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轮胎

　　
买轮胎
　　1969年8月，正脸朝黄土背朝天，在田间“修理地球”的我，突然得到一个“美差”——和生产队副队长，我的房东袁鹏一起，到我的家乡下关购买马车轮胎。
　　这一消息实在令我喜出望外，到农村插队落户半年多了，除春节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外，要回家绝非易事，要向生产队请假，经大队、公社批准，还要绞尽脑汁地购买车票。回到家中，劳动的工分没了，父母兄弟要从牙缝中省出极其紧张的口粮，供我吃饭。这次出差，在队里记满工分，还有出差补助，真是何乐而不为。
　　我知道这一定是老队长刘朝汉给我的照顾，下农村以来，我非常佩服这位精明干练，有原则而又处事灵活的农村干部，两人关系极好。在他手下我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想打药，就安排我去灭虫，我想赶马，就分配我到马帮，评选先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第一个推荐我。这回大概又猜透了我想回家的心思，特地安排了这样一门好差事。
　　这次与副队长一起出差，自是无比轻松，他为主，我为次，我只要尽力配合就行。买到了，我有一份功劳，买不到，责任由他承担。
　　而忠厚老实的袁鹏之所以敢于承担这个任务，也是有底气的。原来，我所在余家庄附近是下关修理四厂的农场，因为是邻居，双方有不少交道。作为管副业的副队长，袁鹏与农场的头头较为熟悉，特别是领导老杨，曾拍着胸脯保证，有事到下关找他，一定帮忙。厂里那么多汽车，又有老杨帮助，还愁买不到两个轮胎。
　　这样我们信心满满，兴高采烈地出发了。
　　来到下关，我先回到家中，全家一阵惊喜。母亲倾其所有，端出了一桌素雅但美味的晚餐。虽然肉很少，其他菜的数量也不多，但比我在袁鹏家吃的红薯包谷饭和棉花籽油炒蚕豆荚强多了。袁鹏吃得津津有味，把所有的饭菜一扫而光。而我看到母亲只盛了小半碗饭，就默默走开了，几个弟弟显然也没有吃饱。我和父亲，热情地陪着袁鹏，客气话说了许多，自己却没有吃进去多少。
　　照理，我到余家庄，曾在袁鹏家吃住过两个月，这次来了应该请他在家中住宿，还可节约点出差费。但我家实在太窄，全家6口人，只有20来个平方。三张床，每张床要挤两个人。想打地铺，既没有地方，也没有行李。没奈何，只得我和弟弟挤着睡，安排袁鹏到附近的小旅馆住，每天三毛钱。幸好我们住宿可以报销，因此袁鹏并不在意。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步行前往离城7公里之外的下关汽车修理四厂，找老杨想办法买轮胎。
　　汽车修理四厂是一个省属单位，有一千多工人，占地数百亩，宽大的厂房，轰鸣的机器，众多的工人，进进出出的汽车，看得人眼花缭乱。最引人注目的是厂区内有一座高炉，是当年拍摄电影《五朵金花》中炼铁金花与阿鹏炼钢铁的实景。
　　我们在厂中问了好几个人，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在车间，有的说在办公室。找来找去，诺大个厂区，根本不见老杨的影子。转眼到了吃饭时间，肚子饿得咕咕叫。我们干脆站在食堂门口等，我想他总不会连饭也不吃吧。这一招果然奏效，袁鹏终于看到了从远处走来的老杨。他激动地连忙冲了过去，高喊：“老杨！老杨！”老杨冷冷地看了袁鹏一眼，仿佛不认识似的，说：“你找我？”袁鹏忙说：“我是余家庄的袁鹏啊，你忘了，你在农场的时候，我们……”老杨不耐烦地打断了袁鹏的话“你找我有什么事？”袁鹏急切地说出了此行的目的，老杨毫不客气地说：“你想得太简单了，我们厂的轮胎由国家统一管理，哪能随便卖给你，你另想办法吧。”说完头也不回地走进食堂，把我们两人晾在那里。袁鹏呆住了，他像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他万万想不到在农场时的老杨和在厂里的老杨判若两人，当年信誓旦旦的老杨现在竟如此翻脸无情，不但不肯帮忙，吃饭时间连请吃顿饭的客气话都没有一句。更要命的是他想通过老杨购买轮胎的全部希望，顷刻之间化为泡影。
　　老杨不请我们吃饭，这我能理解，那时，每人每月供应三十斤粮食（含包谷、蚕豆等杂粮）、三两油、一斤肉。请我们两人吃顿饭，他自己可能要饿上一两顿。帮不了忙也没关系，但至少安慰一番，帮我们出出主意，找点门道，这样冷谈地三言两语就打发走，实在有些不够朋友。
　　厂周围没有卖吃的地方，到食堂吃我们又没有饭菜票，两人只得忍着饥饿，耐着疲劳，带着失望的心情，步行7公里返回城中。
　　回到旅馆，袁鹏情绪低落，唉声叹气，束手无策。这位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只得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这时我才明白，老队长刘朝汉派我来的真正原因，不是让我来当配角，出“美差”，而是要用我是下关本地人的特殊优势和下农村以来表现出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承担起购买轮胎的重担。
　　我安慰袁鹏：“队长，不要着急，你先休息一下，我去摸摸门路，想想别的办法。”
