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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散文

[原创] 勾脸与散文的语言

2022-01-08叙事散文敬一兵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16:42 编辑

  托尔斯泰天生不凡,一落地就爆发出比一般婴儿还要洪亮的哭声吵得左右邻舍苦不堪言,类似苦行僧的额头、奇大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睛也使初见他的人惊愕难受。终其一……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16:42 编辑 <br /><br />  托尔斯泰天生不凡,一落地就爆发出比一般婴儿还要洪亮的哭声吵得左右邻舍苦不堪言,类似苦行僧的额头、奇大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睛也使初见他的人惊愕难受。终其一生,他也对自己这张丑陋的脸耿耿于怀,情绪因此悲观无常,性格亦随之冷漠怪异,就连始终视托尔斯泰为奇迹的屠格涅夫也为之痛苦悲叹。然而,正是面相带来的压力,灌养他形成了“用血液来洗刷血液的激战”意识和性格,精志意智籍此得到集中和进一步推行,从而孕育和创造了旷世的文学作品,以至于高尔基说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就如同他的眼睛一样,“具有象鹰猛扑老鼠般的锐利神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的作品,以及任何人所写的散文,就是人的一张脸颊表征,所谓相由心生嘛。
  如果说一篇散文就是一个人的脸颊,那么造就这篇散文的文字语言,无疑就是这张脸上的五官描述。一些印象开始清晰起来。心怀不轨或是居心叵测者,一旦遭遇突发事件大多脸色苍白;正气凛然或是心胸坦荡者,无论置身在怎样的危急情形中,都是面泛红光泰然处之。这些源于生活阅历和经验积累的现象,被京戏等艺术加以精练提升,形成了很有讲究的勾脸技法,也就是俗称的脸谱。比如曹操是奸雄,京戏里该人物就被勾上白脸;关公是忠勇的化身,就被勾上红脸。散文的文字语言,就是对散文进行“勾脸”的结果表达方式。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人对此而产生的七情六欲反映在脸上的表情自然也就复杂纷呈,变化多端。说勾脸是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工程,一点也不过分。甚至,许多时候面对这些变化无常的脸颊,我是无法为其勾勒或是打造出一副适宜的脸谱的。譬如《红楼梦》里焦大的脸应该如何打造呢?他一方面在嘴上大骂主子,一方面又在心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希望贾府兴旺昌盛,这绝非一个红脸或是白脸就能够确定的。散文也是这样的情形。面对客观存在,因了作者的视点切入角度,作者的认识能力高下,还有作者的意境差异,自然就会要求作者选择适宜的文字语言进行勾脸,或白描或彩绘,如何取舍全凭自己的感悟与兴趣。
  提倡“脸谱化”写作,本质上就是“文由心生”的自然反映,也是成就一篇散文的客观要求。但是这种方法,似乎早已被批倒批臭了,就连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旧话重提。更可悲的是,选用如何的语言对散文进行勾脸的想法,也要遭遇指责或扼杀的厄运。可笑的思维一旦形成趋势,就意味着自由与我们挥手告别了。告别不是消失,而是以另外的回归形式撞击我们思想的樊笼。每当我一看见“外省青年”的脸谱就会想到巴尔扎克,一看见张飞的脸谱就会想到罗贯中,甚至一看见荷花的“脸谱”就会想到朱自清的时候,这种印象就更加强烈了。于是我以为,没有一种写作语言是可以蔑视或取代另一种写作语言的存在。
  散文语言是人的思想表达方式,因了这样或那样的差异的客观存在,自然也就决定了散文的语言是变化无穷的。质朴与华丽,白描与彩绘,原生态与进化态,本质上都是散文语言的变化形态,是随了不同的脸谱需要应运而生的,无所谓高下、贵贱、或做作与纯真的区别。从语言变化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肆意将文字勾脸的方法,想当然地剥离成此描述方法和彼描述方法,进而片面强调或任意夸大某一类语言描述方法的作用、价值的认识,或多或少都带有形而上学的色彩,也是玩弄文字的一种把戏。例如鲁迅的散文《风筝》,采用的勾脸语言形式是素朴、简括、不事铺排的白描手法;朱自清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潍河》,采用的勾脸语言形式是全景铺垫和广拓外延的凝练优美语句的描述方法,虽然两篇散文风味不同,但都异曲同工地使我获得了自然人文的丰富印象,也获得了如同面对一桌佳肴的那种艺术的惬意享受。
  沈从文的文字语言曾经不能被人理解接受,于是他说道:“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却忽略了”,继之“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隐痛”又说:“你们都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语言上,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不是他的“窄而霉斋”,也不是他的“异常孤独”才让他说出如是语言,而是霸道的思维夹缝对他的逼迫。诚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一样,执着或偏爱某一类型的语言方式,本是无可厚非的,更是不可人为逼迫的。但是,许多人就是不顾自己的实际,人云亦云地象风中的稗草摇来晃去似地迎合着某种思维趋势,抑或紧紧追赶时尚的流行,轻易就把本该属于自己的风格丧失得一干二净,以为这样就能够把自己难看的冬瓜脸,梦幻般地转变成大家都推崇说好的瓜子脸了。鲁迅的《雪》,夏丐尊的《白马湖之冬》,郭沫若的《银杏》,林语堂的《阿芳》,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以及何其芳的《黄昏》等散文作品,之所以留芳于世,除了优美的文笔和深远的意境外,很大程度是得益于他们都能够持之以恒地坚守自己的语言风格。由此看来,不受各种势力干扰或左右的独立思考,还有不被商品化、庸俗化、制度化、意识形态化“招安”,对于一个作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保持独立思考,不是蔑视或贬低符合自己口味之外的其他语言描述。宛如水的“脸颊”可以呈现出蒸汽、雾、雪、冰和雨那样,语言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完全是客观运动的一种刻录状态,并且始终都处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依存的胶着情形里。即使是用孤立的眼光来追踪某一种语言的运动状态,也可以清晰地发现,一种文字描述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另一种文字描述方法融合其中的显示形式,这就好比笑的表情达到极致,就与哭的表情融为一体,都有泪水流淌的运动形式出现。如是,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对散文“勾脸”所采用的素描方法,目的是为了突出面相的原生状态,而重墨彩绘,也是旨在强调脸颊的特征,二者可以说是异途同终。
  散文是写的不是说的,而其中最不可言传的,当属散文的味道。过去读郁达夫的散文《故都的秋》,夏衍的散文《野草》和俞平伯的散文《陶然亭的雪》,我明明感觉有一种美好的味道萦绕在脑海里,却始终无法说清楚这些味道究竟是什么。现在我才知道,这些味道,原来就是大师们在散文的沃土里,用或素描或彩绘的文字播种,一个这样的文字就是一枚花儿的种子,待到花儿绽放的时候,众多的文字组成的语言,就集合在一起香成了一片。崇尚用白描语言进行散文写作的朋友之所以对质朴文字喜爱有加,估计或多或少都是受了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字文学备忘录》里说的那句话的影响:准确是最优美的文字。然而,如果没有一次次的彩绘积累,又怎么能够体验到白描的简约和质朴的真谛呢?又怎么能够闻到种类繁多、精彩纷呈的一片营营的香味呢?
  人的面容,除了先天因素外,完全决定在自己修身养性与人格操守是否存乎于心而流露在外。至于用怎样的语言方式来勾脸,并不重要。要想深得其致,尽可依了自己的所好,择其而为之。因为,脸面的朝向决定了态度,屁股的位置决定了立场,而勾脸的方式则完全是由自己的感悟来确定的。或许,这就是我从勾脸与散文的语言中,获取到的最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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