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活者

　　 苟活者
　　 王克楠 　　“亲爱，告诉你，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如何成为一名烈士。”这句话说完，我就哭了。说真的，这些年我有好多次成为烈士的机会，都变为黄花鱼溜走了，直到现在还不知耻辱。为了成为一名好烈士，我寻找了不少的烈士档案，来到了北京的宣武区菜市口百货商场附近菜市口，寻找谭嗣同被砍头的感觉。凡是烈士都是傻子，谭嗣同和他的兄弟是有逃脱机会的，但是他相信了鲜血，相信鲜血会淹没一个皇朝。我的同胞对砍头具有浓厚的兴趣，鲁迅先生实在看不下去了，以为这是愚昧，因此选择了写字不再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大夫，先生没有行医之地，在自己的寓所开了一个诊室，名字叫做“国民性诊断”。菜市口的犯人被杀后，尸体被人运走，血迹即被黄土遮盖上，尔后便有人在此卖菜，并且据说菜市生意兴隆。我想中国有许多的菜市口，我们的生命不过是菜市口的一株菠菜，最多是芹菜，芹菜埂子要比菠菜硬一点。我是这年的冬至抵达菜市口的，因为我听说清朝是冬至前夕对判，秋后问斩，我要在问斩之前熟悉一下自己即将经历的行刑程序：囚车是要经宣武的，走宣外大街到菜市口，囚犯由东往西排好，刽子手手执鬼头刀站在旁边侯着，就像太监伺候老佛爷。我站在菜市口，左边没有人，右边也没有人，只有呼呼的风。人到哪里去了？我开始假设我的头被砍下来后，一定要挂在街中最高的木桩子上示众，上面写着“一个怀着获诺贝尔文学奖理想而未遂的人的脑袋”，我甚至想到了自己的面部表情一定很慈祥，现在的菜市口不卖菜了，但毕竟经商，如果在挂着我头颅的地方建造一座超市大厦，一定会门庭若市，卖卖兴隆。可是，我尚未被问斩，菜市口已经卖卖兴隆了，高耸的商业大厦，人来人往的喧闹，几乎每个柜台里都摆着金子，有足金,翡翠,钻石,铂金,金条,连同大厦的墙壁和柱子也贴上了金子，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不会有人对烈士感兴趣，这令我很失望。不过既然来了，还是想见见谭嗣同兄弟的，现场除了喧闹还是喧闹，已经没有了一丝他的影子，幸好我带了这个谭嗣同的书，就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看，看着谭嗣同从不太长的年代陪着他一起问斩的兄弟走出来，在纸张和我商榷被砍头的意义。“被砍头痛吗？”我问。“快哉，快哉。”他回答。“鲜血横流呢？”我问。“鲜血会唤起国人的醒。”又回答。我不敢再问，再问我担心自己会崩溃。我意识到了谭嗣同可能是一个宗教信仰的人，有信仰的人不怕死，为了信仰而死，真的有一种快感。这样的信仰只有一个字可以概括——醒。
　　也许我在马路牙子上坐得久了，就有一个警察过来问我，“先生，你坐在这里干什么呢？”我说：“我想成为一名烈士。”警察让我站起来，摸摸我的身上并没有别的什么，除了书还是书，然后极为鄙夷地看我一眼，走了。天还没有黑，我继续在马路牙子上坐着。我身边没有围观，与鲁迅的年代相比进步了，人们顾不上围观，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挣钱。渐渐地，夜真的来了，街上的行人也少多了，夜风徐徐，朦胧中街筒子里真的走来了谭嗣同，甩着乌龙一般的大辫子，雄赳赳气昂昂，迈着矫健的步伐。我心头一热，几乎是疾呼，兄弟啊，你终于来了——。谭嗣同并不搭理我，朝着菜市口的另一个方向走去，哦，难道我寻觅的这个地方不是菜市口吗？谭嗣同的个子很高，竟然有点像北方人，他的身后站着一个连队的清兵，他们和谭嗣同保持着距离，好像他们也相信谭嗣同是不会逃跑的，更不会有维新党人来劫法场，劫法场是土匪们干的，维新党人，你不杀他的脑袋，他也准备自裁，根本不用担心会跑掉的。以死为快的人不仅仅有这些铁血汉子大老爷们，英吉利海峡那里的那个美丽王妃戴安娜也说过“在我离开人世的时候，那是个人生活中最开心的时候。”这就是谜，人世间有了谜，就变得有滋有味。