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神唱歌的岁月
2022-01-08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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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为《大地上的事情》，根据朋友们的建议，改为现标题，文章也做了大量修改。
土神唱歌的岁月
图像：以跪拜姿势开荒的老人
南太行西麓，如海涛澎湃起伏的崇山峻岭，在来自远古若隐若现的神秘回声里，进行着一场邈远深邃的叙事。
天空，几朵象牙色的云彩悠然飘过，一只苍鹰贴着云彩一圈一圈盘旋着寻找猎物。忽然，它盯住了山坡石窝里一小块似乎在移动的泥土，惊异地伸长脖子仔细察看，极力想辨认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物。
被老鹰盯住的，是一个八旬开外、须发皆白的老人，此刻，正爬跪于地面，艰难挪移着捡拾混在泥土里的碎石块。老人所在的地方，是山坡的一个废弃的石窝里刚开出的一小块荒地，小得只有两三张席子那么大。
开出这块地，已耗费了老人好长时间。石堰，用石头一点点拼垒起来；土壤，是收拢山表稀薄的土和石缝中抠出的土，一点点集攒而来。频频向岁月支付气血与钙质的成本，一辈子保持向下的姿势，使老人的背驼腿屈，颤颤巍巍，很难再以站立的姿势劳作。他只得匍匐于地，靠四肢的支撑，艰难爬挪着捡拾那些混在土里的碎石头。老眼昏花，使他不能准确辨认出土坷垃与石块，他只好将眼睛长在手上，用触觉替代视觉，把它们区分出来：能捏碎或掉土渣的，是土坷垃，留下来；坚硬光滑的，是石头，扔掉。老人很清楚，世上每把土的生成，都是海枯石烂变沙变土的结果，都经历了从鸿蒙开辟到地老天荒、沧桑几度的修炼。由一把一把土聚集而成的土地，蚀解混合有生命以来所有动植物的尸肉遗骨，掺合无数代人的血、汗、泪，始成与“天公”匹配的“地母”。尤其在石多土少的太行山区，每一把土，每一块土坷垃，都像金子般珍贵。
也难怪一只以视力敏锐著称的鹰失去了判断力。老人身上已褪色的灰褐色粗布棉衣，与山地的褐色土壤颜色相差无几。或许，老人正试图把自己变成泥土，加入到田地中去，在自己的身体上长出几棵庄稼来。他面朝大地背负青天的跪爬姿势，酷似藏区的一个虔诚的长跪式朝圣者。在一步一叩首的爬挪中，似能听见他一遍遍向天地诸神祈求：我用气力、汗水、生命残余的碎片，向你们换一口糊口的粮食和菜毛毛，中不？
这位虽老犹作，在山坡土地长跪不起的老者，是我的爷爷。
爷爷在“老向阳”山坡废弃石窝里开荒的这一幕，是镌刻在我心头的一幅雕刻画。当时上初中的我从学校返回家来，在山坡的小路上望见在地中爬跪着捡石头的爷爷，一下被震撼到了，呆呆戳立在原地半天动弹不得。泪光惝恍中，眼看着爷爷定格成一尊跪拜黄土地的立体雕塑，一个寓意深远的隐喻。
倏忽间半个世纪一闪而过，我又站在爷爷开荒的不远处。我看见，爷爷开出的小块地已被撂荒，野荆荒草长得根本插不进脚去。一棵满身疤瘌的“疙瘩榆”戳立在地中，被菟丝子千缠百绕，估计不久就会死去。我听见，冥冥中土神正在唱歌，穿过重峦叠嶂的歌声空旷缥缈，若隐若现，只能辨清“宇宙洪荒兮，天地玄黄，土生万物兮，失地则殇”几句歌词，曲调苍凉、惆怅、幽愤、悲怆。
故事：地球是“三山六水一分田”
我一落生，爷爷已六十七岁。我十岁从晋中平原随父母返回南太行老家时，爷爷年近八旬。可他仍不肯赋闲在家，每到春暖花开，便上山割草、放驴、刨药材，或到开小块荒地，栽种些小粮食瓜菜蛋补贴锅灶。作为爷爷奶奶偏爱的长孙，每逢星期假日，我常获准跟他上山。
这时的我，像一条浑身长满触角的毛毛虫，到处爬动着探知世界的奥秘，常缠着爷爷问东问西。爷爷一生横跨了晚清、民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解放后各个时期（逝于文革初），本身就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历史典籍。
