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布西施

　　有关“三尖子”的说法是个老话儿，也就是说，家里排行老三的孩子无论是模样还是脑瓜都比其他兄弟或姐妹要拔尖。我们家的“三尖子”我的三姑就是这样。论个头，她比别的姑姑都要高出半头，虽然长得不算出奇得漂亮，却透出一股耐看劲。听说还没灶台高，三姑就会刷碗了。十几岁的时候，三姑已经是田里、家里的一把好手，丝毫不比成年的女人差。三姑跟别的姑娘一起学绣花，针脚就是比别人细致。她拿起抹布擦拭家具与窗户的架式，好像带有某种节奏，能把人看呆。来家里的人无比夸赞地说：“你们看看，三姑娘一回家，抹布就像长手上一样，不停地擦。”后来，三姑的工作大都与抹布相关，我就想到，那人真是个预言家，他的一句话，总结了三姑几十年的生活。
　　这样的三姑，让很多家里有小伙子的大人们眼红，有事没事找三姑聊个天，或者绣个花。甚至有远处慕名而来的，装作路过，却给爷爷发一盒好烟，然后问起三姑的年龄和意愿。那时候，他们话里有话地问三姑，“姑娘，你以后想去哪个村啊？”三姑一脸不好意思，听大人们说，那时候的我总会抢过话“我三姑哪儿也不去，就在我们家里！”
　　那是不久后，一个喜欢保姆的放羊人来过几次，爷爷奶奶就同意让三姑跟山那边梁庄的一个小伙子订了亲。那个时候，他还在读初中。
　　两个人只见了一面，就把亲事订下来。后来，三姑就没完没了地给她未来的丈夫绣鞋垫。逢年过节，她也去，他也来，我叫他姑夫，他脸红着问我干啥，却不好意思应。我这位三姑夫非常有出息，读完初中读高中，然后顺利考上了大学。那时候，三姑已经为他绣了无数双鞋垫，也做了很多双千层底的鞋。大部分都因为小了烂了，也不知道被扔到哪儿了。
　　那时上大学包分配，村里人都羡慕三姑命好，见了面打打闹闹，说三姑，你还那么勤快干嘛，一天抹布不离手，你得把手养得细细嫩嫩的，好好学做城里人。而奶奶对于三姑一进未来婆家的门就家里家外干活的事儿，再也没训斥过。
　　我们村还没出过这样的事：一个姑娘眼看就要变成城里人。三姑在外边羞涩，回到家里羞红了脸问我妈，“楼上楼下是什么个样儿？”可是她的未婚夫已经好久不来了，放了假也不来，说是作业太多。三姑还是一个劲地绣鞋垫，在地里种蓖麻，把一团乱麻理清捏成绳，穿来引去纳千层底。有一回，他去未来婆婆家，未婚夫竟然对她做的鞋表现出烦躁，说，以后别做了，你不嫌累？后来三姑看到炕边放着的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便对他说，穿不穿是你的事，做不做是我的事。
　　眼看好几年过去了，在别人眼里，三姑当城里人的梦想很快就要实现。为了能让三姑跟城里人走得更近些。我们家亲戚介绍三姑去城里当保姆。爷爷还特地拖媒人去问了问她的婆家人，对方也说没意见，让孩子去外边见见世面吧。三姑这才进了城。
　　那是八十年代的农村，退婚是极罕见的事情，离婚更是没出现过。所以三姑压根没想过她的婚事会出现变动。她到了城里，给一家人洗衣、做饭，帮人家看孩子。后来，他的未婚夫就把这几年的布鞋和鞋垫送到她的面前，她一下傻眼了，问对方，你嫌我哪儿不好？我这位三姑父说，你哪儿都好，可我要的是一个妻子，不是保姆。“保姆”像是一根刺一样扎在三姑的心里。后来她发现鞋里有二十块钱，这算是给她六年感情的赔偿。
