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你

　　如果没有你
　　文/潘霞
　　她的一生，倍受争议，从作品到人品。先是受新思想的影响勇敢地解除了外婆包办的婚姻，继而又同时爱上两个男人，并大胆地提出与他们共同生活，再后来，一次不谨慎的情缘又让她在之后几十年深受其苦。个性鲜明的她，崇尚浪漫的自由主义，作品中同样有着“直抒胸臆的风格，长风破浪的豪放”，代表作虽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影响巨大，却屡受质疑和争议；一篇渗透着浓浓女性情怀的文章更因观点的尖锐而引起轰动，同时也被当成“大毒草”数次批判，她也因此成为众失之的，命运急转而下。
　　幸而，她的人生遇到了他，他接纳她的全部，妇唱夫随，与她结伴面对悲惨人生，相爱相守的半个世纪，爱情的滋味百味丛生，无以言表。
　　相遇总是美好的。1937年6月，延安，一场大型文艺晚会正在进行。其时，台上正上演根据高尔基的《母亲》改编的话剧，演伯惠尔的小伙子浓眉大眼、高鼻梁，扮相英俊，表演娴熟，一首《伯惠尔之歌》唱得抑扬顿挫，曲罢，掌声如潮。观众席上，一双聪慧的大眼睛紧紧盯着他，不时闪现出欣喜的光芒。从“伯惠尔”身上，她看到了惨遭国民党杀害的亡夫胡也频的影子，这个叫陈明的小伙子就这样定格在她的心中。演出结束后，她还沉浸在剧情里，回味着台上的一幕幕，情不自禁地在内心轻轻呼唤：“伯夏！伯夏！”伯夏，是剧中伯惠尔的爱称，而这双大眼睛的主人，正是第一个进军延安的著名作家、时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的丁玲。
　　那年，丁玲33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陈明，风华正茂，只有20岁。
　　不幸的爱情经历曾令丁玲心灰意懒，陈明的出现让她潜在的情感爆发了。同在西战团工作，一起行军一起演出，浑身透着机灵和活力的宣传股长陈明越来越吸引着她的目光，荒芜的心渐渐生出了绿意。一次去西安时，上火车前，陈明急性胃病发作，就在大家慌着找担架的时候，丁玲情急之下，一下子把陈明背起来，踏上火车直奔卧铺车厢。到西安后，她又为他做了一条棉裤，特意加长了裤腰，多絮了棉花，只为能给他暖胃。这条棉裤让陈明领悟到丁玲对他的那种超过一般同志的感情，四目相对，暖流在心中荡漾开来，爱情的种子悄悄萌芽了。
　　渐渐地，看不到陈明，丁玲怅然若失；没有丁玲的陪伴，陈明度日如年。两个同样有着反封建思想的相爱的人是义无反顾的，他们听从内心的指引，让爱自由流淌，不回避不掩饰，丁玲的真诚、热情、直率、才华深深吸引着陈明，让他无法抵抗，不能自拔。
　　压力很快来了。“你就不怕别人笑话你是个‘小丈夫’？”“如果你们结婚，能白头偕老吗？”种种议论加上成就、地位、阅历等现实的差距让陈明痛苦不堪，他自责自己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为了“让这些日子快点过去”，他选择了逃避，将她火热的洪流拒之门外，闪电般地与一位女演员结婚了。
　　年轻的陈明很快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他不仅没有从困扰中解脱出来，相反，对丁玲的思念更加不可遏制，而丁玲内心的悲痛，他一样感知着。虽然他努力去爱妻子，但还是无法欺骗自己的感情，他终于懂得，真正的爱情不是他人眼中的完美匹配，而是相爱的人彼此心灵的相互契合。
　　一年后，陈明与妻子和平分手，结束了这段短暂的婚姻，这也成了他一生最内疚的事。像一艘在风雨中飘摇的小船，这一次，他终于找准了爱情的航线。
　　1942年2月，在人们的挖苦和讽刺声中，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正式结婚了。没有婚礼，没有请客，没有祝福，两人手牵着手走在延安的街头，将绵绵情丝挂之于山林树梢。从此，他成了她的“伯夏”，她做了他的“小菡”（丁玲作品《过年》中的主人公），他们彼此，是生命中的唯一。
　　新婚是甜蜜的，因为工作的关系，两人时有短暂的离别。一次过中秋节，陈明不在身边，丁玲在日记里写道：“伯夏，你现在在做什么，我知道，你的心是不能为月饼弄甜的，你会想着我，痛苦的想着我!”陈明也同样倾诉着对她的思念：“小菡是带病走的，今天好了没有呢？旅程是艰苦的，让我祝福她一路平安吧！”“菡走了一个星期了，为什么还接不到她的来信呢？她的身体是否因为旅途的劳顿颠簸而迄未复元呢？”“我不会谈情说爱，然而我却是爱菡的！”彼此恩爱可见一斑，这份爱，不仅温润着他们自己，同时也温润着那些世俗的心。