　　我四处打听，找了许多熟人朋友，才弄明白，买马车轮胎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经过近四年的文化大革命，人人忙于阶级斗争，人心涣散，百业凋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人民的生活必须品极其紧张，生产资料更是极度匮乏。轮胎作为工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由于我国橡胶种植面积有限，根本无法满足国内需求，再加上片面强调“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方针，很少从国外进口，因此轮胎成为紧缺物资，绝对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唯一的购买渠道是物资局，但是没有过硬的后台和特殊的关系，休想买到。
　　我回来把情况跟袁鹏一说，他更犯愁了。说：“那怎么办，买不到轮胎，新造马车动不了，要多费多少人力，要多流多少汗啊！”其实，他不说我也清楚马车在生产队的重要地位，运肥料，拉沙子，收粮食，哪一样离得了马车。就连我们到余家庄落户，也是马车把我们拉去的。特别是每月要到几十公里外的小煤窑拉煤，缺了马车只能烧手指头。当知青，我最怕的活是挑沙子，最舒服的时候是放下担子在树荫下歇息的短暂而轻松的时光。有一次我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和村民一起到六公里之外的县城，为了跟上队伍，一路不得歇息，把我累得几乎趴下，深深体会到没有运输工具的艰辛。为了让队里的马车能正常行驶，为了让村民们少流点汗，就是再苦再难，我也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轮胎买到手。
　　在下定这种决心之后，我和袁鹏四处奔走，动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想方设法，试图打通物资局的关系，可几天下来，一无所获。
　　这天，在街上无意中遇到同学老挺（参看《老挺》）。来不及叙旧，我就问他，在物资局有没有熟人。谁知天下掉下了馅饼，老挺告诉我，他认识物资局负责开单的一个职员老王，而且前几天，刚刚帮过老王的忙。真是天助我也！
　　当天晚上，老挺就带着我到老王家找到了他。有老挺陪着，他态度倒还客气，但说这事有点难，让他想想办法，要我们第二天到办公室具体商谈。
　　第二天，我和袁鹏满怀期待，兴冲冲地来到老王办公室，谁知老王却摆出一副愁容，说轮胎太紧俏了，我们只是普通的生产队，卖给我们轮胎要经过领导批准，让我们再等几天。
　　我们心中焦急万分，度日如年，哪里等得了，只得天天去催，但他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找各种理由，就是拖着不办，我们毫无办法。后来知道老挺已回宾川，他干脆不理我们了，显然希望再一次彻底落空。
　　袁鹏彻底失望了，与其这样干耗着，白白耗费队里的出差费和工分，不如回去。但我实在不甘心这样灰溜溜地回去，更不愿队里的新马车因缺轮胎而躺在打场里晒太阳。经过慎重考虑，我对袁鹏说，我再留几天，最后努力一下，如果还是买不到，我不要队里的工分，也不要出差补助，就算我请假回家。袁鹏同意了。
　　送走袁鹏，我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我再次找到物资局的老王，诚恳地与他沟通交谈，请他务必帮我和生产队这个忙，也许我的诚心感动了他，他向我说了实话。他告诉我，看在老挺帮过他的面上，他也确实努力过，但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根本无法通过物资局的正规渠道买到马车轮胎。最后他给我出了个主意，在物资局的下属部门中，有一个内部处理汽车翻新轮胎的。新来的管理员与他关系不错，不知道那里是否有适合马车用的轮胎。翻新胎虽然比不上新胎，但有总比没有好。他给我写了个字条，让我到那里看看。
　　谢天谢地，总算又有了条门路，我怀着兴奋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了那个部门。那里的管理员看了条子，对我说：“我们本来是不对外的，既然是老王介绍，我就破例帮你这个忙。你运气不错，刚好有一对适合马车用的轮胎。”我激动得几乎跳了起来，可我还来不及飘飘然，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又把我重重地从云端砸回了地面。“你需要交回两个旧胎”。天！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转来转去，还是要另买轮胎。要能买得到轮胎，我来找你干嘛？
　　我几乎瘫倒在地，气得说不出话来。管理员无动于衷地说：“你去准备吧，拿来旧胎，我就卖给你，如果拿不来，我也没有办法，这是规定。”
　　迈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家中，我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吓得母亲忙来问我，是不是病了。冷静下来，我仔细想了想，买旧胎总比买新胎容易吧，管它什么轮胎，管它是大是小，也不管它破成什么样，只要找两个来充数就行。于是，我重新振作起来，去找破旧轮胎。
