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 赖

治 赖
季大相

2010年大年三十，我在单位（镇政府）值班。家家户户忙着迎新年，班上并没有什么事务需要处理，泡杯茶，翻阅翻阅报刊聊以打发时光。

原本以为岁末的最后一天班，就这样在平静中度过。哪知，临近下午下班时，突然有一群农民工涌进办公大楼。我暗自吃惊，这时候来人上访，一定是有什么过不了的坎，出了大事。否则，辞旧迎新之际，谁有这份闲暇？

我将这群人接待进值班，询问道：“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农民工七嘴八舌地答道：“我们是来要工资的。”闻言，我十分纳闷，据手头掌握的资料，在腊月二十八日前，镇域范围内建筑工地上的老板，全部与农民工兑现了工资。怎么又冒出讨要工钱的事来？

“要工钱，你们先找工头和老板要啊！”我缓和了一下语调，“你们是哪家工地上的工人？”

“我们是在私人家建房的。”农民工答道。

“那你们应该找主家要钱啊？是主家耍赖不给钱？”我问道。

农民工答道：“主家钱给了。”“哪钱呢？”我反问道。

“钱被工头付了。”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找工头要呢？”

“他不肯兑付。”

“有不肯兑付工资的理由吗？”

“没有，钱装上了他的腰包，就是进了保险柜，出不来。”

站在我面前的农民工，他们脚上穿的是胶鞋、普通运动鞋，早已褪色的工作服上面还沾结着混凝土的渣滓，一群典型的老实巴交的纯朴农民。

“工头呢？”我问道。

“在这里呢！”有人手一指。我望过去，这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高约1.8米左右，腿上绑着护膝，身穿一件黄色军大衣，戴着一顶头盔，倒也是一条魁梧伟岸的汉子。不过，此刻他却是一副蔫不拉叽的模样。从与这群农民工的对话中，我逐渐理清了事件的脉胳，这群农民工跟随他做了一年工，除去平常支付一点费用外，每人累计工钱都在万元以上，多者达2万多元（建筑工地一般都是到年底才结清工钱，似乎在各地都有这样的惯例，也叫行业“潜规则”吧！）。于此同时，工程款已全部被这名包工头付清。进入腊月门，工人找包工头要工资，他总以各种借口拖延，到了年三十，干脆往下一瘫，你们要到哪里讨说法去，我人跟随着去，要钱分文没有。

“跟随你做了一年工，你总得付些钱给我们回家过年，还有年后小孩上学的费用……”善良的农民工，当作我的面，又作出让步与他协商。

我十分同情这群农民工的遭遇，强忍着心头怒火，对包工头说道：“这么多人在你手下做工，一年到头来，不发工钱，还有没有良心？”包工头斜靠在办公桌旁，耷拉着脑袋不吭声，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地模样。同时，也暴露出了他心虚的一面。我决定搞攻心战。

“你差工人钱是赖不掉的，这一点，你必须清楚。你说，到底发不发工钱？”包工头点了下头，“你马上就发，让工人回家过年。”又没有了下文，包工头僵在那里。

我被彻底地激怒了，手往桌子上面一拍，吼道：“你不要倚在我的桌子上面。不给工人发工资，马上向上级汇报，动用‘农民工工资绿色通道’，让法院封你家的财产。”包工头依旧是无所谓的样子。“你不要认为把时间拖到年关了，就没有办法治你了。告诉你，我不回家过年了，和这些工人一起到你家去过年，看你还要不要脸？”见我如此，农民工们也纷纷附和：“拿不到工钱，我们没脸回家见老婆孩子，就到你家过年去。”

“我也没说不给钱。”包工头嘀咕了一声。见他口气有所松动，我也放缓了语调，开导道：“如果是你做了一年工，领不到工钱，你会怎么想呢？将心比心，昧工人的工钱是黑心钱，睡觉会做恶梦的……”

这时，从外面又走进来一位中年妇女，凶巴巴地冲着工人吼道：

“你们想绑架人啊！还有没有王法……”来者正是包工头的妻子。

我没有出言制止，待她发泄一通平息后，把包工头夫妻俩叫到隔壁房间，给每人泡上一杯茶，促膝谈心地做思想化解工作。我首先严肃地向他们指出，不给工人发工资是违法行为，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高度重视农民工的权益维护工作，如果一意孤行，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接着，我又从人性化、道德等角度，与他们进行了交流。

经过一番努力后，包工头夫妻俩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其妻不忘为自己辩解一句：“他们如果不把当家地从家里带到这里来，钱早就拿到手了。”我没有针锋相对地驳斥，只是淡淡一笑：“只要把工钱发了，一切矛盾也就解决的。”

当晚，在我的见证下，包工头足额发放了工人工资。工人们手捧钞票，要请我下馆子吃一顿，我心领了他们的诚意，说道：“天已晚了，我们都回家去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吧！过年了，得红红火火地闹腾闹腾。”我与工人们逐一握手道别。

望着这群农民工喜滋滋离去的身影，我却没有一点成就感。

[ 本帖最后由 季大相 于 2011-9-30 16:0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