一次我随爷爷爬上一道山梁，扛着镢头、钉耙的爷爷停住脚，用下颏一指前方说，看，咱们生活的这个世间，多像一座大房子，天在上，地在下，天圆地方，人在中央。在我天上一眼地上一眼茫然打量时，爷爷又说，咱们这个世界，是“三山陆水一分田”的“十分天下”，人依靠活命的土地，十占其一，少得可怜。
我的视线扫向周围，只见崇山峻岭莽莽苍苍，脚下，我们住的大壑，贯通南北，通向天的溟濛。山山岭岭都是石头堆砌而成，只有大壑的底部是土质的，另有一些零散的黄土堆积在山坳、山坡。看得出，在远古时，大壑中是狭长的小平原。可在千年万代的洪水冲刷下，被切割出一道顺大壑而下的深深土峡谷，以及树根一样逐级分岔的分峡谷。我们村由此形成上、中、下三个层次的土地：山坳、山坡上，是层层叠摞的梯田；土峡谷两边陡峭土崖壁的顶端，是相对平缓的土坪地；土峡谷底部的季节河两侧，是最好的河滩地。这些高低不平的土地，零散破碎，总面积远不达“一分田”的地球标配，我想大概是被平原挤占了份额。
地球上的众多山脉是怎么形成的？爷爷说，是很古很古时的一个老神仙使用仙法造成的。可惜的是，他没从他爷爷嘴里弄清这位老神仙姓啥名谁，我自然也说不出他的姓名。我长大后，对这位“撮地造山”的老神仙还是无从稽考，在各种神话传说与文献资料中，都籍籍无名。
爷爷说，那尚是宇宙开元、洪荒初成之时，这位继盘古之后能弄气造物神通极大的的老神仙，怀胎于母腹已成长为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不肯降生。原因是当时虽然天地已分，却地大天小，天不周覆。苍穹西北角，还有一个发育不全的大洞，有天体之外的阴冷之风直灌而入，使世界周天寒彻，奇冷无比，生命根本无法存在。要说，天还在生长，西北天际的洞也在弥合，可速度非常缓慢。老神仙不愿意一出生就看见不成比例的天地配置和残缺不全的天宇，便赖在母腹中不肯出世，只是每天隔着肚皮问他母亲，天长全了没有。他母亲抬头看天后据实回答他，还没呢。年复一年，每天如此。终于有一天，他母亲被他问得烦不胜烦，赌气回答他说，天长全了，你滚出来吧。老神仙便急不可耐地降生落地。可当他跳起身仰头观看时，天依然小于地，西北天际的口子仍然大开着。老神仙顿时燥急起来，一弯腰从地下抓起一大块冰坨，用力抛上天去，将西北天际的洞给堵上。可因洞口封闭不严，仍有冷风从缝隙钻入，所以一到冬天便老刮西北风，一刮西北风便骤然降温，天地间冰雪一片，寒冷异常。
天小地大的状态依然困扰着老神仙。他老人家急中生智，使出了“撮地为山，缩地适天”的神通。他一边弯下腰倒退着走，一边用双手掬捧脚下的大地，一退一掬捧，一退一掬捧，使大地一拉溜一拉溜地打褶、耸起，大地面积因此而缩小，最终使天宇将大地完整覆盖。于是在我们生存的大地上，就有了一拉溜一拉溜的山脉山系，老神仙掬捧大地闪下的空子，成为盆地、平原。
“你仔细看看，这些山岭山坡上，还留着老神仙掬地造山时的手掌印，连指纹都清清楚楚。”我随爷爷的话音仔细打量，高耸的山梁竖着一道一道的凹槽，颇像人摁出的手指印。
爷爷的故事夸张得相当逻辑，可我长大后知道，这只是个神话，留一份美好想象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地质专家们的权威结论是，大地上密布的山脉山系，是地球自转和造山运动所致，谛定了地球“三山陆水一分田”的格局。由于地壳在纵起或开裂时对地表的掩埋、割裂等破坏，使土地既少且零碎片化，从我村土地的地名便可窥一斑。如二亩地、小二亩、河湾三亩地、西坪上三亩地、某某家五亩地、老河湾五亩地等等。最大的两块地分别叫十三亩地、十六亩地。小片的碎地则以地名称之，如石板坡小片地，坩窑岭小片地。
往事：灾年、饥馑、死亡、逃荒
“三山陆水一分田”的格局既定，天下庶人只能在天地禅房、泥土道场中苦修适应与生存的能力，绝无丝毫人为改变的可能。
按说，“三山”与“陆水”都养人，可绝大多数人的生命依托，都挤在“一分田”上。北方靠天吃饭的气候，农耕业自身的脆弱，决定了旱、涝、水、风、雹、霜、虫、病等自然灾害中的任何一种，都可导致土地歉收、绝收，进而使仓廪空虚，饥馑横行。土地的稀缺，还决定了历史上争权夺利、争疆夺土战争连绵不绝。天灾人祸，使得天下农民吃尽苦头，死人多得像蚂蚁。
