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远逝的故乡（长篇散文之一）

　　　　　　　　远逝的故乡（一） 　　我像燕子呢喃
　　像白鹤鸣叫
　　又像鸽子哀鸣
　　　　　——《圣经》 “以赛亚书” 　　　　　　　　　　　一 　　一个人的记忆从何时开始，也就是说，我们的童年从哪一天的哪一件事算起，才走出混沌世界呢，成年后，我求证过许多人，但说法各有不同。 　　我人生的最初记忆，大概在三岁半那年。
　　秋天，暖暖的艳阳下，我和邻居的孩子在门前捏泥巴，玩久了困了，我拉着他的手，邀他到我家喝红糖小米粥，因为母亲生了二弟，正在土窑洞的炕上坐月子。那时1966年的事情，家里太穷，母亲月子里吃的是祖母蒸的玉谷小麦面各占半的两掺馍，就着油炒的霉酱豆，喝着放红糖的小米汤，偶而吃上一个荷包蛋就算最高待遇了。 　　我只记得母亲围着花头巾，脸色苍白，奶着嗷嗷待哺的二弟。
“走，到我家喝红糖米汤去。”一切均模糊了，唯有说这句话的情景依稀记得。 　　一晃到了上学年龄，年轻的父亲领着我去报名。学校就设在村中的一个破庙里，老师让我们数数、报姓名、说属相等，我记不清数了多少数，回答了什么问题，反正通过了。这一天，就弄了一个后来在村里传诵至今的笑话： 　　有个叫张世民的同学，属狗，被目不识丁的父亲张启顺引来报名，年轻的女教师亲切的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答道：“世民”，又问：“你姓啥？”他竟答道：“姓狗”，引来人们的哄堂大笑。 　　世民父亲脸气得涨红：“姓啥，属啥，你都分不清，教你多少遍了，丢八辈子先人！”抡起巴掌就打“狗世民”。在场的人们赶忙挡住。有人调笑道：“启顺，别打你娃子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卖葱儿倒蒜嘛，自己没教好，能怨娃子吗？”当时正值“文革”时期，流行口号活学活用套上了，“狗世民”的外号从此就落下了。 　　村人趁机调笑张启顺是有缘由的。张启顺，长得粗鼻鼓眼，阔嘴长脸，说话口齿不清，看脸相就是智商不高的那一类人。 　　那个年代，每个村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露天的土戏台上，为一村老少爷们显眼，尽管表演水平不高，但对生活贫乏单调的乡村人来说，也算是一种奢侈的艺术享受。 　　每逢这种场合，村中千把号人，都往前挤着看，一群人挤来挤去，形成波浪。有鞋挤掉的，有棉袄被撕烂的，还有恶作剧的，抓起前面人的帽子，把它扔飞到半空中的，更有胆大后生，趁混乱在小媳妇大闺女的身上蹭来蹭去的。 　　哭声、笑声、叫骂声、呼叫声此伏彼起一片嘈杂。每当这时，民兵连长就说：“启顺，冲进去，搬个高板凳，拿个两丈长的竹竿，看谁挤得欢，就打谁头。完了，今晚给你加5个工分。” 　　于是，启顺就站在戏场中央，左右挥舞，不时发生竹竿和人头撞击的声音，戏场中心很快安静了。此后每逢本村或外村来此演出，维持秩序此等美差就落到启顺头上，村里人背后称他为“信球货”。 　　“信球货”也有恶毒的一面，当时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村中的地富反坏右常被抓去批斗，有坐喷气式飞机的，有跪在板凳上被革命群众踢翻倒地的，但更多的是半夜挨打，用蘸水的麻绳或三角皮带使劲地抽打。造反派头头往往在幕后策划，而张启顺就充当打手，不问青红皂白狠打，他只记着夜里加班打人能给加5个工分，别的什么也不考虑。 　　那时，时兴戴高帽子游村，启顺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押着一群坏分子招摇过市，好不威风。 　　我的小学校长陈老师，家距我们村七八十里，讲课引经据典神采飞场，很受学生欢迎。