　　找破旧轮胎也不容易，跑了好几个单位，要么没有，要么有也不卖。那时没有私人企业，私人没有马车，国营单位的东西，谁敢随便出售。跑了几天，许多人都知道我在买旧轮胎，有人给我提供信息，张建新的弟弟小平有一个。张建新在下关“1.16”事件中遇难，我曾对他的去世作过调查，他母亲对我很是感激（参看《两个伤口》）。看来这点忙，他弟弟会帮。找到小平，他为难地说：“这是我父亲的遗物，我不能卖掉，再说一个也不够。”我想想也是，让他卖掉父亲的遗物，实在有些不近情理，强人所难。即使买到了，也不能解决问题。只得另打主意。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走投无路之时，偶遇同学阿曾（参看《当官的朋友》）的父亲，我的母校下关一中的地理老师。他在教书之余，还兼任学校的保管员工作，而且他手中正有一对学校农场留下的又小又破的废轮胎。知道我的处境，他主动找学校商量，终于说动领导，同意把这对毫无用处的轮胎卖给我，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我约了三弟，拿着这两个旧胎，到处理翻新胎的地方，办理了相关手续，拿到一张两个翻新胎的提货单。心中一块大石落了地，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十几天的辛劳有了回报，我终于可以不辱使命。昂首挺胸地返回生产队了。
　　然而磨难并没有结束，提货的地点远在6公里之外的仓库。我连辆手推车都没有，怎么拿回来呢？
　　处在兴奋中的我，连想都没想，拉着年仅15岁的三弟就向仓库赶去。领出两个翻新胎，一人一个，用手滚着，上了公路。
　　这段公路就是著名的滇缅公路，是滇西地区的交通主干道，即使在车辆稀少的年代，仍是车来车往。由于维护不力，道路尘土飞扬，狭窄而凸凹不平。我们从未滚过轮胎，又大又重的翻新胎，一会东倒西歪，一会躺倒在地，一会迎着汽车向路心冲去，真是险象环生。特别是三弟，年小体弱，更是累的大汗淋漓，气喘嘘嘘。这样下去，不知何时才能回城，不知能否在客运站下班前办完托运手续，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
　　正在又急又累之时，一辆货车猛然停在我身边，驾驶员跳下来大吼：“你们不要命了？上车，我送你们去。”
　　真是患难见真情，想不到遇到了这样的好心人。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急忙和三弟一起把轮胎抬上车，跳进车厢，汽车向城中开去。
　　汽车把我们送到客运站，我对驾驶员千恩万谢。他却很不在意，说：“谁都有个难处，不用客气。对我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然而这个举手之劳，却给了我莫大的帮助。
　　买好车票，来到托运处，麻烦事又来了。轮胎放到行李秤上一称，托运员说，超重，不能托运，要我到货运站去办货运。这简直就像唐僧取经一样，真经都已经到手了，还难逃最后一劫。且不说到货运站还有多远，我怎么去，也不说去到那里可能下班了，单就增加的货运费和耽误的时间，我都承受不起。而且眼看就要下班，托运员正收拾东西，准备走人，再耽误一会，能办的也办不了。饱经磨难的我没有慌乱，马上找到客运站的负责人，向他说明我是下关知青，生产队急需马车轮胎，请他帮忙。也许他的亲人中也有知青，也许看到我的诚恳和焦急，他来到托运处，看看了说：“超得不多，问题不大，算了，给他办。”阿弥陀佛，我又是连声道谢。办完托运手续，托运员立即关门下班。我感到一阵后怕，再迟几分钟，结果怎样，真不敢想象。最后一关终于度过了，又急又累的我全身瘫软。但我还不能休息，连忙赶到邮电局，给大队打去电话，请大队干部转告生产队，明天派人到县城来接。
　　带着兴奋，带着劳累，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家中，却劈头遭到父母的一顿责骂。才知道我今天犯了一个大错，我不该让三弟与我同去。原来，昆明铁路局到下关招工，三弟已经被选中，今天体检。他因为帮我去办事，误了体检，永远失去了这一难得的工作机会。听到这一消息，我如同五雷轰顶，喜悦之情消失得无影无踪。心中充满了深深的遗憾和自责。
　　车到宾川，一脸喜气的袁鹏，拿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木棒，早已在车站等候。他说，队里唯一的马车到干甸拉煤去了，我们只能自己抬回去。想起上次挑担到县城的经历，我不禁一阵头皮发麻。幸而这次东西不算太重，中间还可以歇脚，便用长棒把两个轮胎往中间一穿，两人一头一个，扛起轮胎，往6公里之外的余家庄走去。我边走边向袁鹏讲述此行的经历，听得他感慨万分，不停地叹道：“难啊！难啊！现在办点事怎么这么难！”

　　附：
　　 1969年8月与袁鹏在下关购买轮胎时的合影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2-11-12 11:2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