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散文：在河阳的日子

　　                 在河阳的日子
　　                 ——潘安自画像
　　                     一
　　古往今来,有多少贤能之士在小地方做出了一番成绩，留下了美名。你看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七十二贤人之一的宓子贱治理单父这个地方，因善于用人，自己每天只弹弹琴，悠然自乐，很少走出公堂，依靠众人之力就把单父治理的很好。而年仅18岁的尹子奇被齐宣王派去治理东阿，不仅把东阿治理得井井有条，还击退了魏国的进攻。西汉人朱邑年轻时曾担任桐乡的啬夫一职，负责一乡的诉讼和赋税，因为仁厚廉洁，深得民心。官至大司农的朱邑临死前对儿子说，一定要把他埋在桐乡，当地的乡亲父老对他的祭祀一定比自己的后代子孙祭祀的还好。朱邑死后，桐乡人民果然为其起冢立祠，按时祭祀，至今不绝。春秋末期吴国人、列入孔子四科十哲的子游治理武城时，弦歌声声，依靠礼乐教化百姓，政绩斐然。骏马在坦途上跑得欢快，潜龙跃于洪波会更加矫健。您弱冠之年就成了宰辅的属官，而立之年又到河阳任职。您的名声远扬芬芳胜过秋兰，写诗作文也如春花般绚烂。人们称赞的多是像您这样天资英发，德才俊美之人，怎会去称道那些官高禄厚之人呢？
　　这是潘尼写给我的。当然，他写的并不像上面我陈述的那样啰里啰嗦，实际上是一首题为《赠河阳》的五言诗：密生化单父，子奇莅东阿。桐乡建遗烈，武城播弦歌。逸骥腾夷路，潜龙跃洪波。弱冠步鼎铉，既立宰三河。流声馥秋兰，擒藻艳春华。徒美天姿茂，岂谓人爵多。
　　潘尼是我的侄子。其祖父潘勖，东汉末为尚书右丞，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一代枭雄曹操被汉献帝册封为魏公，加九锡，《册魏公九锡文》正出自潘尼祖父的手笔，之后历朝历代的九锡文，无不以此文为渊薮。其父潘满曾担任平原太守，也以学行著称于世。我的祖父潘瑾和父亲潘芘也都做过官，一个是安平太守，另一个则担任过琅琊内史，都是二千石级的地方大员。我之所以这么不厌其烦述说这些，只是想说明潘尼并不是我的亲侄儿，只是族侄。
　　我本名叫潘岳，字安仁，后世的人更喜欢把我的字中的“仁”字省掉，称呼我为潘安。潘尼只比我小3岁，虽然辈分不同，但因为年龄相近，我们却像好朋友一样要好。不然，当我在担任司空掾属时，潘尼写给我的赠诗《赠司空掾安仁》里也不会写下“坐则接茵，行则携手。义惟诸父，好同朋友”这样的诗句。这次我离开京都前往河阳，早已辞掉官职，在家照顾老父亲的潘尼前来送行，写下了这首《赠河阳》。而当我四十多岁时任长安令时，潘尼又写下四言诗《献长安君安仁》相赠。当然，这都是后话。我不知道我们血缘关系不是太近，潘尼是不是该为此感到庆幸——当我54岁那年遭遇灭门之灾时，很多亲人都被株连，侄儿潘佰武因逃难及时，捡回一命，其他亲侄全部被杀，而潘尼却因为是族侄，反而没被株连，逃过一劫。当然，这更是后话的后话。其实，此次临别之际，我最想说的是，对侄子的这番深情厚谊，对他的热情鼓励，我只有强打精神表达深深的谢意——侄子啊！你能体谅叔父我内心深处，悲伤正奔流不息，一如我前往的河阳城边的黄河之水吗？
　　                       二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远在天涯海角，而是你在她身边，她却对你视而不见。我有过这样的生命体验，不过，我说的并不是男女私情。
　　古人把山之南，水之北称为阳。河阳，顾名思义就在黄河的北岸，而我大晋王朝的京都洛阳与之隔河相望，二者相距并不太远。尤其泰始十年（公元274年），我朝大将杜预在黄河上建起了浮桥，更使得“天堑变通途”，由河阳前往京都显得格外容易。可我在河阳的日日夜夜里，总觉得京都并非近在咫尺，相反却那么遥远。
　　在一个阴云四起的傍晚时分，我信步登上河阳城，但见夕阳西沉，黄河奔流不息，白色的水气笼罩着山岭，汹涌的波涛拍打着崖岸，归雁的影子映在长有兰草的水中小洲边，游动的鱼儿荡起一层层波圈。寒蝉鸣叫，一声高过一声，金黄的菊花竞相开放。相信我这样描述，你也禁不住感叹：好一幅美景！但我对这样的景致却无心欣赏，我伸长脖子向南边的帝都望去，雄伟的大厦门却难以看见，只见北邙山格外嵯峨。