但他不幸是地主成份，被对立的“二七派”抓住辫子，当时，学生勤工俭学种的红薯打成淀粉，晒在教室前面，被几个调皮的学生偷了几块，一派要体罚这些学生，而陈老师作为班主任，主张通过批评教育，让这些学生承认错误，下不为例。另一派则认为陈老师“满嘴仁义道德，毒害学生，地主的儿子岂能一手遮天”，于是被揪出来游斗。 　　每逢放学，饥肠辘辘的师生都奔回家中，而陈老师却饿着肚子游村，他戴着纸糊的高帽，低着头掂一个小铜锣，敲一下，喊一声：“我爹是老狼，我是狼儿子！” 　　整整折腾了三个多月，罢了，要开一个座谈会审定陈老师的认罪态度，暂停批斗。张启顺却窝有一股无名火，因为押人的差使没有了，他又得上大田出笨力。临近散场，张启顺冷不丁高喊一声陈老师的名字：“陈彦俊，你给我滚出去！”惊魂未定的陈老师竟从会场的屋内就地滚出门口，滚到几个台阶下的屋外。那天正下着大雨，陈老师滚了一身泥巴，当晚高烧不退。张启顺的恶行引起众怒，学校几个根正苗红的青年教师，一致上书村革委会，严正要求处分张启顺。村干部无奈，就扣了他100个工分了事。 　　有一次，张启顺押着几个坏分子从邻村游斗回来，恰逢县革委会一位要员来本村视察验收革命成果。只见几个坏分子低眉顺眼走来，口中念念有词：“大家都是害人虫”，“大家都是害人虫……” 　　张启顺跟在后面昂首挺胸好不气派。有人发现坏分子们喊话不对劲，一拍脑瓜——原来这群人偷换了一个字，把“看”字换成“是”。上边来人一声断喝，这群坏分子大惊失色，忙改口：“大家都看害人虫！大家都看害人虫！”队伍停下，在大田摘棉花的社员群众也围观过来，县上那位要员厉声问张启顺：“你领的一群害人虫，喊话有毛病没有？”张启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再坚持说他们喊的“害人虫”没错。那位要员气坏了，村干部看出破绽，上前就是一巴掌，打得张启顺嘴角出血，但他还是不明白喊话错在何处。 　　为此，张启顺在县里蹲了半个月的学习班。人家看他一脸信球相，在遭了几顿皮肉之苦后，让他回村了。回村后他也加入到“害人虫”行列，低眉顺眼地随大家喊 ：“大家都看害人虫……”。
饥饿的乡间，纯朴单调的另一面是欺诈和荒诞，任何一股浊流泻到这里，滴水不见，而变成另一种模样，涂出农人五花六道的脸谱。任何一种狂飚来到广阔的田野，钻进棉花地、玉米林、小麦丛中无声无息，潜入村巷、潜入农舍或呼啸掠过或打着旋风，无规则搅得天昏地暗。 　　　　　　　　　　　　　　　　二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母亲，聪明伶俐，曾有过各种美好的幻想和憧憬，但在艰难困苦的现实面前都一一破灭，唯一的指望就是让儿女们成器。抛弃白天的喧嚣，守着一屋的宁静和如豆的油灯，我分明记得清楚，“灿烂”一词是母亲教我的。她说：“灿烂，就是光彩耀眼，比如说阳光灿烂。”我学的第一个歇后语也是母亲给我解释的。那时我读一本书，书中说到一个人是“砂锅煮驴头，脑袋瓜都软了，嘴巴还挺硬。”我不理解，就问母亲，母亲告诉我，砂锅小、驴头大，只能一面一面翻着煮，形容一个人好面子，思想早想开了，就是嘴上不服输不认帐。并教育我今后要虚心学习，认真做事，不抬死杠。 　　后来，我抄了一大本子歇后语，有“枣胡解板——两句（锯）半、嘴上抹石灰——白说、外甥打灯笼——照旧（舅）等等，在作文中时时应用，还受到老师的表扬。 　　我上学也有调皮的时候，背不过课文，老师打我们，竟和3个男同学名进女厕所不出来，气得女老师在我们头上狠打。小学三年级时，有个叫杏娃的男同学，个子细高，块头大，智力低下，总是背着女同学来回跑，吓得人家哇哇直哭。我们几个也狼狈为奸，帮其追捉女同学，因此挨过女同学家长的打骂。 　　有一次，预备铃已响，我和同桌战灵还在黑板前摔跤，他力气大，把我摔倒，头碰到黑板角，一时鲜血直流，我疼得哇哇直叫。