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三 姐

　　　　　　　　　　她是一朵宁静的花 　　在生活极度贫困的年代，我的母亲生养了四儿一女。那时，父亲常年在外工作，一年回不了几趟家，这让我们在仅两间大的房子里的居住相对容易些。姐和我跟母亲同睡一张床，三个哥哥狗崽一样挤在另一张床上。我们四个淘气鬼整天打打闹闹，几乎没有让母亲安宁过。姐，是另类的风景，像一朵开在墙角的花，有种宁静的美丽。她和母亲同枕一个枕头，被母亲紧紧揽着入睡，母亲给她梳小辫，用暖暖的眼神看她，呵斥我们时，总拿她当榜样，说，看你姐（或三妹），多让我省心。我嫉妒死了受宠的姐。 　　姐很懂事。母亲做饭时，她静静地坐在灶台前烧火，吃完饭，我们都一溜烟跑掉了，她却去默默地洗碗；责任田里，她拔草，拾棉花，翘起脚尖伸着手臂掰玉米。她就像母亲的影子，母亲轻轻一喊， “三妮，把猪食倒到猪圈里去”，“去，给羊添把草” ，她小小的身影会马上出现在猪圈旁，羊棚里。玩疯了的我们从来听不见母亲使唤的，所以家务与农活也从来与我们无关，母亲送给我们的除了淡漠，就是打骂，呵斥，常拿着笤帚疙瘩撵着我们围着院子转了一圈又一圈。屁股每每被抽得猴腚般紫红，此时，我便在心里抱怨，你把那么多爱送给了姐，一切都让她去做好了。 　　　　　　　　　　她在墙角永恒地守望阳光 　　大哥、二哥相继高高兴兴去上学了，可姐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母亲却没有给她缝制书包。村里开学那天，我看到姐收拾完碗筷后默默地走进堂屋，伏在床上，肩头一抖一抖的，像在抽噎。我只熟悉姐被母亲疼爱的乖巧模样，见她如此伤心还是第一次。我惶然，去厨房告诉了母亲，母亲却不去劝她，停下手中的活，撩起衣襟抹起泪来，我更惶惑，抱着母亲的腿摇晃，她竟坐在灶台前，“呜呜”地哭起来。 　　姐和母亲的忧伤共同持续着。直到两年后那个凉爽的初秋，我背上书包走进学堂，那种刻骨铭心的喜悦一次次冲击着我，我才明白姐和母亲流泪的原因了。读书的生活是美丽的，可以让人刹那间宁静下来，而姐不能享受这份美好，她就像一朵只能绽放在墙角的花，那双贮满渴望的眼睛对阳光的向往，只能定格成永恒的守望。她主动疏离着我们，在外间支一张小床，用帷幔和我们隔开，夜晚，我们在里屋做作业时，她静静地睡在她的床上；早晨，我们背着书包踏上去学校的路，她却背着竹篓和镰刀，走向田野。我们走的，是两条互不融合的线，我们这边，洒满了母亲的希冀；而姐那边，母爱被抽空了，母亲把一半责任卸给了她，她要像小牛一样，用弱小的脊背负起它。 　　我入学后的那年冬天，父亲回来了，我们都兴冲冲地翻看他的提包，里面有姐的一条围巾和一件漂亮的袄罩，几个写字本，还有几瓶药，我们把头挤在一起看瓶上的文字，都是治疗关节炎的。谁病了？我们迷惑。问父母，他们闭口不答。夜深了，父亲回来的喜悦让我不能入睡，我听到父母在小声商量事情，母亲的声音哽咽着：“手心手背都是我的肉。我也想让三妮上学，可我浑身关节最近疼得厉害，在地里，蹲下了，就起不了身，洗衣做饭时，不能沾凉水，她也走了，这十几亩地，这鸡鸭猪羊，谁帮我料理！” 　　停了停，母亲接着说：“明天，我开始吃你捎来的药。等身体好了，就把家都扛起来，再给三妮缝个书包。” 　　父亲长叹一声：“我回去就托关系，争取调回来工作。” 　　我幼小的心灵懂得感动了，把头严实地裹在被窝里，一任泪水汩汩留下来。第二天早晨，走在上学的路上，三个哥哥都抑郁着脸，他们都听到昨晚的谈话了。长大，只在瞬间。我们不再淘气，放了学就往田里跑，争着干各种农活。