　　三姑自然就不再做保姆，她一幅无所谓的样子，别人都说，这孩子心大。可三姑明显瘦下去，显出憔悴来。
　　爷爷奶奶似乎为了争口气，再次挑选女婿时，将能否有进城的可能当成一个重要条件，似乎是向他们上一届亲家宣战，不通过你们这大学生，我们姑娘一样当城里人！
　　在婚姻的事儿上，三姑没有发言权，她很快又跟另外一个小伙订了婚。虽然模样长得不如她的前男友，更不是什么大学生，可听说这位的姐姐在市里，眼看就要帮他介绍工作。
　　介绍工作不假，后来还真去了，送煤气。虽然是临时工，但必竟进了城。
　　村里人还是说，人家三姑娘就是有当城里人的命。可没过多久，闲话就传开了，说她的未婚夫把一个小保姆的肚子给搞大了，对方不干，把他胳膊都给打折了。三姑是最后一个听到消息的。她老远看见他胳膊上架着的绑带就知道这是真的了。
　　三姑也没理他，背着个筐就走了，说地垄上的草都长荒了，她得去修理。
　　人们都说，三姑娘的心就是大，要放自己，不得把这男人打个半死，竟然还傻乎乎非要让家里把订婚的钱给还回去。
　　两次被退婚以后，三姑就被耽搁了，原来上门求亲的人很多都结了婚，剩下的人，家里条件好的嫌弃她退婚的经历，有的还四下打听，这姑娘是不是有啥毛病？
　　三姑到了二十五岁还没嫁出去，跟她同龄的姑娘大都已经生过两个孩子了。我的舅太奶奶甚至责备起爷爷，那么好的姑娘还老在家里，就怨你这个当爹的，并且逢人就说，快给我们三姑娘找个婆家，你们快看看，多好的三姑娘！说着眼睛就湿透了。
　　偶尔来提亲的，要么是死了老婆的，要么就是身子不利索。三姑什么也不说，还是照常把屋里擦得一尘不染，把院子里的柴禾都码放得极为整齐。直到教书先生的儿子出现。
　　2、
　　教书先生是我们村很多年里出过的唯一一个教书先生，在他之前至少两三辈是没有的，在他之后就更没有。爷爷和大爷爷都上过私塾，论四书五经、论写字、算数都比教书先生强出一大块。但教书这个行当没多少钱可赚，谁家里都有几张嘴等着吃饭。可是教书先生不一样，他天生就是近视眼，干农活显然不占优势，所以就果断去教书，一辈子辗转于各个村落的小学，有关他的笑话流传得极为广泛。也有人说，他这辈子做得最善良的一件事，就是没在本村教学。那个时候，教书先生的钱依旧不算多，至少是比不上爷爷出去修路挣得多。加上，他的儿子们都不算勤快，找对象也有点困难。
　　当教书先生找人来提亲的时候，爷爷先是惊讶，接着想都没想，就摆起了手。教书先生虽然跟爷爷的年纪相仿，但是他的辈份小。他得管爷爷叫叔，而他儿子得管三姑叫姑姑。我平时都叫他大哥。这位大哥还比三姑小了好几岁。答应这门亲事，无疑就是“卖了辈份”，整个家庭都跟着吃亏。
　　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并不少见，最为夸张的是隔着两辈的人竟然做了夫妻，前几天还叫着“爷”。几个月过去，“孙女”就有了“爷”的孩子。因而，我们家族的人也想得开，不能因为这个名份，把孩子给耽误了。就这样，三姑的亲事又一次订了下来。那段时间，我们两个家族在称谓上异常混乱。没准刚看见教书先生的时候叫爷爷，过一会儿又从嘴里吐出来“大伯”两个字。叫的人和应的人常常笑作一团。
　　订婚没多长时间，三姑就结婚了。两家隔着二三百米，为了让嫁娶的过程显现出来，迎亲队伍特意上别的村绕了一圈。那一天，村里人都两边跑，也有替三姑祝福的，说她可嫁出去了，也有替她叹息的，差那么一步就变成城里人了。
