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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散文

与医院相关的一些记忆

2022-01-09叙事散文摇曳风铃
从2020的冬天开始,一直持续到嫣红的春天抵达,赏雪和踏春的脚步被一个叫冠状病毒的传染病阻隔,医院成了暴光率极高的地方,第一次这么持久和连续地看到白衣天使们的工作场景,可歌可泣,又可叹可悲。每天被疫情左右视线和心情的不仅是湖北和武汉,还有全……
  从2020的冬天开始,一直持续到嫣红的春天抵达,赏雪和踏春的脚步被一个叫冠状病毒的传染病阻隔,医院成了暴光率极高的地方,第一次这么持久和连续地看到白衣天使们的工作场景,可歌可泣,又可叹可悲。


  每天被疫情左右视线和心情的不仅是湖北和武汉,还有全国民众,这不小的战役在每个人的脑海里想必也是炮火硝烟。在睡不着的夜里,思想就飞出很远,关于役情关于医院关于死亡。甚到消沉多年的与医院有关的往事也渐渐重新被打捞出水面,它们翻滚在我的意识里,清晰可辩。

  我对医院的认识,起初来源于邻居家的大姐,她插队招工后不久就被推荐报考到父亲单位的职工医院做护士。我有次去医院看到她衣袂飘飘的白大褂,心里轻微地羡慕了一下,白大褂的含义比普通工作服深刻。

  印象中幼年的我身体并没有比同龄人健康,去医院像是常有的事。我父亲在世上常说我最应当感恩的人是一位白姓伯伯,当我还在襁褓里时,医治了一场几近夭折的生命。而那时,父母其实对小脸黑紫不进汁水的我已经放弃了希望,还告诫我尚未成年的姑姑,在我断绝了呼吸的迹象被丢进荒郊野外时,别记了带回包裹我的棉花褥子。上帝没有收留我。在我心里,白伯伯是神一样存在的人物,他用近乎神性的举施唤回了一个长大无碍于社会进步的人。这是父母讲给我的故事,他们的语气里充满了赞叹和崇敬。而我成年后始终没有见过救我于死亡险境的恩人伯伯,那时我家已搬离彼地,相邻的两家成了被时空隔绝的朋友。

  而我意识里第一次患病就医的记忆应该是十岁之前。依稀记得是母亲晚班的时候,她把我带到职工医院。我记得大门进去,平行于长廊的一排房间门牌上写着科室的名称,院子中央是一座流淌着涓涓细流的假山,山上长满了绒绒的青苔。母亲领我看了病,然后把我放进细纱间更衣室的回花框里,继续她的工作。应该是冬天,我和衣躺在里面睡了一觉,隐约记得其间有母亲的工友来看我,说我的小脸不红了,大约是发绕已经退了。那时我不知道外面的天是黑的还是已经亮了,更衣室灯火通明,我自然也不记得是怎样回的家。

  第二次患病的季节我记不清了,是换成了父亲背着我。还有那家医院,座落在父亲单位后来新布场的地址上,离车间很近,都是方便职工就医。我记得父亲背着我路过锅炉房的煤场时,我看见一条很宽的皮带正驮着煤从地面运到很高的锅炉里,我看得新奇,就有点忘乎所以,我说有病真好,可以不上学,可以看风景。父亲呵斥了我,感觉差点从他背上掉下来。父亲在我所认识的所有男性中,是极为严苛的,很少看到他充满微笑的脸。我趴在他肩上,不再说话,感觉天眩地转。