在谭嗣同身边站了一个更加健壮的侩子手，一身粗麻赤红行头，头裹和过年大红对联一样颜色的红头巾，不是拎着，而是怀抱着鬼头刀，中国的冶铁技术很棒，制刀技术也很高超，刀无鞘，也是用过年大红对联一样颜色的蒙刀布罩着，等着监斩人发出口令“时辰已到”。时辰一到，一切报销，很有哲理。谭嗣同当时是微笑着走到了菜市口中央，侩子手举刀的时候，手颤抖没有颤抖，已经无法考证，可以考证的是周围围观的民众是微笑的，他们习惯了看戏，他们把砍头看成了看戏，看成了过年过节。谭嗣同和他的战友们都死得很有气概，这样的气概不是装出来的，杨锐，23岁，头颅落地还两目圆瞪，鲜血从脖颈中喷出，血吼丈余。刘光第被砍下了，无首之躯竟不倒，于是整个菜市口被震撼，那些看热闹的民众纷纷回家焚香，为六人送行。我是看过一张清朝人砍头的照片的，那个人不是谭嗣同，是一个叫陈兆棠的人，我没有考证过这个人，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砍头，但是他身边的那个白花花的斩牌一般的招牌吸引了我，上面写着“处决民贼陈兆棠以谢天下”，这就暴露了一个秘密，凡是杀人者一定要让自己扮上正义者的脸谱，而被杀害者一定是贼。我在想，六君子的尸体边是不是也竖着这样六块斩牌呢？杀了六个人，是不是天下百姓都高兴了呢？其实，无所谓高兴，也无所谓不高兴，老百姓喜欢看的是戏，秋后问斩砍脑袋是场好戏，很好玩。
　　我从菜市口觅得了历史的信息，回到了邯郸。邯郸是一个盛产烈士的城市，城中心有烈士陵园，丛台公园里有七贤祠，祠内供着程婴、公孙杵臼、韩厥、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其中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三人堪称烈士，因为三人的死不是为了自我和自我的小集团，只是为了一个弱小的生命，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赵盾的孙子，一个注定在中国的版图分割上有所作为的人。一个为了正义敢于献出生命的人堪称烈士，一个为了正义敢于献出骨肉生命的人堪称烈士里的极品，程婴就是这样的极品烈士——他献出了自己的儿子。他眼看自己的儿子被屠贾岸摔死在台阶前，忍了，为了保全这个后来叫做赵武的孩子，居然与狼为伴，周旋了二十几年。邯郸盛产烈士，我不是烈士，我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冬秋，我继续做我的作家梦，研究哪个刊物喜欢什么样的文章，然后削尖的自己的脑袋，钻进去，我不以耻辱，我们大多数人不是这样活着吗？我来到了烈士陵园，高耸入云的烈士纪念塔，一座又一座烈士的坟墓，水泥砌成的，很整洁，每个人有不太高的墓碑，上面梗概写着生平。我赞叹那些为了反击日寇侵略而死去的烈士，为什么而死，死得明明白白，比那些活着为什么活着要明白的多（笔者是属于活着不明白的人）。邯郸烈士陵园里烈士级别最高的差不多算是左权将军了，这位来自湖南的将军在和日寇作战中，在山西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在十字岭突围时，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士，炸弹飞来的时候，他把警卫员推到了一边，自己以身殉国。还有并不太出名的范筑先，这个山东人在日寇来犯的时候，在鲁西北勇敢地树起了抗战大旗，“誓死留鲁西北抗战，坚决不退黄河南”，说得到，做得到，用生命履行了这一承诺。因为熟悉了烈士的所为，梦境里总是出现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知道这是我的疏忽，到了菜市口，没有凭吊文丞相，丞相自然会不高兴了。文先生是江西人，我不想再去血淋淋的菜市口，于是次年我去了江西吉安市的富田镇，拜谒被群山环抱的文先生墓。这里有文山，被当地人称作丘壑林泉之胜。路上就飘起了丝雨，阡陌、村舍、湖水在雾霭中依依可爱。