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余孽

谁是余孽
——有感于《借我一生》
昨日时光


余秋雨的新作《借我一生》首先刊载于《收获》2004年第四期。这是一部长篇“记忆文学”，全文共五卷，《收获》只刊出了其中的第一、二卷近二十万字。写作动机据说和余父的辞世有关，也是为了回应几年前余杰的一篇题为《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的文章。余杰称他为“文革余孽”，质问他对往事为什么不回忆、不忏悔？ 无意闲看文坛混战的热闹场面！多少年以来，正常的文学批评早已变了味儿，更多的是商业炒作。无聊的人写文章哗众取宠人身攻击挑战名人大腕；媒体靠登载这类文章增加发行量；名人大腕死要面子必然也写文章反戈一击，甚至诉诸法律。这正好达到了无名小卒渴望一夜成名的目的，弄得名人大腕百口莫辩官司不断水越搅越浑。 余秋雨并不像人们期待中传统的知识分子那样低调内敛，他好像比较浮躁张扬，是个很个性化的文化名人。几年前早已有人撰文影射他“飞舟往返、传媒簇拥”、“于走马观花之余，面对美艳女主持人的话筒，口吐莲花，喋喋然‘文明'、‘历史'”。大抵名人大腕都这样，影射者也大可不必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作为文化名人，余秋雨这些年来著书立说、讲学游历，足迹遍及海内外，为当代中国文化散文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发扬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也狠赚了几把，加之《文化苦旅》、《千年一叹》等书中的所谓常识性错误，“文革”中又是个说不清的人，终于招致余杰、肖夏林、古远清、金文明等为首的一帮人的“文化群殴”。这两年余的处境有些不妙，这都是在当代中国要成为名人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这些年余所受的批评最多，他的书盗版也最多。 余秋雨不回应则已,一回应就是洋洋数十万言，一回应就要《借我一生》。“记忆文学”是余秋雨的又一项发明，它的可靠性暂且不说，单就文字而言写得很美，是典型的余氏散文风格。我相信他不会欺骗几亿国人的记忆，所以我先开始是好奇，再后来几乎是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前两卷，又从网上读到了第四、五卷。 写作动机缘于他八十多岁的老父亲的辞世，打开亡父紧锁的抽屉，里面尽是些大字报和申诉材料。余父学文先生解放前是上海的一个小职员，一生谨小慎微，文革初期却因为说了一句“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而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遭受了长达十年的关押，起初意欲自绝于人民，后期并发肝炎、糖尿病几乎死去。父亲是家里唯一的工作人员，关押期间每月只有26元生活费却要养活大大小小八个人。余秋雨当时在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读书，和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同桌，是班里的高材生。父亲的被关押直接导致他本已拮据的生活陷于绝境，还不敢让校方知道，否则将给他带来更沉重的打击，只有一再忍着强烈的饥饿而硬撑着。为了吃一口饱饭也为了每月能领到四十多块钱，他选择了下乡，到太湖上去围湖造田。他从小在浙江余姚的农村老家长大，直到上中学才举家迁往上海。在家乡时他每天晚上给生产队记工分，给乡亲们读信写信，对农村他并不厌恶，对农活也不畏惧。围湖造田春耕夏耘秋获冬藏的艰苦不亚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筑路的场景，然而他坚持下来了。凭着自己的吃苦耐劳和出色的劳动表现，他在那个军垦农场里步步高升，由代理班长而班长而排长，做到了下乡大学生中最高的职位。他“第一个跳到不知深浅的泥沼中”；“第一个挑着石料走过独木桥”；“第一个扛起二百斤重的水泥袋”。他想用劳动来甩脱“文革”，想用田头的艰辛来驱逐心头的悲苦。有一次他带头用身体堵住围堰的决口，没想到这一英雄壮举八年之后“文革”结束时受到了审查，三十多年后，还因为那次审查而遭到全国性的围攻。 最难以说清的是文革后期参加了由张春桥、姚文元领导的上海市委写作组“教材编写组”，成为“石一歌”成员的一段经历。从农场回到戏剧学院，余秋雨成了一位青年教师，先开始挖防空洞，后因毛笔字写得好而被通知到设在复旦大学的“高校联合教材编写组”报到。组里有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却要在他们面前卖弄鲁迅，遭到了余秋雨一伙的愚弄，而正是这个叫金文明的人后来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报复他。文革结束后余秋雨被调至上海市委写作组系统，任文艺组清查召集人，而不久自己倒反而受到清查。揭发他的正是那个被他愚弄过的金文明，主要罪状是反对伟大领袖的两句话，一句是“毛主席对‘文革’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另一句是“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没有流泪，更多的是思考。”这在今天看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两句话，在“两个凡是”大行其道的时代，只因为随口这样一说而被金揭发，进而被上纲为“反对毛主席”的滔天大罪。幸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很快召开了，“两个凡是”结束了，清查组只让他写了一份“自我清查”草草收场。没想到二十多年后，金文明在上海《文学报》再一次向广大读者揭发余秋雨曾经被他清查，还说保存着“材料”，全国一片哗然。 