　　三姑的婚礼之所以让我记忆深刻，是因为孩子们依照乡俗用棒子粒打“新媳妇。”我来回喝斥那些孩子停手。那时，我正处于换牙期，两颗早已经松动的牙齿被邻居家的桃娃用一把玉米粒给打掉了。
　　满嘴的血吓得我哇哇直哭，三姑被人抬走的时候，我正跑到桃娃家里，让他们赔我牙。所以，我没看到他们说的三姑哭得红肿的眼睛，也没看到三姑头顶上大红的珠花。
　　教书先生家的窑洞比别人家的要高出一半来。我一直好奇，高出一半的那部分是什么？他们家的门槛极高，也结实，门框上雕着花，听说有些年头了。听说他家原来是地主，放在别的村，可能得受不少的罪，可我们村不一样，数来数去就那么几个人，也跟外界隔着，这使他们的房子能保持完好无陨。屋子里很黑，右手边有一个看上去很结实的雕花木梯，直通向上层。是一间阁楼。阁楼的门常年锁着，不知道里边放着什么，有的人说是杂物，有的人说是几个古花瓶，很值钱。
　　这几间窑洞是依着山体挖的，里边用石头做了。其中一间为了给三姑当婚房，刷了白的灰，但是石头的棱角和石头间的缝隙依旧清晰可辨。
　　三姑坐在炕头，给三姑父绣花。三姑父成了家，就跟着别人去煤窑上班了，倒班，有时候很晚才回来，有时候天不亮就要走。三姑说自己住在这样的老房子里害怕，总是叫我去跟她做伴。她依旧是闲不住，拿一块抹布把教书先生家里擦得干干净净，就连木梯与门槛都不放过。
　　假如时间一直这样下去，或许也不错。过着不穷不富的日子。反正有几块地可以维持生活。
　　那是几年以后，这些之前很少出村子的人，开始出门讨生活。他们涌向外地，更多的则是涌向当地的小城。
　　村里的年轻人跟风一样都走了，留下的大多是老弱病残，有的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老弱病残，也纷纷把牛羊卖掉，把孩子丢给长辈，把门给锁上，垒上一堵没过大锁的墙。
　　三姑在出去不出去之间做着选择，她有三个姑娘，在生了两个姑娘以后，三姑夫依旧渴望儿子，于是生下了老三，没想到还是个姑娘。如果出去，自己能干什么？如果不去，钱又实在不够花。山区的地要靠天吃饭，够一家吃食虽然没大问题。可朋友亲戚都进了城，村里的风俗，小孩要过满月，要过百天，一周生日或者十二岁生日。还有红白喜事、盖房子庆典等等，看上去喜庆的宴会其实都是生活张开的大嘴。出去的人挣得多了，难免要多随礼，如果你随得少了就不好看，要跟着别人的步子，实在又太难。人情礼往，像是一场战役。人们的钱不断叠加着还来还去。听说，有一位实在没有什么可庆祝的，干脆整了一个祖母逝世十周年。村里人礼数大，在他们眼里，不随礼，还怎么活人？
　　3、
　　三姑夫去城里找工作了，轻快的挣钱少，赚钱多的他又嫌累。总之，每次出去拿钱比回来拿钱还要多。幸亏随着国家政策变化，教书先生的工资越来越丰厚，多少可以给他们贴补一些。
　　村里出去的媳妇们来了电话，叫三姑出去干活。三姑听犹豫了几回还是去了。她的小老三不到岁，还没断奶。她在饭店里给人家刷盘子、打扫卫生，乳房胀得生疼，她心里想着孩子一定哭得不像样，所以连个电话也没敢打。后来，我回乡后，跟她睡在一个炕上，她讲起这段经历来，说，三儿竟然没有哭，就是一样，天天晚上不睡觉，坐在门槛上看月亮，说我妈说了，太阳升起来，她就回来了。每次，三儿都在门槛上睡着，再让奶奶抱出屋里去。我听了也感动，说，三儿真懂事，也是个三尖子。三姑没说话，我听到三姑喉咙里有点哽咽。
