年能够实现的。有一位美女讲师，按照评教授五篇核心期刊论文的标准，她有三十多篇核心期刊的论文，可是硬是没评上副教授，且一次没评上，再二三地没评上。这一晃，多少年过去了。当然，这也是特例，这么多的论文没评上副教授，在一般高校也是少见的。可是虽然是少见，却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就算你当上了教授，也只能拿到公务员科员水平的收入，别说你的教授比照厅级待遇了。 二 教授比照厅级待遇，这可能是毛时代的一个传统。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传统恐怕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当然，毛时代打倒了一些教授。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教授都被打倒了。是有些教授住了牛棚，可并不是所有的教授都住了牛棚。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位数学老师，是“文革”时期从大城市“下放”到我们那所高中的。也许，从城市来到农村中学，从条件上讲，的确相当于住进了牛棚。因为农村中学它本来就是牛棚改做的。 　　我上高中的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好多下放的城里专家都回城了，幸好我赶上了这些专家的尾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他也回城了。那时候，这位张教师房子里铺的是红地毯，我们就觉得他房子里是皇宫了。轻易不敢去他房子里。偶尔他喜欢我这个小不点儿，亲切地抓着我的耳朵进他的房子，我都满怀着崇拜帝王的朝圣心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亲口告诉我，他的月工资是９６元。而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和叔叔在政府里供职，月工资是３３元。 　　以我爸爸月工资３３元的全部收入，养活我们一家七口人，我们的生活算是村里上等水平了。这样比较一下，我们不知道，我的中学数学老师月工资９６元，夫妻两人就１９２元，养着一个美丽的女儿。这样的一家三口的生活，该是怎样的一种奢华生活？有传说他就是城里某名牌大学的教授。但这个我一直没有证实。不过，按照工资级别而论，以我爸爸月工资３３元的收入的话，从行政级别往上排，月工资要拿到９６元，那一定会排到厅级。 　　固然，我高中的张老师他们那一代人有人受到“整”了。可是他“下放”了，工资并没有降低，待遇并没有减少。在整个农村都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的时候，在我们这些农民每天披星戴月辛苦劳作的时候，在我们这些村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得干活的人里，是无法想象着坐在红地毯铺就的房子里教书该是怎样一种天堂般的生活？ 　　所以，当我也像当年的张老师一样当上中学教师，再当上大学教师的时候，我总是与当年身小力薄的时候的劳动相比。那年我１５岁，就要当一个全劳动力干活，署假，冒着烈日在中午割麦，摸着黎明前漆黑的山路，背着近百斤的大麻袋，步行六十里去送公粮，肩头勒出的血丝，知着汗格外的痛。那时候，我就心里一直默念着：送到就不痛了。送粮是为国家作贡献，我吃的苦是值得的。每一天，我都是靠着这样的信念度过那些疼痛。 公粮送完了，又开始修路，用十六磅的特大号大铁锤打钢钎，钻炮眼，然后装上雷管，再装上炸药，然后点燃，然后我得飞快地跑开，一直跑到炮炸的漫天飞奔的石头落不到的地方。每天干一天的活，这手上就磨得血肉模糊，钻心的痛。但是因为太累，一觉睡着，就不痛了。 　　　　　　　　　三 　　张老师当中学老师的时候，我们没有题海战术，也没有现在的这些复习资料。所以，老师每天布置五道练习题，然后批改。对比起来，我上高中的时候，老师们的辛苦程度，远没有我教中高中的时候那么辛苦。 　　我得晚上到学生宿舍值班，晚上十点半，准时进学生宿舍检查，有些学生熄灯后会拿手电筒在被子里看书做作业。所以必须监视到十一点，确认学生全都睡着了，这才可以回到值班室去睡。早晨５：２０起床，铃一响，必须在三分钟之内穿好衣服，冲到学生宿舍，把学生一个一个拍醒，因为起床只有十五分钟。然后把学生集中到操场上，做早早操。早早操结束之后，是早早读。我得到每一个班级里去巡视，监督学生早读。早读结束之后，便是早饭。早饭结束之后，又是早读，这是走读学生也到校一起进行的早读。这时候同样还要进班巡礼检查。早读结束，我得连上四节课。然后是午饭。午饭得到学生食堂检查学生吃饭情况。然后是午休，午休得到班检查学生的午休，禁止有人喧哗，影响学生午休。午休之后，是下午的四节自习，其实说四节自习，也就是四节课，得讲课。然后是晚上一个小时的晚饭时间。晚饭后，６点钟到１０点半，这期间的晚自习是要进班检查、辅导、答疑。所以批改作业也只有拿到教室去。每个月只有最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半天时间，放学生回家去拿东西。只有这半天时候属于自己。我就只能用这半天时间准备考研。 　　