前几年二十岁的年轻人余杰听信了别人的谣言撰写诽谤文章，把三十多年前余秋雨快要饿死的那个阶段说成飞黄腾达，还骂余秋雨是“文革余孽”，指责他对往事“不回忆”、“不忏悔”。后来余秋雨好奇地去见了这个他并不认识的年轻人，他最终原谅了他，因为他只有二十岁，“不饥饿的二十岁，油亮亮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说八道的二十岁”让他心软。 余秋雨不愿意回忆过去，因为“文革”对曾经历过的每一个人，尤其对他这样曾经受过磨难的人来说永远是一场噩梦，是一块久久难以痊愈的伤疤。十年浩劫搞乱了国人的信仰，也助长了国人乱揭发、乱批判、窝里斗的恶疾，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无限上纲、落井下石、诬告揭发是这类人惯用的手法。“中国文人里最让人恶心的就是那些揭发专家，揭发过一次就会揭发一百次，因为除非你永远默默无闻，否则他们总会为过去的揭发感到不安，所以一辈子不放过你。”这是当年有人劝慰余秋雨时说的话，这句话点出了多少年后“批余事件”的本质。果然，事隔三十多年他们沉渣泛起，又是一阵疯狂的群殴式的围攻和揭发！ 我愤怒了！那些人“群殴”的理由不外乎“‘石一歌’事件”等历史问题和“深圳别墅事件”。可余秋雨慷慨其辞地说谁要是发现当年“石一歌”的文章里面有一篇是他写的，他情愿奉送他一年的薪金；而所谓“别墅事件”也早已查无实证。 谁是余孽？这个问题不用我来回答！ 无知的年轻人可以原谅，可那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呢？难道他们也和年轻人一样没有了记忆？我不是在替谁说话，我和余秋雨先生并不认识，只是架上有他的一本《文化苦旅》；我生活在至今依然穷苦的秦巴谷地，和教授生活的世界大都会有万里之遥；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和远在云端的文化名人不可同日而语。我之所以要说话是出于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良知，是为目下的中国文坛感到一丝隐忧，为那些真正的“文革”余孽感到羞耻！我不知道他们除了无端的攻击漫骂和揭发还会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做些什么？余秋雨这样的人在当代中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要好好地保护他，让他用宝贵的时间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和传播多做点工作。十年浩劫的民族悲剧之所以会发生，根本原因还是出在文化上。 读完《借我一生》，我掩卷沉思感慨良多。我仿佛听到了余秋雨悲情的诉说，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我出生在“文革”开始的那一年，当年出生的孩子大多都取名“文革”、“红娃”、“兵娃”、“红卫”等，父亲给我取名“文华”，算是对那场运动的纪念。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我有记忆的时候“文革”已经到了后期，大队部里开大会斗争“四类分子”的情形我还记忆犹新。班里有几个成分不好的同学，每次报名总排在最后而且战战兢兢。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小孩在生产队长的儿子的日弄下，搭起凳子踮起脚尖将贴在公房里的领袖像的双眼给抠了去，这个小孩和他的父亲马上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父子俩遭受了长期残酷的批斗，很惨很惨！原本是成分最好的贫下中农，一夜之间成了阶级敌人，而揭发他的正是那个队长的儿子。“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家父在工作组面前发过几句牢骚，被工作组开社员大会批斗了好几天。余秋雨所经历的贫穷和饥饿我也深有体会，能吃上一顿饱饭是我们小时候最大的理想。文化大革命给我印象就是无边的饥饿和无休止的大揭发、大批判，是贫穷，是落后，是愚昧，是混乱！ 历史的车轮不能倒退，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能重演！谁再在媒体上不断地围攻、揭发，他就是真正的“文革余孽”，他将遭到有良知的国人的唾骂！我们不得不承认“文革”中，有的作家办过错事、说过错话，就连巴金在《随想录》中也忏悔过，何况余秋雨，他家当时又是那么个状况。在那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章士钊语），就连堂堂国家主席都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我们又如何来苛求余秋雨？尽管他对记者说他没有什么可忏悔的，把自己说得比巴金还要干净，但我们何尝不能看他今天在文化、文学方面的成功而因此原谅了他？我们的文化里没有“宽容”二字！ 听说《借我一生》将是余秋雨的绝笔之作，以后他将淡出文化界，我们将再也欣赏不到那些优美的文化散文。如果是那些“虚伪的人”多年来的不断围攻和揭发所至，那么他们未必就感到很快意吧，因为这样无论如何对海内外的华语散文创作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我听说草原上，独处的猛虎往往斗不过群居的豺狗。猛虎费尽周折捕来猎物，却被迫放弃猎物爬到树上躲避一群腐食的豺狗。 当年余秋雨带头跳进决口的围堰，用身体挡住了汹涌的洪水而当了一回英雄。郁达夫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但如果有了英雄却不知爱戴的民族，就是一个死亡之邦。”（374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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