　　饭店黄了，最后两个月，老板已经发不出工资，三姑又被介绍到一户人家当保姆。她在炕上，我们俩并行躺着，她说，人家岁数比我还小很多岁，也都是农村出去的，两口子天天也不忙什么，在电脑上打打字，然后接几个电话，有时候出去吃几顿饭。就有人把钱打到账上。他们的孩子用的湿巾，比三儿一个月的花销还要多。
　　那几年，小城保姆的工资低。三姑每天洗衣、做饭、跪着擦一百多平米的地板，偶尔还照看孩子，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五百。她在水池边能把一块块抹布拧得再也滴不出水，可她却挤不出回家的时间，三姑夫每月会把钱取走。她有时候留二十，有时候一分也不留。
　　又有几年过去了，三儿到了上学的年龄，村子里因为孩子太少，学校也给取消了。别的留守儿童都随父母去了城市。三姑也只好把孩子们带走，他们租了一间半民房，里边是卧室，外间白天做饭、洗衣，等到晚上，把一个沙发打开就变成了孩子们睡觉的床铺。
　　我从外省带着孩子回家，三姑接我们去出租屋落脚。她特意去买了一块肉，又买了一把香蕉。他们的出租屋非常干净，三姑把沙发床展开，铺一块布，又铺几张报纸，在上边放了案板擀起了面。因为高度不够，我感觉到她很吃力。三儿从学校回来，惊奇地问，妈，你买肉了？还买了香蕉？三姑一边擀面一边喘着气说，你姐姐好不容易来一次，也没啥好招待的，就买了点这！
　　饭后，有小孩来找三儿，是我们邻村的小姑娘，也来市里上学。与三儿不一样的是，她的语言已经沾上了城市气。她催三儿，你快点，老师让买的书还没买去呢。这时三儿才回过头低声问，妈，你还有钱吗？
　　三姑从口袋里给她找。一边找，一边说，城里的日子不好过，没有钱，一天也活不下去！
　　三姑夫的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个正常收入。三姑还是决定让孩子们去吃小饭桌，她自己去一个饭店里上班。那是我临走的时候，她的电话没打通，我照着地址直接去了她上班的地方，我看见她在玻璃窗里边用力擦拭着桌子，干得那么投入，好像把什么都忘了。后来发现我们，她跑出来，一脸欣喜地说，她的工资又涨了些。她自己庆幸：“够我们一家子在这儿过活了！”
　　后来才知道，她和另外一个保洁员两个人干了三个人的活儿，所以才涨了工资。当人们有时候调侃起，她如果嫁给大学生或者送煤气的都不至于这样受苦的时候，她却说，村里的媳妇们不都这样吗？
　　我那天想象着他们一定在城市里呆不久，可能很快就要回到老家去，可是他们竟然一直生活了下去。三姑农忙的时候说啥也要回老家种地，她一方面像一棵植物牢牢抓住水分那样，在城市里努力扎下根，一方面却在想，这些人到底在城里干什么？他们要是回村里，我就跟他们一起回。别人也可能跟她一样的想法，所以，城市里流动着很多我们熟悉的面孔，却很少有人丢下一切，踏上回家的路。
　　那些原来骄傲的好女人或者有着刁蛮的名声的女人，大多以一块抹布为支撑在城里闯荡。我有时候想，她们能为自己，为家庭擦出一个明亮的春天吗。可是她们回到村里的时候，又一个赛一个的光鲜，似乎告诉别人，她们就生活在春天里。也许真相又并非如此，哎！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