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扣

　　历史是一部旧车子，每个人都是车链上的一枚链扣。
　　某段时间，我曾一度被他的微笑迷惑，以为微笑后面的愚钝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最近几天，我又想起他，想起他的微笑，想起微笑后面包含的愚钝。我更愿意相信，他是以这种方式让我明白，对于一部旧车子，他，是不可或缺的，即使他已经离去。
　　我不知道他何时离去。这于我没有太大关系。在我的潜意识中，他不属于我，不属于我的世界，而属于村庄，属于某段时间驶过的一部旧车子。
　　秋风掠过苍穹，四野呈现出收获的韵味。一辆牛车缓慢地行驶在乡间小路上，渐渐淹没于田园风景中。顺着车把式手指的方向，我来到了那个叫陈捌拾的村庄。村子不大，百十口人，他家在村西头。
　　如果不是编撰一辑乡镇文史专辑，我与他根本没有机会相见，也见识不到他乘坐过的那部旧车子，见识不到那段经历在他身上留下的刻痕，看不到蒙蔽在那些刻痕上的灰尘，也看不到透过灰尘展示出来的微笑，连同愚钝。我以为那是一种愚钝。
　　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惊异于他的瘦小，像是水墨画中的一个小黑点，隐没于秋风正浓的乡野。在一幅画中，小黑点可以代表一个人，也可以代表一只鸟，巨大的场景面前，人或是鸟无奈地让位于或隐或显的虚无情境。那一刻，他是小的，相较于并不宽阔的街道，连同不大的村庄。他微笑着杵在巷口，像是一块黑色的街牌，眉眼间注明“陈捌拾”。
　　我的手被他用力握住，紧跟他走进院子。院子不大，三间北屋，东边一间窗外植有一株石榴树，树身下半部用青砖垒成一个镂空笼形保护座，用以抵御家畜祸害。火红的石榴花早已谢去，代之以大大小小青颜红色的石榴果。石榴树一侧蹲着一台简易压水井，锈迹斑斑的水簸箕下面接着一只铁皮水桶。
　　正屋漆木门，高门槛，土地面，土灶台，屋内杂七杂八摆放着日常用具，被长久的烟火味逐一熏染，像他的那张脸。那张脸上表现出十二分的谦恭，将满院子场景都笼罩于低到尘埃的微笑里。
　　话题从他被抓说起，到他逃回来结束。在这个过程中间，多半时间是他在叙述，绘声绘色，历历在目。像是一场电影，或是导演在说戏。我偶尔插上一句两句，询问一些细节。我惊讶于他的好记性，事情过去好几十年了，那些时间、地点、人物等等，他记得非常清楚，让人听了如临其境。
　　述说接近尾声，他站起来往我的杯子里续水。水汽氤氲了他的脸，谦恭的微笑显得有些模糊。
　　我从故事中回过神来，感觉少了点什么，像是自己的思路被他迷惑了。我喝了口茶，示意他讲一讲对这段经历有什么体会，有什么感想。他像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一时间手足无措，瞪着一双不大的眼睛看着我，嘴里喃喃着，说自己没文化，不会说，不知道说什么。我说你再仔细想想，比如你在东北被日本人押着干活的时候，你们吃什么，住得怎么样，劳工们有什么反应，说得再细一点。他像是受到一点启发，说吃的是橡子面窝头，硬梆梆黑乎乎的，每天定量供应，吃不饱，吃下去以后不好消化，拔干拉不下屎来；住的是地窝棚，潮乎乎臭哄哄的，好些人身上长疮流脓。说完这些，又陷入沉默。
　　杯子里的水一点一点变凉，空气变得有些沉寂。
　　眼前这个瘦小男人已经七十多岁了，一个人生活。我不知道他是否娶过亲，成过家，有没有自己的孩子，这些不是我关心的重点，我关注的重点是他当劳工的经历，希望他作为一枚链扣，将那部旧车子复原，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真相，了解日本人对中国人犯下的罪恶。
　　他是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小村子里，因为当劳工的苦难经历而成为我的一件素材，一种工具，我希望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借助于他的记忆，将那部车子复原。
　　在他的叙述中，我曾一度接近那部车子，并试图抵达那枚链扣的内心，看一看在那部车子的运行过程中间，那枚链扣受了哪些磨损。或许我有些先入为主罢。在见到他之前，我已经将他限定于自己所构思的文章框架中，想像他会声泪俱下地痛说那段非人经历，然后痛斥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写起文章来会顺畅许多。我的本意是，我只作为一个记述者，尽量原汁原味地再现他的真实经历，尽量不加进或是少加进自己的观点。事实证明，我失算了。
　　他让我喝茶，拾起先前我夸奖他记忆力好的话头，说自己从东北回来之后，因为脑子好使，当过生产队会计，说自己不识字，可是算账从没出过错，用心算，张口就来，强过那些上过学的学生。诉说这些的时候，他的脸上现出少有的荣光，透出一种发自内心的骄傲。那种情绪本该将他的瘦小提升得高大一些，在我眼中却适得其反，那些话之后的沉默像一只无形的筛子，将那些荣光悄悄漏掉，他复归于我眼中的最初瘦小，复归于一个瘦小的老男人。