  我第一次住院,是十八岁那年的夏天。忽然像坐在被人狠狠抽打的陀螺上,我不敢睁眼,似乎一睁眼就被抽进漩窝的中心。于是住进了搬迁后的职工医院。那时我已算半个职工,我在正式参加工作之前,在父母的单位做临时工,而那天,我原本是要上中班的,平常一起上班的邻居同事来叫我才发现痛苦不堪的我,带我去了医院。我母亲下班后来医院看了我,她坐在我的床边,说了很多话,我现在还记得母亲当时的样子——我一直活在反叛之中。我不知道那次医生给我的诊断结果,但还是听医生的话在医院住了一周,其实两天后就基本恢复正常了。除了输液,有大半无所事事的时间需要打发,而那时我姐正好在自学日语,我就拿了本她放在家里的书,跟着读:卡咳酷克优。同样又是那种逃逸后的暗自欣幸,小时不用上课,长大不用做家务了,住院成了一件美事。其间,有两件事记忆忧新,一是恰逢中秋,医院电视房的黑白电视正在放映大约是晚会什么的节目,其中一段舞蹈是《雁南飞》。我一向喜欢看芭蕾舞,我倚在电视房后门框上,对着电视里那对深情演绎生离死别的肢体表演,热泪盈眶。显然,除了为舞者传达出的内容,还有为自己十二岁从吴清华和喜儿而来的舞蹈梦想的完结,在心里缠绵了五年的舞蹈梦想戛然而止,眼泪成了梦想最后的祭奠。我知道我的人生必将由一个纺织厂的纱女开始乃至终生不变,那年我18岁,不大不小的一场疾病是我的成人礼。

  第二件事,是病房一位与我同龄的女孩有天没有拿到药,有点寡欢,我向她递过我的药说,这药颜色大小都一样,给你吧。她没有接收,声音低了下来说算了。后来我才知道,便是颜色大小一样的药,也未必是可以互补有无的。但那次的事,我发觉自己还是很博爱的。出院后,医生建议我到市中心的大医院去彻底的检查。我不知道当天是谁陪我去的,去的那天恰好做脑电图的设备坏了,有点惘然也有点庆幸。返回路过市中心的东方红广场,有很多个照像点,我顺便拍张,作为小病初愈的纪念。

  三年后的第二次住院,我已正式参加工作,住进了自己的职工医院,因为头部突然的疼痛。我的主治医生姓袁,其实是位中医大夫,但对西医也有涉及,除了点滴就是白色的药片。同样有两件需要记录的事。一是邻床一女患者因为自费的药给了别人而愤懑不平,说是很贵的药,保肝的。二是我的主治袁医生和当时的刘院长正着手一篇医学论文的撰写,他们选择的誊稿人竟然是我。我自然很欣喜,工工正正的誊抄完毕,却听到他们说,原来我的假行揩更洒脱。言外之意有点遗憾。那篇论文的标题应该是《论胃萎散对胃病的疗效》。不知道后续如何。

  八十年代两次住院的起因都是头部问题,之后再没有出现过,后来才知道是颈椎病在作出祟,是不是懵懂头脑的轰然觉醒以阵痛和眩晕的形式来表现,从此乍现了灵光,促使我在写字的路上瞬间开窍,于是有了一些乱七八糟却真实再现生活面貌的汉字诞生?我这样大言不惭的解释对于前期所有的医学症状也算是个安慰。

  之后和医院的交集就少了,尽管那时候与我儿时相同念头的人并不少,医生的诊断证明可以成为休工的假条,而能休一天工对纺织厂的女工来说,无疑于旷日持久节奏密集劳动的一个假日。我则从不纠结于一个请假条换来的休息,对于每份工作,都投入了相当的热情,加班成了幸福的事。大约也缘于摆脱锯齿厂房里单一季节的羁绊,所以仰望蓝天不再难得,工作成为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与医院更少的交集并不代表与病人少了干系,去医院慰问和参加追悼追思一年也会有几次。最为频繁的一段时间应该是我公公和我父亲相继住院的日子,医院一度成了半个家。后来他们哥俩又相继归天,对于医院就有了深切地恐怖,便是在梦里呈出,也会令我惴惴不安。医院里一系列的白色元素构成了疾病和死亡的存在,我很长一段时期避之唯恐不及。当然对于在医院里新生命的诞生和健康出院却是令人十分兴奋的事。

  如今的职工医院早已更名换姓,连职能也不及从前了。从前我们和那些谈笑风生的医生护士都署名于同一个单位,自然有可以表现的亲近,现在却基本被一张张严肃有加的陌生面孔取代,医患关系回归至本来的属性了。

  这对有过职工医院就医经历的人来说,总归有些落寞和失望。特别是在医生或护士面前流露出卑微和乞求的神色时,就会怀疑企业主人身份的真实。看到医院里来来往往的各色人流和床位上等待宣判生死的患者,心底都也会顿生怜悯。医院成了心里的禁忌却又不得不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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