战灵吓坏了，竟用满是粉笔末的黑板布包我的伤口。包扎完毕，我稍清醒，就追到战灵家找他妈，认她包赔我的头。战灵妈和我母亲都是董家村的，听后哈哈大笑。当时战灵父亲在北京工作，家境较好，我吃了他家无数的饼干和糖块。后来他全家户口转到北京去了。二十六年过去了，战灵每每忆起童年的故乡，还能记起这件趣事吗？ 　　四年级，我的脑袋又经历了第二次创伤。一次劳动课结束，下午放学，我和同桌奕醒民模仿当时影片《杂技英豪》——用一个手指头顶起5尺长的木柄铁锹，摇摇晃晃，眼睛盯着铁锹头，手指用力顶着，左右摇摆保持平衡，看谁顶的时间长。奕醒民一个闪失，就把两边有尖角的方锨砸在我头上，顿时血流喷涌，我连哭带喊被同学们背到大队医疗室，上药止血，一个星期后，伤口才长住。
以后的几个星期，醒民殷勤地从家里拿来红萝卜，用小刀挖一个槽，放进一些盐，我俩吃得津津有味。记得萝卜里流出的水汪汪的盐水，把桌子都温透了。每一次的头破，都有很好的营养，好吃好喝侍候我。 　　最严重的是遭冰雹猛打，差点要了我的小命。 　　那年夏天，我和姑姑普丽一同到村外麦地拾麦茬根，当柴禾烧。那天午后，乌云突然迅速在我们头顶聚拢，天气异常闷热，没有一丝风。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从黄河北岸夹着狂风又飘来大朵大朵云团，犹如草原上的一群骏马，扬起尘土狂飚，飞驰而来。 　　我和姑姑提着满筐麦茬根往村子跑，半路上，冰雹就砸下来了，先是飘下铜钱大的零星冰雹，接着核桃大的冰雹就砸在头上，生疼生疼的。紧接着更密集的冰雹砸下来，我一只胳膊挎提着篮子不放手，一只胳膊极力护着头。但狂风大作，怎么也护不住。 　　冰雹砸在头上“梆梆”作响，比平常老师敲的“毛栗子”疼多了，实在顶不住了，我扔掉箩头，抱头鼠窜，也不知姑姑被风吹到何处。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被打昏了，紧紧抱住一颗大椿树，眼前5米外就是两丈多高的土崖。昏昏沉沉中，好象遇见一人过路，我向他求助，而那人头也不回走了，我在水窝中挣扎几次都起不了身。 　　也不知过了多久，雨住了，冰雹停了，父母亲望着门前大沟内咆哮的洪水，认定我已被无情的洪水卷走了，哭得好伤心。他们存一丝侥幸到村外找我，当发现我在大椿树根前蜷缩着，喜得眼泪哗哗流了出来，把我背回放在土炕上。 　　当我醒来时，已是次日凌晨，母亲始终守候在跟前。后来才得知，姑姑连爬带滚跑得快，满脸泪水回到家中，祖父和另外几个老汉给生产队犁地来不及往回跑，就钻在牛肚子下躲避。母亲抱怨我：“傻瓜，怎么不把箩筐里柴禾掏出，用它扣在头上呢？”当时，我只有一个心眼，就怕辛苦拾来的麦茬根丢掉，而舍不得扔呢。 　　饥饿年代，营养不足，经常有病，只需一两块钱就可看好的病，由于没钱治，受到非常磨难。 　　有一年冬天特冷，祖母给我做了一个棉风帽子，从头顶到后脑勺到下巴全包严，只剩脸蛋和嘴巴。我戴了一冬，一直捂到来年春暖花开才取掉。到了初夏，头竟捂出疮来——烂头了。 　　祖母用紫药水抹在我头上，父亲给我理发时刀子剃到烂处，疼痛难忍，每一次剃头，我都疼得吡牙咧嘴。听人说头烂处扣空核桃壳能治好，我的光脑袋上又多了十来只空瓢，被同学们取笑。 　　头还没治好，我的舌头又烂了，撒了些冰糖还是不济事，吃饭时就火辣辣疼。医生说缺乏维生素C，应多吃蔬菜，但乡间只有咸菜，哪有新鲜蔬菜？记得每年冬天要到八里外出产蔬菜的五帝村，拾人家剩在地里的白菜帮子萝卜缨子，回来用盐淹了就饭吃。 　　以后几年我总带单帽，由于质量不高，帽沿里的硬纸板易折，塌塌帽沿很不雅观，同学们取笑我戴的是电影《青松岭》里的“钱广帽”。 　　那时学校搞勤工俭学，每个教室都有废纸篓，一学期卖上三次，收入七元八角的。可笑的是，又用买来的好纸写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水浒，批林批孔，说孔老二和林彪是什么“头顶生疮脚底板流浓——坏透了”。