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三层楼（下）

不久，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来到了小镇，急风暴雨式的生活开始了。三层楼房的柱子龙头被剧掉，雕花门窗上的花鸟鱼虫被铲平，花台的花被人偷偷挖走。
一天，住在后院的小伙伴华民帽子上多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这像章约一公分大小，纯铜色浮雕，别在帽子的正中。大家觉得很好奇，纷纷将华民的帽子借来戴一戴。不久，华民说像章不见了，怀疑是被我拿了。于是，我母亲带我去他家门口对质，我说我没拿，我母亲说，你到底拿了没有？我说我没拿！真的没拿。母亲一巴掌打到我脸上，到底拿没拿？话音刚落，我的鼻血像喷泉式的喷了出来，华民母亲急了，赶紧将我母亲劝住了。接着是建军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被所在单位隔离审查，不许回家。杨叔跳楼自杀了，一些平时嫉妒杨叔的人，抓住杨叔的只言片语进行上纲上线，对杨叔进行关押审查并罚做搬煤等重体力劳动。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杨叔受不了这些污辱，于是，先用刮胡刀割断喉咙，然后从关押他的二楼房间窗口跳下，结束了他宝贵的生命。银行当局找了几个搬运工，将他的尸体草草埋在城郊象山了事，他媳妇得知他的死讯后哭得山摇地动。刚满16岁小学文化程度的我大哥作为社会青年被送往农村插队落户，理由很简单：“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不久，我母亲和另外几名老职工被下放基层乡镇营业所上班。还好当权者没让我们搬出老银行，母亲记挂着我们几个还在读书的未成年子女，常托人带菜带米给我们。王叔的媳妇也受到了冲击，所在单位写大字报、画漫画攻击她，照理说她不是“走资派”，但因她平时人聪明能说会道，别人嫉妒她，捕风捉影制造事端来污辱她。一天，她离家出走了，急得王叔团团转，最后是她自己回家了，说是到城郊走路散散心。后来，王叔媳妇就整天在家呆着，不去上班，直到有一天，她单位的五、六个人敲锣打鼓上门向她陪理道歉，她才破啼为笑，返回单位上班。几年后，杨叔的媳妇经人介绍，重新嫁人，并随之调走。
1979年，我父亲过去受冤枉的事得以改正，重新分配工作，我母亲也随之到新的工作单位上班，于是我们一家搬出了生活了十多年的老银行。
后来，听说三层楼因失火化为灰烬，原址盖成了钢筋水泥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