我爷爷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祖籍河南林县（现林州）。大清就要寿终正寝时的宣统初年，河南林县老家又逢大旱，土地母性尽失，庄稼绝收，草木全部枯死。爷爷说，长期处在饥馑中的人，走路都打晃，扶着墙拄着棍一步三喘地走着，忽然就瘫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变成一具具瘦骨嶙峋的尸体。爷爷家境中等，且正值年轻力壮，可也撑不下去了，再不敢相信老天饿不死瞎家雀。他到村里转了一圈，回来对奶奶说，咱收拾收拾赶快逃命去吧，村里又饿死好些人，活着的都打算逃荒到山西去了。奶奶抬头望望老屋，低头看看三岁、一岁我的两个姑姑，迷惘地问，房，地，这些破家当，都不要了？爷爷说，人都快死绝了，要这些还有啥用？先顾命吧，一旦能逃出条活路来，好给咱老辛家留下传香火的人。他们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做成干粮，爷爷一副担子挑了我的两个姑姑和生活必需品，我奶奶挎了一个包袱，随着逃荒的人流离开故土。
奶奶爷爷离开时，是一步三回头，还是连回头的勇气都没有了，我已搞不清楚。我仅知道的是，逃荒的人都是向死而生，拿命撞大运，什么都得割舍了。唯独难割舍的是埋在祖坟里的一辈辈先人，他们最多能把祖先的位牌包在包袱里带走。还能做到的，就是在自家地里抓一把土带走。这是一辈辈人传留下来的一个土方子，说用家乡的土熬水喝，可以治疗在人在他乡的水土不服。这把土，还是微缩的故乡，看着它，能慰藉一下思乡之苦。
我爷爷嘴里，能说出一大串灾荒年的名称。那时候，河南林县老家的灾荒特别多，最厉害的有光绪初跨四个年度的“丁戊奇荒”，后来发生的民国三十二年河南大饥荒。每次大灾，死人都以几十百万计，“人自相食”数见不鲜。我爷爷就亲眼看到一个做舅舅的磨刀霍霍，欲杀掉其上门乞食的外甥煮肉吃。好在那孩子命大，意外听到舅与妗的对话，大惊之下从墙洞钻出，得以逃脱。原来，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饿狠了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谓“灾年出凶民”。我从网上看到刻在河南某地石碑上的《大劫文》，上载，因极度饥饿，“失义人不臧，夫鬻妻，子卖娘，少妇弱女奔他乡……男引女，女诱郎，贞妇静女廉耻丧，这都是素行惫德，乱伦败常……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于四方，体露集间，尸横野场，父啖子肉，妻抛夫肠，各自为食，更甚豺狼……”
逃荒是条阎王路，爷爷奶奶一路上没少看见被剥去树皮树干白森森的大树，没少看见刨吃草根的人，还数次看到饿毙于路旁的逃荒人。相伴而行的人中，也有病饿而死的。他们的亲人经历了太多的死亡，心已麻木，自顾不暇中，生不出太多的悲伤。甚至认为，长期处在饥饿的凌迟中，活着比死更痛苦更恐惧，死，反而是解脱，是一种幸运。他们草草掩埋了亲人，做个记号，继续往前捱。只有往前走，才有摆脱死神无情追杀的可能。只是，饥饿中的他们走得很吃力，一天只能挪出一二十里路。
好在，我爷爷奶奶的逃荒成功了。他们一步步挪过了太行山的险峻山道，闯过了一道道鬼门关，奇迹般的没饿死一口人。他们与新结识的梁、冯姓两户人家，落脚于山西的这片山地一条大荒沟中，为我的村庄奠了基。这里受灾的程度轻一些，沟里尚有绿色存在。这里的土地不像河南的沙土地，多是黄粘土、山地褐土，保水性强，人道“见苗三分收”。 之后，爷爷联系一个亲哥、一个叔伯哥，他们呼亲唤友，亲友又勾连了其他的逃荒人，前后有几十户人家聚拢到这里，诞生了一个由纯粹的河南逃荒人组成的村庄。
我所在县，共有七个这样的逃荒村，其中六个由河南林县逃荒人组成，另一个是河南淇县人组成。至于掺沙子般混居于各村镇的逃荒人，难以数计。他们都是劫后余生的幸运者，也是大灾荒造成的失乡失地的流亡者，赤贫户。
往事：为有一块地死挣的“地奴”
所谓农民，就是紧密依靠土地而生存的劳动群体，也是供养天下众生的献血性群体。他们的世界，非常客观和真实，真实到不刨下一镢头去，不种下一棵庄稼，就长不出一个粮穗来，锅里就无米可下。所以，他们一出生就与土地签订了生死契约：我吃你一辈子，最后你一口吞掉我，我把我囫囵个儿还给你。可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有自己的土地。没有地，就意味着活着无饭吃，死后连埋骨之地都没有，死都死不起。可作为“裸奔”而来的逃荒者，没一户是带着土地出逃的。他们具有的，就是对土地深深的敬畏和迫切希求。再有，就是林县人血脉里携带的特别耐劳特别能吃苦的基因。
