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医院相关的一些记忆

　　从2020的冬天开始，一直持续到嫣红的春天抵达，赏雪和踏春的脚步被一个叫冠状病毒的传染病阻隔，医院成了暴光率极高的地方，第一次这么持久和连续地看到白衣天使们的工作场景，可歌可泣，又可叹可悲。


　　每天被疫情左右视线和心情的不仅是湖北和武汉，还有全国民众，这不小的战役在每个人的脑海里想必也是炮火硝烟。在睡不着的夜里，思想就飞出很远，关于役情关于医院关于死亡。甚到消沉多年的与医院有关的往事也渐渐重新被打捞出水面，它们翻滚在我的意识里，清晰可辩。

　　我对医院的认识，起初来源于邻居家的大姐，她插队招工后不久就被推荐报考到父亲单位的职工医院做护士。我有次去医院看到她衣袂飘飘的白大褂，心里轻微地羡慕了一下，白大褂的含义比普通工作服深刻。

　　印象中幼年的我身体并没有比同龄人健康，去医院像是常有的事。我父亲在世上常说我最应当感恩的人是一位白姓伯伯，当我还在襁褓里时，医治了一场几近夭折的生命。而那时，父母其实对小脸黑紫不进汁水的我已经放弃了希望，还告诫我尚未成年的姑姑，在我断绝了呼吸的迹象被丢进荒郊野外时，别记了带回包裹我的棉花褥子。上帝没有收留我。在我心里，白伯伯是神一样存在的人物，他用近乎神性的举施唤回了一个长大无碍于社会进步的人。这是父母讲给我的故事，他们的语气里充满了赞叹和崇敬。而我成年后始终没有见过救我于死亡险境的恩人伯伯，那时我家已搬离彼地，相邻的两家成了被时空隔绝的朋友。

　　而我意识里第一次患病就医的记忆应该是十岁之前。依稀记得是母亲晚班的时候，她把我带到职工医院。我记得大门进去，平行于长廊的一排房间门牌上写着科室的名称，院子中央是一座流淌着涓涓细流的假山，山上长满了绒绒的青苔。母亲领我看了病，然后把我放进细纱间更衣室的回花框里，继续她的工作。应该是冬天，我和衣躺在里面睡了一觉，隐约记得其间有母亲的工友来看我，说我的小脸不红了，大约是发绕已经退了。那时我不知道外面的天是黑的还是已经亮了，更衣室灯火通明，我自然也不记得是怎样回的家。

　　第二次患病的季节我记不清了，是换成了父亲背着我。还有那家医院，座落在父亲单位后来新布场的地址上，离车间很近，都是方便职工就医。我记得父亲背着我路过锅炉房的煤场时，我看见一条很宽的皮带正驮着煤从地面运到很高的锅炉里，我看得新奇，就有点忘乎所以，我说有病真好，可以不上学，可以看风景。父亲呵斥了我，感觉差点从他背上掉下来。父亲在我所认识的所有男性中，是极为严苛的，很少看到他充满微笑的脸。我趴在他肩上，不再说话，感觉天眩地转。

　　我第一次住院，是十八岁那年的夏天。忽然像坐在被人狠狠抽打的陀螺上，我不敢睁眼，似乎一睁眼就被抽进漩窝的中心。于是住进了搬迁后的职工医院。那时我已算半个职工，我在正式参加工作之前，在父母的单位做临时工，而那天，我原本是要上中班的，平常一起上班的邻居同事来叫我才发现痛苦不堪的我，带我去了医院。我母亲下班后来医院看了我，她坐在我的床边，说了很多话，我现在还记得母亲当时的样子——我一直活在反叛之中。我不知道那次医生给我的诊断结果，但还是听医生的话在医院住了一周，其实两天后就基本恢复正常了。除了输液，有大半无所事事的时间需要打发，而那时我姐正好在自学日语，我就拿了本她放在家里的书，跟着读：卡咳酷克优。同样又是那种逃逸后的暗自欣幸，小时不用上课，长大不用做家务了，住院成了一件美事。其间，有两件事记忆忧新，一是恰逢中秋，医院电视房的黑白电视正在放映大约是晚会什么的节目，其中一段舞蹈是《雁南飞》。我一向喜欢看芭蕾舞，我倚在电视房后门框上，对着电视里那对深情演绎生离死别的肢体表演，热泪盈眶。显然，除了为舞者传达出的内容，还有为自己十二岁从吴清华和喜儿而来的舞蹈梦想的完结，在心里缠绵了五年的舞蹈梦想戛然而止，眼泪成了梦想最后的祭奠。我知道我的人生必将由一个纺织厂的纱女开始乃至终生不变，那年我18岁，不大不小的一场疾病是我的成人礼。