　　我所管辖的河阳城里，众人扰扰，风俗浇薄，人们活着既像浮萍在水面上随波飘荡，也像松萝寄生在松树上，没有主心骨。你看西汉人朱博担任琅琊太守之后，很快改变了当地齐人迟缓、妄自尊大的陋习。蓬草怎能长得笔直，不过是“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罢了。我是不是也该向朱博学习呢？如今我所处的位置如春秋时身不下堂而使单父治的宓子贱一样，惭愧的是我却无宓子贱那样的德行和治绩。
　　是的，在河阳，我常常用这些古人的事例来激励自己。
　　人生天地间，谁能活百岁呢？人的一生既像那敲击石头发出的火星，也像那狂风中卷起的尘埃，都不过转瞬即逝而已。我怎能嫌弃县令一职的轻微呢，最该担心的还是没有美好的声誉吧！
　　想想那春秋时的齐景公身为一国之君，职位不能说不高，但因不行德政，死后却没能留下好的名声，以致《论语》里也专门提及：“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而西汉的朱邑在桐乡虽职小权轻，却因爱民如子，百姓歌颂他的歌谣流传至今。可见一个人只要足够谦逊，善于约束自己，一定能得福，而骄矜自得总会招来祸害。既然命运让我与河阳发生联系，那我就该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职责，不辜负这一方百姓对我的期待。
　　这些道理，我都明白，也给自己说过无数遍了。可我的心呀，为何还如此悲伤呢？
　　                    三
　　河阳是这样一个巴掌大的小地方。
　　我朝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的是州郡县三级管理体制，按照我大晋的规定，稍大点的县,长官称为令，稍小的县则称为长。我此次出京所任官职的正式称呼是河阳令，说到这里，你就该知道河阳不过是当时稍大点的县而已。这么一说，你也该知道为何我的侄子在《赠河阳》里尽用单父、东阿、桐乡、武城这样的小地方来鼓励我“位卑未敢忘忧国”——千万不要因为官职低，辖区狭小而忘记自己的职责，难道获得好名声的都是些身居高位的达官贵人，说到底，最终还是一个人的高洁品行会赢得更多赞扬。
　　话虽这么说，可让悲伤彻底遁去，精神从此焕发起来还真是不易，尤其像我这样多愁善感之人。
　　“位莫微于宰邑，馆莫陋于河阳。”我在《河阳庭前安石榴赋》中这样写道。在这样的小县，馆舍简陋得让人不敢想象。如果让我描述我所居住的环境，土阶，矮墙，潮湿，阴冷，疏不挡雨，这样的字眼一定会出现在我的笔下。还好，这里也并非一无是处。“虽小县陋馆，可以遨游”，尤其馆舍的庭院里种有石榴树。你看这汉武帝时，张骞从西域引进的石榴真乃“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无论是在狭小的庭院，低矮的土阶短墙上，还是长满青苔的墙壁，布满苔藓的房瓦上，都能“处悴而荣，在幽弥显”。它的花朵可以玩赏，果实也着实珍贵，既可以进献给王公大臣，也可以用来祭祀鬼神。石榴怎能因环境的狭小简陋，而改变它自身坚贞的节操呢？“果犹如此，而况于人？”是的，我就是这样以石榴喻人，来宽慰我自己的。
　　四年后，当我被调为怀令，在怀县，我曾感叹“小国寡民务，终日寂无事”。其实，在小小的河阳，又何尝不是这样。好在我并没完全放纵自己，闲来无事，我带领民众栽花植树，不曾想这一举措竟让河阳处处桃红柳绿，以致后来有人称之为“河阳一县花”，我本人也荣膺“花县令”。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千载之后，当地民众仍念叨我的恩德，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我的爱民故事和传说，说我是有史以来河阳最贤能的县令云云。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此，我也该含笑九泉了。还真应了我在河阳所写的那句“桐乡有余谣”。