比照我教高中的时候的辛苦，我的高中老师恐怕是很轻松幸福的了。至少他们不会一天要在教室呆上十节课。 　　每当学生高三毕业，我就羡慕学生逃离苦海。而我还得年复一年地进行着这种痛苦的辛劳。于是，我就想，大学老师应该比中学老师轻松，至少不必上这么多的课。于是，我必须考研。 　　　　　　　　四 　　谁知当了大学老师，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一样“紧缺”。中学每周名义上只有十二节课，或最多十五节课，即带三个班的一门主课。其余的进班只是辅导，可讲可不讲。但是大学老师紧缺到什么程度。我要带至少四门专业课，涉及的班级达到十个以上。一周要带二十八到三十节课。 　　可谓是刚出苦海，又进火坑。于是还是要继续读学位。辛苦四年，学位读出来了，寻找一个只教一门课的位置。但是一门课也要涉及十来个班级。改作业想也别想。一个班级五十个人，怎么改。 　　大学老师的课，不但比中学老师的课多，而且还有另一座大山：科研。你要想晋升职称，你得做科研。你要想保持一个中游的工作业绩状态，不让人说你无能，你除了应付这些繁重的教学工作，你还得做科研。 　　说实在的，罗阳的所谓心肌梗塞，那只是一种医学名称。实际上，那就是叫累死的。
　　　　　　　五 　　农民工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而资本家施舍给他们的“报酬”只是九牛一毛，就这样一点钱也要拖欠。事实上，拖欠农民工的犯罪行为，并不始于新兴的资本家，而是始于政府。是政府拖欠工资树立了极坏的榜样，那些资本家才会学着政府的样子，拖欠农民工的工资。 　　政府拖欠工资，是始于“改革开放”。“文革”期间没有听说有拖欠工资一说。我爸爸经历过“文革”，但是工资没有拖欠。至于我高中时候的老师，也没有因拖欠工资而导致生活困难。 　　而我却亲身经历了多次的拖欠工资。一般情况下，拖欠老师的工资，到了阴历腊月，会解决当年的工资，一次性发放拖欠半年的工资。农村老师，到了年终，一次拿到一笔可怜的“巨款”，可以度过一个春节，所以对这种无耻的拖欠工次，并不在意。再说了，为人师表，也不好意思天天为了那可怜的工资，去找政府要。虽然有老师“脸厚”去找，但大多数老师是不会去的。往往那些脸厚的老师替大家要来了半年的工资。 　　但是，并不是每年都能按时要来了工资。那年年终，拖欠的工资没有兑现。好多老师回家没办法生活，只好在放寒假去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到了新年开学，大家忍无可忍，爆发了罢课事情。我也摆起了卖对联的小摊子，冻得双手冻疱化脓，那种痛却不知源自何处。 　　又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这就是政府对待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真相。 　　　六 　　杀鸡取蛋。改革时代，没有从政治上“整死”知识分子，但是却“累死”知识分子。 　　如何累死知识分子的？政府的科技大跃进是按照“翻番”的指标进行的。“翻番”是对“大跃进”的疯狂的变本加厉的重复。这些指标一旦用数字来作小学算术管理，这些高官只需要懂得小学算术就可以对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加以管理了。 　　一位教授，要求你每年至少发表两篇论文，或一部专著。要想做出这样的成就，实际需要多少时间呢？国外一部博士学位论文，一般需要至少四年时间。一部专著，就是一部博士学位论文。全日制从事科研，需要整整四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一部专著。而这部博士学位论文，常常是一个学者毕生最年富力强的黄金时间内写出来的。每个人一生只有一个黄金时间，而不是年年都有这样的黄金时间。 　　然而，在中国，知识分子被看成是官员政绩“大跃进”的算术加法机器。它要求你在一年内发表两篇论文——即用国外需要四年全日制的时间、一生最顶峰的黄金时间的精力和心智完成的工作量的二倍。 　　在这种疯狂的毫无人性的压榨下，能够站着进来，站着出去的人，只有神仙。 　　除了科研“大跃进”，还有无耻的外行官员逼良为娼地“要求”教授得给本科生带课。教授有了科研的一项工作量，就要累死一条命。他还要你带课。一般而言，一个教授要带至少六个硕士生，六个博士生，一门硕士课程，一门博士课程，如何还能有精力上好本科生的课？ 　　在西方，一个教授一生就写一本书，或只发表一两篇文章，顶多十来篇文章。只有极少数的多产教授，也不过区区两三部专著。 　　但是在中国，你一年要产出至少两篇论文，即两项最新研究成果。 　　有些大学不但这样压榨教师，而且也同样压榨研究生，把研究生当成论文的生产机器。 　　　　　　　　　七 　　我们无论走到哪里。疼痛便永远伴随着你。你生来就被装进一个压榨的机器里面，产出你的剩余价值。于是，你活着，就是一种痛。知识分子是被绑缚在“现代化”高速列车上拖着飞奔的普罗米修斯，在你吃着草（有时连草也要拖欠）时你得挤出奶和血，去喂食那欲壑难填的鹰犬。累死，是知识分子的宿命。所以，活着，你的千千结就是你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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