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洪平

　　
“叛徒”洪平

　　“打到大叛徒洪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洪平滚出来！”1967年4月的一天，上千名造反派战士聚集在下关人民街街头，震耳欲聋的喊声、口号声回响在地委大院。
　　在群众的呼喊声中，在群情激愤下，一个身穿旧军装，身材不高，脸色腊黄，面部略带浮肿的中年男子畏畏缩缩地走了出来。他就是洪平，可谁也不认识他，仍在继续高喊：“洪平滚出来！”直到有人认出洪平，大家才涌上前去，开了个现场批斗大会。幸好当时在云南边疆，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还起作用，因此虽然批斗大会慷慨激昂，但只是触及灵魂，而没有触及皮肉，洪平没有受皮肉之苦。要是放在后来，不说当场打死，至少头破血流，躺上几个月。最后造反派满怀胜利的喜悦，一哄而散。随即，曾经将洪平捧为革命领导干部，以此为荣，并由此威风八面的大理地委机关造反团，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宣布与叛徒洪平彻底划清界线。
　　这是下关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揪出了隐藏在地委领导机关内的地委宣传部部长——叛徒洪平。
　　只有极个别人知道，在这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查清洪平叛徒身份的人竟然是我，一个毫不起眼的年轻学生，普通的红卫兵战士。
　　事情还得从串联返乡之后说起。经历了文革初期所受的迫害，见识了省外轰轰烈烈的文革风暴，回到家乡，参加了本校的造反派组织秋收起义军，对如何参与文化大革命，我进行了思索。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诚，使我必须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但我又对打打杀杀，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不感兴趣。该做些什么呢？我想到“16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否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要靠事实说话，要调查研究，于是，我选择了做干部调查工作。
　　从何处入手呢？我原想从前地委书记郑刚身上打开突破口，但被告知已有人从事调查，并掌握了相当的材料，我被迫另找出路。这时秋收起义军头头阿勇对我说：“你可以考虑查查洪平的问题，”
　　一句话提醒了我。洪平年富力强，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问题，因此地委机关造反团抢先将他捧了出来，称为革命领导干部，作为该组织的金字招牌，因此气势大振，颇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但洪平在军队的历史却无人所知，难保没有问题。我决定先找他探探底，经过一番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出乎我的意料，作为革命领导干部，并得到群众组织拥载的洪平，并没有一副高高在上，志得意满的神态，也没有对我这个小小红卫兵不屑一顾。他满脸谦和，就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革的伟大意义、反修防修，侃侃而谈。交谈中，我不经意地提出：“请谈谈你的简历。”他脸色立即变了，但很快镇定下来，不以为然地说：“我的历史组织上很清楚，我没有必要回答。”这更增加了我的怀疑。而且他在交谈中透露，他十五岁就参加革命，凭他的能力水平，应该有更高的职务，不该只是个处级干部。而且在没有犯错误的情况下，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说明他很可能有历史问题，才不受重用，于是我决定从查洪平的历史入手。
　　要查洪平的历史档案，谈何容易，洪平是省管干部，连地委机关的干部都查不到，我一个青年学生，从何下手，要到部队去查，更是如上青天。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天赐良机，天津南开大学“揪叛徒战斗兵团”来到大理，他们手中有中央文革的上方宝剑，可以查任何干部的历史档案。真是天助我也！我在他们下榻的洱海宾馆找到一位负责人，说出了我心中的怀疑，请他们查阅洪平的档案。他高兴地说：“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使命，谢谢你提供的线索，我们马上去查。”“揪叛徒战斗兵团”果然神通广大，第二天，我如约到来，那位负责人兴奋地告诉我：“查到了，你的怀疑没错，洪平确实是叛徒。”接着简要告诉我从档案上查到的洪平叛变情节。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洪平在山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在一次和国民党军队的冲突中，洪平被俘，之后便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如鱼得水，一路晋升，直至连级干部。