按说，新建的逃荒村是有土地的，可都属于周围的四个村庄。由于离这些村隔沟跨岭，距离较远，这些土地耕作很粗糙，甚至呈荒芜状态。逃荒人打简陋的土窑安下身后，靠吃野菜、树叶、野果，甚至讨吃要饭，先把性命保住。在至解放时的四十多年里，他们当长工，打短工，租地而耕，兼以开小块荒地，一面胼手胝足死做死受，一面勒紧裤带死抠死省，一门心思想攒钱买有自己的地。他们沦为地地道道的“地奴”，包括出生于当地的“逃二代”，也无一例外都是“地奴”。
然而，想拥有自己的一块地，谈何容易。那些弃耕的土地，荒芜着行，想复垦了耕种不行。即使在山坡上开荒地，也不是想开就能开。那山坡野沟，也都属于周围的四个村，这边一动镢头，那边马上有人来干涉。轻者夺走家伙，重者就把人给弄走，白给对方干好多日子活才被放回来。除非按要求交了钱，或者按年度交上规定的租子，才被允许开荒。
起初，逃荒人没有牲口，春耕秋耕，靠人力拉犁（小块地用䦆头刨）。透过历史的谜障，我看见奶奶和十岁、七岁的大姑、二姑在前边拉犁，爷爷在后扶犁杖。吃进土里的犁铧沉得要命，奶奶她们拉犁的绳索深深勒进肩膀的肉里，腰弯得头几乎垂到地面。为减轻她们的分量，爷爷也弯腰手托着犁弓，使出吃奶的力气往前搡。汗水，顺着他们的下巴吧嗒吧嗒砸向黄土，溅起一朵朵土花。尽管隔了悠久的岁月，我仍听见他们呼哧呼哧的粗重喘息声。
我爷爷奶奶的子女，由刚来时的两个增加至六个。爷爷四十岁始有我大伯，又四年奶奶四十岁，又有了我父亲。为了养活他们，爷爷和奶奶将所有气力都泼洒在土地上。他们知道，刨土种地，就是刨生路，种生命。
我父亲这辈的“逃二代”，没有一个上过学校，全部是文盲，直到解放初，才在农民夜校、识字班扫了盲。他们不到十岁，就开始抬水抬土抬粪，做地头手把活。他们的肩头从红肿、出血到结痂，再红肿、出血、结痂，直到打磨成死皮叠摞的黑铁色角质物。他们的双手，早早就生出老茧，像砂石般粗糙觕砺。成年后，他们几乎一年里都压在一条扁担下。春天担茅粪，夏季挂锄后割青蒿担青蒿沤制绿肥，秋天担运粮食入场、归家。入冬后，交出收成的土地便可以歇着，牲口除偶尔上碾外也可以歇着，他们却不能，须一冬天爬坡下沟往地里担底肥。他们背上的汗，一茬未干一茬又出，将衣衫染成层层相叠的白云状汗渍硝斑。
逃荒人生活俭省的程度，是我们今天的人很难想象的。一件衣服上身后，“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实在没法补了，才作为“铺衬”，打褙子做鞋。他们的伙食不仅仅是糠菜半年粮，而是糠菜常态化。除过年过节外，吃一顿玉米糁稠饭、小米干饭都是一种奢侈。至于白面，因太行山区是非产麦区，只种很少一点，除过年外很少吃到白面。逃荒人生活俭省的程度，是我们今天的人很难想象的。一件衣服上身后，“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实在没法补了，才作为“铺衬”，打褙子做鞋。他们的伙食不仅仅是糠菜半年粮，而是糠菜常态化。除过年过节外，吃一顿玉米糁稠饭、小米干饭都是一种奢侈。至于白面，因太行山区是非产麦区，只种很少一点，除过年外很少吃到白面。我家族的人，几乎无人患过“三高”。不是他们有抵抗“三高”的先天免疫力，而是他们根本没资格患“三高”这种富贵病。
然而，不管他们如何苦受，如何节省，买地的过程却长期而艰难，几乎每块地都有一个伤感的故事。
我所在的自然村叫做“八亩地”，之所以有这样的地名，缘于一块叫“八亩地”的地块。我小时候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块地名的借代。后来得知，我本家三大伯家的窑顶上，有一块面积为四亩的土坪地。三大伯在从牙缝里抠了二十多年有点积蓄后，一心想把这块地买过来。地主人吃准了他真心要买地，一口咬定该地的面积是八亩。都是种地的行家，地亩多少，用不着动用丈量的弓子，甚至用不着步量，一搁眼就能打量个八九不离十。可对方卖的是霸王地，愿者上钩，不愿买，我让它闲着长草喂蚂蚱。三大伯托人说合，自己也屡屡上门商谈。可有把儿烧饼在对方手里攥着，对方死不让步下，明知是坑还得往里跳，最终按八亩面积的流行价将地买下。或许是痛苦的纪念，或许是自嘲式的发泄，就将这块地叫做了“八亩地”。