姐的脸上开始荡漾起久违的笑，她高高兴兴地围上父亲买来的红围巾，穿上漂亮的袄罩，鲜活亮丽的样子。她把活从母亲手里抢过来，不让母亲的手碰冷水，不让母亲扛重东西，有时母亲硬撑着去做，她就劝慰制止，或轻柔或威严的语气，不禁让人怀疑她们身份的错位。那个夜晚的谈话，让姐永远收回了仰望阳光的目光，甘心情愿地，做一株开在墙角的寂寞花。 　　　　　　　　　　她长成一棵责任的树 　　大哥进城读高中的那年秋天，父亲办理好了调回家乡工作的手续，一家人欢天喜地地等他回来，等来的却是天塌的噩耗，他坐的车，遭遇了车祸，当场身亡。当时，母亲病情很严重，四肢变形，关节红肿，生活不能自理，躺在床上伤心欲绝。十五岁的姐领我们送走了父亲。从此，她成了家里当仁不让的主力，她要干家务，干农活，要用地板车拉着母亲去镇医院针灸，她接替了倒下的母亲，继续主宰着劳苦不堪的生活。我们兄弟的身体都像翠竹拔节般疯长，一直向着高处伸展触角。可姐，15岁了，还和12岁那年一样高，又矮又瘦的身影，穿梭在母亲的视线里，刺着她的眼球，疼痛不已。 　　大哥、二哥相继把大学通知书捧回家时，姐先是对着那张纸笑，继而跑到棉花地里哭，那个从小就被压抑的上学梦还坚强地活在她的心里。我和姐一起哭，她哭她的命运不济，我哭她的伟大隐忍，哭完了，她笑着，拉我回家，做满桌的菜表示庆贺。 　　我要考大学那年，姐20岁，媒人来给她提亲，对方是个老实本分的小伙子，姐给他提出一个条件：五年以后，等哥哥弟弟都大学毕业了，才能谈婚论嫁，等得了，就成，若等不了，不如早散。小伙子重重地点头，我等。姐的终身大事，竟附加了这样的条件。 　　大学毕业后，我们都选择了适于自己发展的城市，大哥留在京城，二哥去了珠海，三哥留在了上海的大学任教，我离家最近，也有500余里的路程。我们的理由很简单：为了前途和事业。姐许诺的五年婚期已满，她不得不向她爱的人兑现承诺时，谁守护在母亲的床前，仍是她放不下的心事。 　　姐选择了春节出嫁，大哥、二哥携妻带子，三哥和我带着女朋友，都回到了故乡。我们家风光极了，两位嫂子都生长在大城市，漂亮，典雅，三哥的女朋友穿着时尚，细细的高跟鞋着实让村人大开了眼界。我们兄弟四个都戴着深度眼镜，西装革履，温文尔雅，我知道，我们都是姐用25年的岁月培育的杰作。身着红装的姐，在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中间，有些相形见绌，她个矮，黑瘦，不会说临别的话。催她出门的爆竹响了一通又一通，她走出去，又回来，看着很久没有走到院中的母亲，看她苍白臃肿的脸，看她抬不起的手，看得泪流满面。最后，捂着脸跑进接她的车里。 　　姐走了，直面躺在床上的母亲，我们都有一种陌生感，不知道照顾老人应该包括怎样的程序怎样的细节。姐走了，我们才猛然意识到我们远离了“责任”二字已多年，是姐在我们的身后扛起了一切，让我们可以不背负责任轻松远行。在我的家乡，男儿生来就是要担当家庭栋梁的，而在我们家，是我亲亲的姐，把五个人的责任，扛在一个人的肩上，一路，坚难走来。 　　大哥决定带母亲去京城治疗。临行前，姐带着姐夫回来，姐夫说：“让她跟着去照顾母亲吧，你们可以安心工作。”大哥紧握住姐夫的手：“不用了，在家，好好待我三妹，我们都欠她的，你替我们补偿吧。” 　　母亲在京城得到了最好的治疗，半年后，能下床行走，又康复了几个月，基本恢复正常，康复了的母亲怎么也找不到享清福的感觉，她闹着要回老家去，她说，要去田里帮姐干活。她这一辈子，欠姐的，后半生，只要能动弹，就好好补偿她。 　　大哥含泪把母亲送回了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