　　我立即将这一宝贵信息报告阿勇，揭露洪平是叛徒的大字报迅速出现在下关街头，在风城下关有如一枚重磅炸弹爆炸开来，于是便出现了开头发生的一幕。
　　叛徒洪平揪出之后，以秋收起义军为首的造反派声势大振，如日中天，威风一时的地委机关造反团被戴上了“保皇派”的帽子，名声狼藉，一蹶不振。几天后的四月20日，各单位造反派在灯光球场召开大会，成立了下关“四二0”联络总站。不久，另一些造反派，包括地委机关造反团，宣布成立另一组织——“大联合”，下关文革中的两大派由此形成。
　　首次出手便初战告捷，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果，奠定了我在干部调查中的地位，我在欣喜激动之余，不禁有些飘飘然。但生性谨慎的我，在暗自高兴的同时，并没有忘乎所以，四处张扬，而是埋头工作，深入对州市领导干部进行调查。我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明智之举，使我在几个月以后，在震惊全国的下关“1.16”武斗中，被对立面炮派“大联合”抓获，关押半个多月，对方虽有怀疑，但始终摸不清我的真实身份，而免于一死，得以安然脱险。
　　在文革的一段时期内，我是州市领导家中的常客，我经常出入地委机关大院，甚至省委、省政府大院、省军区、昆明军区都留下了我的身影。我查明了地委书记邵风的所谓自首变节问题，搞清了州长欧根的“吹捧蒋介石文章”事件。在调查了解干部情况的同时，在与这些处于受批判地位的“当权派”相处中，我既没有造反派红卫兵在“走资派”前的不可一世，咄咄逼人，也没有普通群众在领导面前的毕恭毕敬，谨小慎微，而是与他们以诚相待，平等相处，促膝谈心，友好往来。在调查了解情况的同时，做团结“教育”工作。
　　这天，我从州长欧根家出来，看时间还早，忽生一念，想到洪平家看看。我想他作为叛徒被揪出来以后，威风扫地，颜面无光，一定萎靡不振，面容憔悴，精神恍惚，惶惶不可终日。谁知一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他面色红润，精神饱满，举止优雅，气定神闲，一副养尊处优的摸样。
　　交谈几句，发现他除了没有侃侃而谈反修防修，其神态、表情与他作为革命领导干部最得意，我第一次与他见面之时，竟没有什么两样。面对作为造反派的我，沉稳从容，不卑不亢，我不由得钦佩他坚强的神经，过人的心理素质。
　　后来因为了解其他干部的问题，我又几次找到洪平。他对我提出的问题，总是实事求是地回答，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不隐瞒也不捏造夸大。要他写材料，提起笔来，毫不思索，一挥而就。拿来一看，字迹潇洒奔放，文笔清晰流畅，叙事清楚准确，不用作任何修改，就是一篇好文章。我不禁有些奇怪和惋惜，这样的人怎么成为了叛徒呢？既然成为了叛徒，又怎么又回到革命队伍来呢？
　　两人熟悉以后，在一次交谈中，我提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洪平沉默了许久，才鼓起勇气，对我讲述了那段苦涩而难以诉说的往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年仅15岁的洪平怀着抗日救国的激情，在山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决死队，与日军作战。由于蒋介石不愿共产党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有意制造摩擦。一年后，洪平所在的部队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洪平受伤被俘。因为决死队名义上归国民党阎锡山领导，年轻的洪平认为只要是抗日，在哪里都是一样，就和其他被俘的决死队战士一起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又有点文化，被提升为副连长，并加入国民党。后来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进入了洪平所在的连队，在他的宣传教育下，洪平放弃了在国民党军队的大好前途，毅然率领部分士兵反正，重新加入八路军。他能文能武，几十年来一直忠心耿耿，为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工作，未犯过什么错误。可是因为那段历史，不受重用，升迁缓慢，这就是他至今仍是处级干部，并由军队转业到地方的主要原因。