往事：天地众神可曾眷顾
从小记得，我父亲和大伯、本家大伯和叔伯哥们，每天开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仰头看天，从树梢摆动判断风向，嗅空气的湿度。他们都有屈原一样的“天问”情怀，自问自答或互相问答，今儿刮哪厢风？有雨没雨？春夏落雨后，他们急切想知道落了几指雨，地土下透没有。任何事情做久了，神就上了身。久而久之，他们都练就一手观天的本领，“早看东南，晚看西北”；“东山带帽，汉门睡觉”等等。他们甚至能从虫蚁蛇鸟的活动迹象判断出天气变化，预见比较久远的气候变化，如“蚂蚁搬家，不久就下”；“夏刮东，一场空，夏刮南，泪不干”；“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来年）雪打灯”。
气象、气候，与农事关联太紧密了。“春前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霜叶落迟”，是年景好坏的昭示，也是农民命运的暗喻。太行山区十年九旱，土地都是旱地，他们自然最在意落雨多寡和土地墒情。他们唱着二十四节气歌，掐着节令操作农事。贻误了农时，是很可怕的事情，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意味着一年里将无饭可吃。可误不误农时，完全取决于雨情和土地墒情，绝不会是因人的懈怠而导致。
太行山巅之上，无霜期短气候凉，玉米、谷子是占地面积最多的主粮。为了保墒保苗，春耕后要反复耙耢，镇压保墒。玉米下种都是穴播，先一穴一穴浇入茅粪，才点种，掩埋。这样，既增加养分，还可增加墒情。玉米一穴要点入四五粒种，以保证最少有一株苗出土。如果都能出土，间苗时就有选择壮苗的余地。摇耧耩种谷子时，为保全苗满垄，掌握的原则是“宁愿挠头皮，不叫拍屁股”。“挠头皮”是指出苗太旺，蹲着爬跪着间谷苗发愁（谷苗三指远留一株）；所谓“拍屁股”，是到地里看苗时，见缺苗断垄急得直拍屁股。谷子耩下后，要两脚不离地小步踏踩，称为“踩垄”，目的还是通过镇压保墒保苗。如果墒情很不好，节令又不饶人，只得将谷子“寄种”于干土中，等待落雨后出苗。这很有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赌博意味，可不这样又能如何？
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当时，他们没丝毫能力对抗天灾人祸中的任何一种，只能尽人事而后听天命，也因此对神、对大自然充满敬畏。他们尤其崇尚天地、土地、龙王、五谷神、山神、虫神这些与粮食生产有关的神祇，竭诚祈求神仙们禳灾御荒，赐给他们可以吃饱肚子的粮食。天逢大旱时，全村的人会组织起来，到邻村的龙王庙去祈雨，男人们坦胸赤背，头戴柳条帽，齐刷刷跪在庙院里，自虐式地任由炽烈的太阳暴晒，一遍遍祷告，磕响头。女人们边焚香叩头边发声恸哭，求老天爷、龙王开恩降雨，解除旱情。
每年阴历的十月初十，是大家约定俗成的“谢土”日。兴过工动过土的人家，虽然在破土时已择过“好儿”，举行过相应的仪式，可这一天仍要“大谢土”。没开工动过土的人家，也要举行“谢土”仪式，答谢皇天后土的恩赐。也有告罪求恕的成分，生怕在“土禁”的时间段或什么时候，对土地有过冲撞与不敬。谢土前，家家户户要捏二十四盏黏米面做的灯盏。谢土是在晚上，将滴入麻油的灯盏点燃，摆放于院子的天地神龛前，焚香摆供，拜天地，拜四方，拜土神。为什么是做二十四盏灯，我想应该是对应二十四节气，希望每个节气都亮堂，都顺当。
我村有个颇具逃荒村特色的小庙，是石头砌成的敞口低矮小屋，里边不伦不类供俸了五尊仙圣，分别为土地、山神、城隍、药王、孔圣人。供奉前四位，用意不难明白；敬奉孔圣人，对逃荒人来说，很有点不搭调。可逃荒人也是有未来有期冀的，既然活下来了，相对安稳了，就不放弃后人能有出息的期盼。其实，村里的好多人并不清楚庙里供奉着什么神，却逢年逢节必满怀虔诚地叩拜，有病有灾也来求拜。经历了大苦大难的逃荒人，更想得到神佛的庇护。