富田镇是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小乡镇，虽然如今受到了工业化运动的影响，高楼大厦不少了，但是依然分逸着独特的美丽，池塘里有菱花，山道边有合欢树，梧桐树和北方常见的垂柳。江西的女子受到自然山水的滋润，面色娇美，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当年文先生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家的，可是他选择当了烈士。他本来是可以不做烈士的，元朝的统治者需要人才，文天祥被元朝统治者囚禁了三年两个月，草原的枭雄们千方百计地对文天祥劝降、逼降、诱降，连忽必烈本人下了谕旨，拟授文天祥高官显位，这还不算，还亲自召见文天祥，当面许他宰相，文先生不仅拒绝了，并淡淡地说了四个字“但愿一死”。而现在，我在他的坟墓前，竟然不敢凝视，只能轻吟他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陡然发现天空出现了日月同辉的胜景，在这样的胜景的映照下，我突然感到疲惫，这样的疲惫接近于死亡。

同样选择当烈士的，还有和我同时代的两个姐姐，这两个姐姐的名字我就不说了，不说你们也知道。两个姐姐本来也可以选择不死的，她俩有着很好的学历，一个人民大学毕业，一个北大毕业，也有着很好的工作岗位，可是她们毅然选择做了烈士。在监狱，一个姐姐被逼疯了，一个姐姐被关押了8年，到死都保持理智，她用发卡醮着自己的血写道：“我们反抗奴役，但不能建立新的奴隶制度。”与谭嗣同六君子相比，她俩的遭遇更惨一些，因为她们在生命被剥夺之前受到了更多的凌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她俩知道做正确的事情会付出代价的，许多名人都选择了无言，但是她俩说了，也做了，因此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刑场，一个姐姐写了十四万言书，一个姐姐被隔断了喉管......如今，两个姐姐都成了先人了，也不知道活着的人知道不知道她们是烈士，也不知道她们的家乡有没有她们的纪念堂？我只是知道有一个姐姐的母亲竟然被出交五分钱一颗的子弹费——这让人欲哭无泪的五分钱，载着一个民族无法洗去的耻辱。两个姐姐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她们把双手伸向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她们的生命不仅仅是文化苦旅，而是思想者的荆棘苦旅。她们大美如玉，如今有了俩人的铜塑，这要感谢艺术家严正学先生及其夫人朱春柳女士。我知道一个姐姐的坟墓在苏州的灵岩山，我不知道山上有没有姐姐的巨型头像，即使没有，大山认可你，你的精神顶天立地；长江黄河记着你，你的只向真理低头的精神光大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姐姐，位于吴侬软语的苏州，就有了只向真理低头的韵味。鲁迅先生一直认为中国是有脊梁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两个姐姐都符合这四条脊梁标准，让我汗颜的只是，在混沌大国中只让两位弱女子清醒并且担纲起脊梁的大任，羞煞了千千万万刚强铁汉的大老爷们了。
　　我从邯郸西行来到太行山，我知道大山里曾经有过无数的无名的烈士，他们为了民族的尊严，与侵略者浴血奋战，他们是战争年代的英雄。与战争相比，在和平年代做英雄更难，更不要说做烈士了，埃德蒙•柏克说过：“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这么多年了，我仅仅沉默，而且苟活，这是我前半生的耻辱，不知道后半生能否摆脱这样的耻辱。

[ 本帖最后由 王克楠 于 2013-3-3 21:2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