　　我问：“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情况讲明呢？”洪平平静地说：“我的事组织已作过结论，是一般历史问题。但在文革这种形势和情绪下，是不可能说清楚的，但我相信组织，相信历史会还我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听到这些，我沉默了，心里掀起了波涛。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大环境中，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仅仅转入到国民党军队内，参加抗日，能算是叛徒吗？当时的国共之间是友非敌，到国民党方面去，能说是叛变吗？何况他当时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青年，怎能看清当时极其复杂的国共两党关系，预料到两党关系之后的演变。更何况他能自愿回到共产党方面来的，其问题已经组织调查，作了结论，怎么能当作叛徒对待呢？
　　但又正如他所说得那样，在文革这种形势和情绪下，是不可能说清楚的，我的父亲抗战期间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肃反审干时已作过结论，文革中照样挨整，我找谁说理去？
　　在调查洪平问题的时候，“揪叛徒战斗兵团”只对我说了他成为叛徒的事，却没有提到当时的背景和整个来龙去脉，而我急于立功，也没有细问，就迅速公开，使他背上了叛徒的恶名，也许历史将证明，我冤枉了一个好人。
　　这种想法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挥之不去，形成巨大的压力。我终于忍不住了，这一天，我告诉洪平，他的叛徒问题是我查出来的。说完这话，我准备迎接他鄙夷的目光和愤怒的指责。想不到他却坦然地笑了，他说：“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从你第一次找我谈话，我就预感到了，纸包不住火。老实说，我还要感谢你那么早就把我揪出来，使我早早脱离了两派的争斗，成为无人问津的死老虎。如果我的问题现在才被揭露，我不死也要脱层皮，哪能过得这样逍遥自在。”这几句温暖豁达的话语，宛如一股春风，吹散了我心头的阴霾。
　　原来洪平被揪出以后，成了一只“死老虎”，对造反派来说，他既没有再踏上一只脚的必要，也没有团结争取的可能，谁也不把他放在心上，连批斗“走资派”都懒得叫上他。于是不论斗争怎样激烈，洪平都落在空处，成为一个死角，无人问津，使他过上了难得的好日子。
　　以后的事实也证实洪平的看法，文革中，不少干部陷入到两派的争斗中，一派要保，另一派就拼命地打。结果“四二0”支持的州长欧根，在“1.16”事件中被关进临时监狱，被人用钳子夹住鼻子，疼得昏死过去。一些支持炮派的干部参加了武斗，事后被打为“国民党复仇军”，整得死去活来。其中地委副书记吉其祥更是被打得头破血流，浑身是伤，几乎丧命。
　　从那以后，我到洪平家中的次数更多了。他住在地委大院的二楼，坐北向南，常常可以沐浴到灿烂的阳光。
　　我们的交谈日益自然而深入，文革的话题已被抛开，谈及了文学和艺术、历史与科技、趣闻和人生。渐渐地，我们的关系变了，在我眼中，洪平已不再是什么人人痛恨，遗臭万年的叛徒，而是一个饱经风霜，谦和友善，有能力有水平的领导干部。我在他眼里则是一个在那疯狂的年代里，在险恶的处境中唯一能理解他，支持他，友好平等相待的忘年交。我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情，但都默默地埋藏在彼此的心里。
　　随着两派争斗的加剧和武斗的升级，特别是惨烈的下关“1.16”武斗的出现，我与洪平见面的机会减少了。我忙于转移一些要保护的干部，调查武斗中的杀人凶手，调查部分干部参加武斗的问题。等我分过神来去见洪平的时候，那间温馨的小屋早已人去楼空，虽多方打听，竟无人知道他的下落，似乎在许多人的心中，已经没有这个人的存在了。几许自责，几分伤感，一份失落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从农村返城以后，我到下关二中工作。1975年，我前往楚雄开会，听说洪平在这里任州教育局副局长，这是与他相逢的绝佳机会。我兴致勃勃，抽空去找他，一路想象着两人见面，畅叙友情的欢乐场景。可惜不巧，他下乡去了，待他返回，会议早已结束，我已离开楚雄。几年以后，洪平受到重用，调省内某重点大学任党委书记，成为正厅级领导干部。我本可借上昆明出差的机会轻松地找到他，可是两人地位的巨大差距成了隔断我们友谊的鸿沟，我放弃了这一想法，永远失去了与他相见的机会。
　　几十年过去了，1922年出生的洪平已是90岁高龄，不知他是否还在世。如果健在，他一定记得他在下关文革中那段难忘的经历，但不知他还是否记得那个在他特殊的处境中，曾给他带来伤害，又能理解他，支持他，与他建立了独特友情的青年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