村人的家里，住满了神仙，除“正头”供着最高级别的神或佛，家里家外还供着天地、老君、灶神、财神、火神、门神等，有牲口的人家还供着马王爷。他们甚至还供着“穷神”，虽然我始终没有搞清楚其神位设在何处，可我确定该神的存在，否则村人就不会将大年初五定为固定的送“穷神”日。这天一大早，家家户户都要从灶火坑掏出一掀炉灰，倒在十字路口，插香火叩头后，插爆竹点爆，名为“崩穷灰”，送“穷神”。
可是，众神并没有格外眷顾、怜悯我的家人和村人。我四姑十四岁时，因闹饥荒加重病上身而早夭。听老人们说，我四姑长得很标致，像花骨朵一样。可天妒红颜，早早将她收走。我爷奶逃荒到山西以后，数次遭遇荒年。为保住子女们的性命，我爷爷到邻村借粮度荒而遭拒，他一米八个头的一个男子汉，噗通一声给人家跪下。
奶奶对我讲这些事时，哭得泪水涟涟。她的访述像火红的烙铁，在我心头烙出一个永不愈合的伤疤，成为永久的痛。
归属：履行契约，还身入土
在我脑海里，一直雪藏着这样一个难以忘怀的场景。
我童年时的一个春节，吃罢五更饺子的本家叔伯大伯和叔伯兄弟们，相伴来给爷爷奶奶拜年（这时，我的大爷奶、叔伯的二爷奶已过世，爷爷奶奶成为我家族中唯一的上辈老人），行拜年礼毕，我大伯和父亲将大家让进窑洞，随高就低落坐。大伯从粮囤里拖出一瓶年前打的散酒，倒在几只粗瓷碗里，让大家互相传递着饮。本家大伯们频频叮嘱年轻人，千万要小口小口抿，慢慢咽下，大口猛灌的话，会呛了肺，炸了心。众人听后都面呈惧怯之色，推三阻四起来。经一番进劝，才小心翼翼一小口一小口地抿。我听他们把喝酒说得如此邪乎，勾起对酒的极大好奇，逮空子抢过酒碗大口喝进去一口，顿觉一股火焰在嘴里燃烧，一紧张将酒全吞咽下去，大火接着在肚子里烘烤。我剧烈地咳嗽，流泪，眼前天旋地转，为酒的厉害现身说法地提供了实证。多亏我父亲在外当过兵，并转业地方工作过，见过些阵势，说不怕，让他睡睡就好了，这才没把众人吓坏。
我长大以外出工作后，喝酒的机会越来越多。年轻气盛的年龄，拼酒豪饮是常事。酒至半酣或酒醒后，常常想起我的长辈和本家兄弟、侄儿晚辈们抿酒而饮的这一幕。我终于想明白，我家族的那些人，见的世面太窄了，基本没有与酒发生交集的机会，才把酒看得如此神秘与尊贵。他们不属于任何的娱乐场所，最多在下大雨后不能进地时，用自制的象棋杀几盘解解闷，偶尔赶趟集看场戏。他们一生中，除了吃、睡、娶妻生子，就是拴牢在农具上，与土地死磕。
他们最幸运的是，解放后我村终于获得独立的行政村资格，土改时，周围四个村靠近我村的土地都划拨给了我村，分到各家各户（我家也分得十几亩地一头驴）。获得土地的我村人，也着实争气，在土地承包到户前的三十年里，一直是粮食生产先进村，每年向国家上缴的公粮，居区、乡、公社的首位。我留心过，凡是河南来的逃荒村，都是粮食生产先进村。作为曾经的逃荒人，他们对土地有着更深刻的理解，更深沉的爱，尽管在当时的体制下，先进村交公粮的比重大，生活水准甚至比落后村还要差，可他们仍然不会耍奸弄滑，糊弄土地。
土地入社时，我爷爷已进入耄耋老年。可他仍不肯待在家里，天气晴好时，拄着拐棍颤巍巍上山去开荒地，或摆弄他的小块地。性急的我大伯每每高声大嗓地吼他：“你就省省心好好在家歇着吧，你养了俩儿子叫干啥，不是让给你养老吗？你成年累月磨蹭的那点活，不够我弟兄俩不歇晌一中午干的。”我父亲怕他有啥闪失，也劝他别再上山。可爷爷就是不听。他开的那些回不过耧、卧不下牛的小片地，是他安放魂灵的地方。他只有把自己置放于土地，才六神安宁，百脉畅通，吃睡都香。
我爷爷直到逝世的前一年，连走路弯腰都很困难，只剩下活着的力气，才停止了上山。他去世的时候，平静而安详，像慢慢进入熟睡状态。他亲不够的黄土地慷慨地接纳了他。爷爷在世时多次对我说过，人吃五谷杂粮，生于土，还要还回土中去，这叫“吃啥还啥”。他对他的话做出了具象的诠释：活着时死心塌地忠诚于土地，躬耕于土地，求食于土地，死后甘心情愿地依偎于土地，回归于土地，还原于土地。
在我五十岁前，先后送走了我家的六位亲人，爷爷、奶奶、大伯、大娘和我父母亲。他们都是以土为命、稼穑为生的庄稼人，一生都劳作于土。唯有我父亲参军走出去，后转业至太钢设在太谷县的一家医院，成为吃薪水的“公家人”，并把我母亲和子女带出去。可在六二年国家实行的工作人员大压缩中，一直是劳模本来不在压缩的名单里的我父亲，一再要求下放回乡参加农业劳动。原因是他所在单位撤销了编制，留下的少数人要合并到百里外的太钢总公司去，他怕留在太谷县的我们母子都饿死了，方有此决定。他坚信，在宽容大度的太行山里，生存空间大，生活成本低，还能开出几片荒地，可食用的山果野菜也多，足以保全我一家人的性命。他因此把未来的命运，交付给了他最信赖的土地和自恃的气力，毅然决然带着我一家人回归家乡，回归土地。