　　在河阳，也不是无人可言说。四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里，我结识了一位名叫公孙宏的寒士。随着交往的加深，我慢慢得知一些他的身世。原来公孙宏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河阳人，老家在谯县，自小孤苦贫穷，来这里靠给人种田度日。我们惺惺相惜，不仅仅是公孙宏的不幸身世打动了我，更难得的是，公孙宏善鼓琴，也擅长写文章。想想吧，在公元三世纪，在一个小小的县里，能找到一个可与之谈诗论文的同好，该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啊！更何况，在河阳那些度日如年的灰暗日子里，公孙宏的琴声让我又排遣掉多少落寞和无奈啊！
　　                     四
　　我不知道是不是该说说我的过去，我以前经历的种种。
　　我自小与父辈在巩县生活，19岁那年，发生了一件天翻地覆的大事——魏元帝曹奂把皇位禅让给了晋王司马炎，大晋王朝建立了。这一年的年号也由魏国的咸熙二年改成了晋朝的泰始元年，我们也从魏国子民变成了大晋子民。
　　这一年，因为晋武帝司马炎大肆封宗室为王，晋武帝的叔父司马伦受封为琅琊王，我的父亲很荣幸地被琅琊王司马伦选中，任命为琅琊内史，派往他的封国主持政务，我也就随父亲去了琅琊。不过，我在琅琊待的时间并不长。20岁时，我就被司空太尉府征召，并被推举为秀才，从此踏入了仕途。
　　来到帝国的心脏，我仰慕已久的京都，不仅仅是踏入仕途，翻开了我人生的另一页，也让风华正茂的我出尽了风头。是的，“掷果盈车”的事正发生在这一年，而因为我经常与另一俊美男子夏侯湛一同出游，被人们誉为“连璧”。我的貌美之名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四处远扬的。以致让我现在想来，仍禁不住感叹，年轻真好！那时的我该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两年后，也就是泰始四年，我大晋王朝为表示重视农业之意，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藉田仪式，兴奋异常的我就写了一篇《藉田赋》，对此事大大颂扬了一番，谁知由于文章写得太好，名声太大，反而遭人嫉妒，十年之内竟一直没能升官。
　　聪颖异常的我自小就被乡人视为“奇童”，认为是汉代终军、贾谊那样的人才。12岁时又被荥阳郡的杨肇称赞为“国士”，杨肇还主动提出,将来让他的女儿嫁我为妻。如果你了解了这些，了解我的早慧,了解了我过去的峥嵘岁月，你就该知道“栖迟十年”里的我是何等的抑郁和愤懑。
　　十年，人生中能有多少个十年？
　　好吧，就让我坦白说出自己来到河阳的真实原因吧。
　　十年里一直没能升迁，我归罪于当时主管吏部的山涛以及王济、裴楷、和峤等人。我总觉得是他们阻塞贤路，压制人才，使我不能在官场上春风得志，一展怀抱。于是我写下了一首《阁道谣》，表达的是这样的意思：宫中阁道的东边有条大牛——我暗指的是山涛，王济牵着牛套在前，裴楷牵着牛后面的皮带跟在后面，和峤则跑前跑后，忙个不休。
　　乍一看，你可能以为我表达的意思的是，王济、裴楷、和峤三人巴结奉承山涛。实际上，我这么写是讥刺山涛像牛一样被三人拴上套，套住了。当然原文并没这么复杂，只有区区19个字：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楷鞧，和峤刺促不得休。
写完后，我觉得还不解气，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它“发表”在宫中阁道旁的柱子上，也好让朝中大臣都能看到，一解我心中压抑多年的怨气。都说冲动是魔鬼，果真如此。没想到，最终东窗事发，一纸调令下来，我被迫离开京都，来到了河阳，开始了我的贬谪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