　　我重拾之前的提纲，示意他谈谈自己受的苦，说说日本鬼子的恶，他显得有些窘，翻过来倒过去说一些车轱辘话，像是一个不开窍的笨学生，在老师划定的靶圈外不停打转，找不到关键入口。这让我有些始料不及。
　　我说你谈一谈日本兵吧，那些人你总归见过，应该有印像。捡给你印像最深的说。
　　他若有所思，谈起在一个夜晚，日本兵让他和几个劳工陪着打牌，赢了牌的日本兵很高兴，拍打他的肩膀，嘴里叫着吆西。后来不打了，日本兵示意他留下来，在火堆旁陪着说话，从兜里掏出一张合影照让他看，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是日本兵和一个穿合服的日本女人。他说日本兵说什么他也听不懂，大概是想家了，后来流着泪，咿咿哑哑唱起了日本歌。
　　听完他的叙述，我有些哭笑不得。他的叙述无疑是真实的，那些场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日本兵也是受害者，日本兵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妻子、父母、亲人，普通的日本民众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可是这些东西并不新鲜，表现这些情愫并不是那天我采访他的主要目的，也不是我文章构思的主要方向，我想从他口中听到日本人的恶，听到从他心中发出的对于日本人的恨。他让我失望了，他的微笑让我体会到了他的愚钝，或者说是愚昧。面对这个悲剧人物，我感觉到一些无力。
　　事情的结果是，采访他的那篇文章没有被采用，原因是份量不够，主旨不明，主人公没能表达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深刻仇恨。
　　那篇文章像是一部旧车子，随着时间推移而被废弃。他作为其中的主角，作为那部旧车子的一枚链条，也同时被废弃。在我的理解中，他是可有可无的。没有他，我们依旧可以用别的链条取代他，让类似的旧车子复原，让民众借此知晓日本人的罪恶，让后来人知晓中国人曾经遭受的屈辱。
　　如果不是最近中日钓鱼岛之争愈演愈烈，可能我还不会想起他，不会想起那部旧车子，不会想起他所代表的那枚链扣。我以为，那些已经成为了过去，他是微不足道的，连同他的微笑。
　　现在想来，对于他的那段经历，对于回想那段经历的过程中间他所呈现出来的微笑，对于微笑后面所彰显出来的愚钝，绝不会是一种个案，那么那种微笑，那种微笑后面呈现出来的低层次的愚钝，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启示意义呢？我曾试想着将他放入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加以考量，试图找出发生这种现像的普遍性原因，比如政治的，比如经济的，比如社会人文的。按照辩证唯物的观点，他作为一个社会人，只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那么他所生长生活的社会环境对于他的表现应该负有一种什么样的责任呢？没人能给出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疑问、沉重或是麻木，还有更多，像是一些灰尘越积越厚，将那部旧车子慢慢蒙蔽。
　　对于一部旧车子，车子的制造者已经一一亡故，后来人面对的只是一部旧车子，或者是构成车子的一枚枚链扣，无人能清澈知晓那部旧车子的制造者们，当初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意愿创造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境，是那些意愿绑架了制造者，还是制造者自发生成之，并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制造成了那部车子。
　　一切一切，是一个巨大的课题。学者给出了一些答案，读者从自己的角度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这些答案或是解读，构成了一种无形的尘埃，成为蒙蔽一部车子的必要元素。
　　话说回来，具体到与他有关的那部旧车子，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那部旧车子原本可以按部就班，他作为一枚链扣，不用被羁押，不用被奴役，不用冒着暴动时候的枪林弹雨跑回来，不用担惊受怕白天不敢走大路，徒步上千公里沦为一个乞丐，他的人生原本可以顺顺当当地娶亲生子，尽一个中国农民的本本份份，而不会被打上日本劳工的屈辱烙印，也不会被我这样的书写者所引导、所书写。
　　车子在行进，警钟再次鸣响。你我也是构成车子的一枚链扣。同样的屈辱面前，我们会微笑吗？
　　 [ 本帖最后由 青衫子 于 2012-9-20 14:51 编辑 ] 水墨画,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