我大伯是我家族中最怕死的一个人。他在六十多岁时患上两手不停颤抖的帕金森综合征，后瘫痪于床。我从单位回来去看望他时，他死死攥住我的手说：“现在的日子，顿顿精米白面，天天都是过年。这样的福，你爷爷奶奶一天都没享过。现在要是死了，太亏了。”
可岁月无情，爷爷奶奶这辈的“逃一代”，我大伯、父亲同一辈的“逃二代”，我这辈的“逃三代”中的一部分人，都在土地上弯腰弓脊劳作再也直不起身来，陆续辞别人世，还债于土，履行了他们与土地的契约。
热词：打工潮、进城潮、空巢村
历史的镜头切入了当代。忽然之间，城市周边村庄的土地不再生长庄稼蔬菜，而是生长高楼大厦、工业园区，这些地方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为市民。老实巴交、反映迟钝的我村人，迷怔好久后终于看清了这样的现实：
城市是什么？从前是吃商品粮（也叫供应量）的人高度集中的地方，现在是靠大量吃掉农村与土地长得脑满肠肥、精满神旺的地方，也是十足悖论地把山野、乡野挡在城外，却整体承荷乡愁、渴望亲近大自然的地方。
乡村是什么？从前是灰头土脸的人在泥土里刨日子，饿着肚子也要把城市供养起来的地方；现在是一次性卖掉土地或者扔掉土地也要挤入城市的地方，是人气急速衰退、荷尔蒙流失殆尽的地方。
本来，城市够不着像我家乡这样的山旮旯农村。土地承包下户之初，我家乡的人确实也一门心思地打理土地。可当他们终于不再为吃饱肚子、温暖过冬而犯愁，有闲暇从土地上抬起头观望眼前的世界时，惊异地发现，面对的已是一个一切以金钱为价值衡量的商品时代，远不再是吃饱穿暖就是好日子。金钱最能启动人的先天欲望，金钱的动员快捷而有效。我村的人很快将获取劳动价值的目标调整到商品与金钱上来。“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种五块，翻一番，其实这事也简单……”，“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都长人民币。”这话，绝不光是小品语言的调侃，而是村民们心情的真实写照。
可现实太让他们寒心了。按说，随着落后体制的打破，随着电力、山地小型机械、优种、化肥、农药、除草剂、地膜等加入，替代了牛驴骡马、犁耙镢锄等落后生产工具，替代了肩担背扛的笨重体力劳动，使劳动效率与土地的产出大提高，他们应该高兴。可他们愣是高兴不起来。原因是种植成本也水涨船高，粮食的性价比却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工夫不打账的话，略有赚头，工夫也计投入，基本就是赔钱赚吆喝。还有，长期使用农药化肥、这剂那剂，使土地永久性带毒，连他们自己也规避不了毒粮毒菜毒果。大失所望下，“逃四、逃五代”的青壮年男女们，一跺脚一狠心，离开土地，加入到打工潮去。他们中头脑灵活的去经商，当包工头。只会出笨力气去的，去下煤窑，进厂矿，或者买辆农用三轮跑运输。胆大的偷挖铁矿石、铝矾土，或与别人合伙开黑煤窑。打击治理私挖滥采切断这条财路后，他们跑到天南海北的城市去打工。随着存款数字的增加，他们与家乡越来越离心离德，一心想把自己连根拔起，移植进城市，变为一个城里人。他们的态度鲜明而决绝：就是做鬼，也要在城市里刮旋风。他们纷纷在城市里买房，有点能耐的人家前后脚都搬迁到城里去。
乡村撤去学校，小伙想娶亲城里必须有房，是杀死我的家乡补上的两刀。如今的村民心气高了，为使子女以后有出息，砸锅卖铁、嚼吃咸菜也要带孩子进城，租房而居，边打工边给孩子陪读。这样的人家每年都有一批，孩子一到学龄，马上搬家走人。年至说亲年龄的小伙，父母除拿出全部的血汗积累，就是借，就是贷，也得到城里买房，举债进城，不这样做，小伙子就只能打光棍了。
迁居城里的人家，春种秋收时虽也回村来忙活农事，可都是突击式的，草草地种，草草地收，然后匆匆赶回去挣钱或照应孩子。
有大学毕业的儿女或在外地打拼或出远门打工弄出名堂的，也把父母带走了，最远的到了四川、内蒙、北京等遥远地方。他们远离了家乡，与土地再没瓜葛，最多也像当年先人们逃荒时一样，揣走家乡的一把土。