　　第二件事，是病房一位与我同龄的女孩有天没有拿到药，有点寡欢，我向她递过我的药说，这药颜色大小都一样，给你吧。她没有接收，声音低了下来说算了。后来我才知道，便是颜色大小一样的药，也未必是可以互补有无的。但那次的事，我发觉自己还是很博爱的。出院后，医生建议我到市中心的大医院去彻底的检查。我不知道当天是谁陪我去的，去的那天恰好做脑电图的设备坏了，有点惘然也有点庆幸。返回路过市中心的东方红广场，有很多个照像点，我顺便拍张，作为小病初愈的纪念。

　　三年后的第二次住院，我已正式参加工作，住进了自己的职工医院，因为头部突然的疼痛。我的主治医生姓袁，其实是位中医大夫，但对西医也有涉及，除了点滴就是白色的药片。同样有两件需要记录的事。一是邻床一女患者因为自费的药给了别人而愤懑不平，说是很贵的药，保肝的。二是我的主治袁医生和当时的刘院长正着手一篇医学论文的撰写，他们选择的誊稿人竟然是我。我自然很欣喜，工工正正的誊抄完毕，却听到他们说，原来我的假行揩更洒脱。言外之意有点遗憾。那篇论文的标题应该是《论胃萎散对胃病的疗效》。不知道后续如何。

　　八十年代两次住院的起因都是头部问题，之后再没有出现过，后来才知道是颈椎病在作出祟，是不是懵懂头脑的轰然觉醒以阵痛和眩晕的形式来表现，从此乍现了灵光，促使我在写字的路上瞬间开窍，于是有了一些乱七八糟却真实再现生活面貌的汉字诞生？我这样大言不惭的解释对于前期所有的医学症状也算是个安慰。

　　之后和医院的交集就少了，尽管那时候与我儿时相同念头的人并不少，医生的诊断证明可以成为休工的假条，而能休一天工对纺织厂的女工来说，无疑于旷日持久节奏密集劳动的一个假日。我则从不纠结于一个请假条换来的休息，对于每份工作，都投入了相当的热情，加班成了幸福的事。大约也缘于摆脱锯齿厂房里单一季节的羁绊，所以仰望蓝天不再难得，工作成为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与医院更少的交集并不代表与病人少了干系，去医院慰问和参加追悼追思一年也会有几次。最为频繁的一段时间应该是我公公和我父亲相继住院的日子，医院一度成了半个家。后来他们哥俩又相继归天，对于医院就有了深切地恐怖，便是在梦里呈出，也会令我惴惴不安。医院里一系列的白色元素构成了疾病和死亡的存在，我很长一段时期避之唯恐不及。当然对于在医院里新生命的诞生和健康出院却是令人十分兴奋的事。

　　如今的职工医院早已更名换姓，连职能也不及从前了。从前我们和那些谈笑风生的医生护士都署名于同一个单位，自然有可以表现的亲近，现在却基本被一张张严肃有加的陌生面孔取代，医患关系回归至本来的属性了。

　　这对有过职工医院就医经历的人来说，总归有些落寞和失望。特别是在医生或护士面前流露出卑微和乞求的神色时，就会怀疑企业主人身份的真实。看到医院里来来往往的各色人流和床位上等待宣判生死的患者，心底都也会顿生怜悯。医院成了心里的禁忌却又不得不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