过一段时间，撕大字报再卖废纸。我们还下墓窑挖死人骨头，还把生产队枣树园里的防虫而缠的塑料纸也撕掉卖。有一次，我竟把父亲珍藏的《本草纲目》当废书交给班里，父亲追上我痛打一顿。 　　告别小学上初中那年，似乎很平淡，没有严肃紧张的入学考试，因为走五七道路，全班端上初中，当时学习什么朝鲜普及大学教育，所以每个村都设立初中。 　　村里的初中和小学同在一个大院中。座北朝南的两排房子，每排四间大教室，后一排是低年级教室，前排从西到东依次是四年级、五年级、初一、初二。每两个年级中间有两间教师办公室。设想，若有摄像机，放在正南方的100米处的学校大门口，坚持数年拍摄，最后以慢镜头播放，会有趣发现，7岁刚懂事的小学生入学，从后排西头教室进去，一年向东边挪一个教室，最后从前排最东头出去，已成为一茁壮少年了。这样一幅流动图，该多么让人惊喜呀！ 　　上初中，数学代替了原来的算术，语文课开始讲解语法，浅显的常识取消了，换成了地理，增加了物理和化学两门课程。张自兴老师物理课讲得绘声绘色，记得讲“压强”一节，他说：“你们见过耍把戏（杂技）吧，你看壮士一运气，肚子上放块大石头，让另一人抡起铁锤狠打而安然无恙，引来一片喝采声。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一次又看耍把戏，我故意拿一根缝衣针上前说，‘师傅的肚皮很结实，我不用大锤，让我用针扎一下试试！’那领班的赶忙连连求饶，‘师傅高抬贵手，我们混碗饭吃不容易，可不敢点破！’什么道理呢，因为铁锤虽用力大，但受力面积也大，压强就小；针尖小，受力面积也小，是石头的几万分之一，只需铁锤力气的百分之一就可扎破，因为压强与受力面积成反比。”
这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听了哈哈大笑，从此“压强”这个概念就清晰了许多。 　　那时教地理的陈老师，把我们全公社19个村的边界标划出来，高低起伏，用纸浆塑成一个大沙盘，每个村部都安上小灯泡，淡黄色的黄河从北边流过，弘农河、干家河、好阳河曲曲折折，一条条蓝色之波，引来外村人观摩，轰动一时。陈老师微胖，嘴巴突出，嗓门高，酷似当时流行的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胡汉山。 　　体育老师上课很认真，按照当时《新体育》所登的辅导材料授课，张老师解释“跑步”这个概念，让我至今难忘。他问我们，跑步和走步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同学们有的说跑步得快，有的说跑步蹦得高，有的说双手握成拳，七嘴八舌。他含笑说道：“记住，跑步和走步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走是两脚同时着地，而跑步始终只是一只脚着地。”后来再讲“竞走”的概念，同学们就很好理解了。 　　我也有马虎的时候，“氮”化学元素符号为“N”，钠的符号为“Na”，而我写成“n”和“na”，自己和老师均未发现，直到上高中一年级中考时，才被高中化学老师识破。 　　上初中时，我表现更多的是调皮。那是十三、四岁的小小年纪，仗着学习好，成为同学中想当然的领袖，骄傲自满恶性膨胀，常常搞些恶作剧。初二那年夏天，我们8位同学从家中自带来两把理发推子，相互在教室后面剃光头。上课铃声响，物理老师在点名，就缺席我们8位，待张老师开始讲课10多分钟，我们8个才从教室外边排着队鱼贯而入，从容地经过讲台走到各自的座位，引来哄堂大笑。张老师也哭笑不得，说：“你们8个和尚头算把这堂戏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