出村的山路上，时有车辆满载了搬家进城的人家，也满载了一副副既兴奋又恍惚迷离的复杂表情，驶离村庄。“逃三代”的50、60后们，原本是唯一还在认真打理土地的人，可他们多数人被子女带进了城（说被裹挟进城更准确）。如今的村子里，青砖楼房替代了逃一代的土窑洞、逃二代的土坯房，出村和村中的道路，都在“村村通”“户户通”中硬化，大路边戳立着很有科技范儿的太阳能路灯，可村里却没几个人了。留下来的，是几户无能耐的人家和光棍户。也有一些死活不跟儿女走，或子女不愿意带走、没能力带走的50、60后，一个人或老两口守着冷清清的院落，侍弄着力所能及的土地。如今，在村子里晃动着的，多是些苍老、孤独、凄凉的身影。
故事：“老奶奶”留的最后一个粮穗
清明，依乡俗回村给上坟。一路上，我看见大山的一条条皱褶里，躺着一个个村庄的尸骸，很多撂荒的土地赫然在目。
山区七高八低零散破碎的土地，根本不能像平原那样使用大型机械耕作，自然也不能集约化经营。即使一个壮劳力，终年不停地劳碌，也只能摆弄十亩田。单靠留在村里的自顾不暇的老人，显然扛不起一个村庄的农事。我家乡再也无人接受进城的人家转包的土地，一些边远地、差地、小块地，已经撂荒。即使近地好地，也因粗放型、掠夺式经营，面临着荒芜、垮塌、水毁的危险。这些浸透了逃荒人心血、汗水、泪水的土地，就这样完了吗？
在老坟烧祭完毕，一回头，又看见我爷爷正朝圣一般爬跪在半分大的地块上，艰难爬挪着捡拾混杂在泥土中的碎石块。捡着捡着，他忽然停住手，抬起头问我道，你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老神仙造山和“三山陆水一分田”吗？我说，当然记得。爷爷又问我，我给你讲过的庄稼为啥只结一个粮穗的故事，你还记得不？我说，也还记得。
这是在我童年时爷爷给我讲的又一个故事。
在老早的过去，农田里的庄稼远不止结一个粮穗，玉米、谷子、小麦、高粱等，每片叶子的腋窝下都结一个粮穗，人们打的粮食因此丰足得放不下。衣食无忧的优渥日子，使人们不仅懒惰，轻慢土地，而且养成大手大脚、浪费严重的恶习，悲悯仁爱之心也越来越弱。一次，天庭的“老奶奶”（我们这里传说中神通很大、最具威严的女神，应该是对王母娘娘的俗称）到下界巡察民情。为了看清人世间最真实的状态，她变成一个乞丐，挨门挨户乞讨。当她来到一户人家门前，见女主人正在烧烙饼，低声下气祈求给点吃的。女主人头也不回说，没吃的，到别家要去。正说着话，女主人几个月大的孩子拉了“粑粑”，其随手掂起一张烙饼，垫在孩子屁股下。“老奶奶”见凡世的人如此不珍惜粮食，如此少仁无爱，薄情寡义，一怒之下来到村外的地里，挨着庄稼一片片叶子下的粮穗，一穗穗捋去，眼看着只剩下最顶端的一个穗子。这时，女主人家的狗可怜巴巴地望着“老奶奶”汪汪汪地叫，求她给自己留一口吃的。“老奶奶”心里一软，说，这个粮穗就留给你当口粮吧。从此，在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每棵庄稼只长一个粮穗。而这个粮穗，原本不是留给我们人类的。
我爷爷讲的这个桥段，应该有罪与罚、堕落与救赎的深刻蕴藏，对人们有很大的警示、规劝作用。可现在的人们，不知道为什么，变得脚不挨地鞋不沾土了，变得肆无忌惮无所畏惧了。好像什么土地，什么粮食，统统不在话下，大片大片的土地说扔就扔，说荒就荒了；土地大面积地改变用途，眼都不眨一下。神，离我们越来越远。如果还有的话，只剩下—尊众人趋之若鹜顶礼膜拜的财神爷。
据说，喜马拉雅造山仍在继续，珠穆朗玛峰每年都要增高那么一点点。地球的各大板块，也在缓慢却坚定不移地漂移着。加上我们人类永无满足地向大自然的索取造成的恶果，再加上宇宙及地球不可预知的某些变化，也许一场像“丁戊奇荒”、民国三十二年那样的大灾荒，正悄悄向我们逼近。如果果真如此，就现在的人口规模与土地状况，后果不堪设想。
也许这只是我的杞人忧天。但我还是担心“老奶奶”会再次震怒，突然降临人世，一伸手将庄稼上的最后一个粮穗也捋去……
耳畔，土神的歌声仍在萦回：“宇宙洪荒兮，天地玄黄，土生万物兮，失地乃殇”。那空旷苍凉的歌声，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渐渐隐于崇山峻岭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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