　　婚后，陈明一切以丁玲为中心，对她的关心和照顾坚实又笃定。1946年，土改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他们辗转在晋察冀边区，一起投身运动，一起捕捉人物形象，收集创作素材，坐在陈明特制的椅子上，在他亲手堆砌的炉火前，丁玲完成了享誉世界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手稿上，陈明的手迹随处可见，这本书，同样凝结了他的智慧和付出。他就是她的“改家”。丁玲在赠送给陈明的书上题词:“留给陈明，因为你给我许多帮助，使我这本书写得比较少一些错误和缺点，而且当我写作的时候，不至为外界所影响我的情绪，我是应该感谢你的。”
　　爱情是一株有生命的玫瑰树，要想长久吐露芬芳，就要承受那些含泪的刺痛。1955年，政治风暴突如其来，丁玲再次迎来人生的劫难，接下来的运动无一幸免。受历史问题的牵扯，她被定性为“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屡受批判。每次会上，陈明都至始至终陪在她身边，看着她被羞辱作践，欲哭无泪，他的心也如刺进尖刀利刃一般。1958年，《三八节有感》遭遇“再批判”，陈明因为不肯与丁玲划清界限，夫妇俩同被开除党籍，下放荒凉寒冷的北大荒。那一年，丁玲已经54岁了。“不管到哪里去都不害怕，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颠沛的命运里，是他给了她活下去的信念。
　　在北大荒的艰苦岁月里，陈明不离不弃守护着丁玲，每次外出时，他都给她备好粮食，挑足水，烧热炕，在精神上安慰她、开导她、鼓励她，只要看到陈明，丁玲满脑子的乌云就散了。1961年，陈明被通知：右派帽子摘掉了！陈明反问：“老丁的帽子摘了么？如果没有，那我也不摘！”险恶的风浪，他要陪她一起挺过。随后的“文革”灾难中，在只有7平米的阴暗低仄的牛棚，丁玲忍受着文革青年擀面杖、皮带的摧残，扑挡上去的陈明身上也留下道道血痕。他紧握着她的双手传递着一个信息：“不要难过，有我在你的身边。”
　　12年的苦难没有到头，更严峻的考验到来了。1970年春天，他们双双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在狱中，丁玲靠背古诗词来防止语言和思维能力下降，为了活动腰腿，就用破毛巾、卫生纸扎成球往墙上投，精神和肉体的摧残虽然使她衰老，但她内心，一直记着和他在牛棚的约定：“一不能死，二不能疯。”她一定要活着见到她的伯夏！而监狱那头的他，担心着她的腰病，担心着她的精神状态，每每唱起《伯惠尔之歌》就会忍不住潸然泪下，他们的相识、相知、相爱，就是从这支歌开始的。
　　5年梦魇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1975年，历经沧桑的他们在长治劫后重逢，悲喜交加。“满头银发胜少年，药不离口心常甜。泰山压顶步履健，葵花向阳色更鲜。”在陈明鼓励下，古稀之年的丁玲开始继续创作，1978年，摘掉右派帽子的丁玲复登文坛，《人民文学》第一时间发表了散文《杜晚香》。此后的7年，她又以多病之身写出包括回忆录《魍魉世界》和《风雪人间》在内的100多万字的作品。往昔就像陈年佳酿，从创作之杯中散发出浓郁芳香，杯中倒映的，是历经磨难之后的超拔与清澈。
　　“如果没有你，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没有你，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继续写出作品来的。”如果说丁玲是一个神话，那么，让这个神话永生的，则是陈明。几十年受株连、遭蒙冤，他始终无怨无悔，他的一生，只为爱她而来。
　　可是，她就要先走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看着相伴一生的爱人，她眼神里流露出无限的眷恋，勉力发出最后的声音：“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那一刻，他强忍泪水，肝肠寸断。
　　1986年3月，北京的初春乍暖还寒，她走了。遗体告别仪式上，他送了花圈，绸带上写着：“你慢慢地走，从容地走……”不远的天空中，两只相爱的鸟儿，在风雨中奋力拍打着翅膀，相互依偎着，朝同一个方向飞去……
[ 本帖最后由 潘霞 于 2013-2-22 14:0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