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知青路（一）

　　
　　　　　　　　　　　　　特殊的欢送会
　　经过三年激烈的搏斗，全国人民在经历了重重苦难，甚至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之后，这场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直接领导的以反修防修为目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来要接近尾声了。数不清的“走资派”已被打翻在地，惨烈的武斗已经停止，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建立。今后要在红色政权的领导下，开始抓经济建设，好好过日子了。空中微微露出了黎明的曙光，前景似乎一片光明。但是我们这些在文革中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小将却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担忧起来。文革让我们失去了进入大学的宝贵机会，耗费了我们三年的青春年华，同时也使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百业凋零，大学停办。二十岁左右的我们眼见入学无望，就业无门，不知路在何方。
　　我们永远忘记不了那个日子，1968年12月22日，一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传遍大江南北，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没有丝毫的犹豫，没有讨价还价，没有说服动员，云南省下关市（现与大理县合并，改称大理市）下关中学一千三百多名学生中的绝大多数，立即自动到派出所，办理了户籍迁移手续，打点行装，奔赴农村。
　　1969年1月19日，在下关灯光球场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所有学生背着背包，拿着少得可怜的生活用品，与前来送行的老师、家人、朋友轻松愉快地谈笑着。没有影视中的依依不舍、生离死别，没有痛哭流涕、黯然神伤。在当今的人看来，这场面仿佛是送孩子上大学，或者外出旅游。欢送会进行得热烈有序，天气虽然寒冷，但会场气氛浓烈，情绪激昂，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
　　欢送会接近尾声，突然广播中传来军代表严肃的吼声：“大家肃静，有重要事件公布。现在，把现行反革命分子瞿玉军押上台来。”全场一片哗然，一千多名师生呆若木鸡，会场一下悄然无声。场地中央迅速闪出一条通道，两个身强力壮，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紧紧挟持着我校65班的学生瞿玉军，快步向主席台奔来。瞿玉军被五花大绑，捆得像个粽子，他全身瘫软，被两个战士像拎小鸡似的拖上台去。他想喊，但喉结上有绳索，叫不出声来。他瑟瑟发抖，眼中露出茫然无助和绝望的神情。
　　一团乌云飘过，遮住了灿烂的阳光，冷风吹来，刚才还热血沸腾的人们，心中一阵悲凉，全身不由自主地打起寒颤。听旁边同学讲，瞿玉军是下关吊草村的一个彝族孩子，初65班班委，少先队大队委员，他犯了什么罪呢，竟要在欢送会上审判他。
　　“现在开始宣读《判决书》！”全场鸦雀无声，深冬的下关风冷飕飕地不近人情地吹着，军代表充满阶级斗争情感的声音在空中回荡。
　　“现行反革命分子瞿玉军在1969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投寄反革命匿名信，对党的现行政策不满，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把矛头集中地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攻击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情节恶劣，性质严重，实属现行反革命分子。”
　　后来我才知道，瞿玉军是对回乡知青无安家费有意见，两次给大理州革委会主任写信反映情况，万万想不到竟获得如此大罪。
　　最后读到“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灯光球场内外一阵躁动，千余人大气都不敢出，心中五味杂陈，原先热烈欢快的气氛一扫而空。
　　在貌似义愤填膺，实则勉强应付的口号声中，欢送会兼宣判会结束了。在军宣队的指挥下，大家背着行李，整队出发，步行前往60多公里外的宾川。瞿玉军则照样五花大绑，被几个战士用枪押解着，和我们一路同行。队伍显得格外沉闷，这种奇特的行军，绝大多数人的心里感到很不是味道，不解、苦闷、担忧、紧张紧紧纠结在一起。感觉被押解的不仅仅是瞿玉军，而是所有的下乡知青，是杀鸡给猴看：如果不老老实实到农村去，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来到中途的华营，刚安排好食宿，又再次召开批斗会。军代表指定会议由学校革委会政工组组长阿勇主持，阿勇使尽浑身解数，发言者仍寥寥无几，登台的人也只是讲些空话，勉强应付。阿勇几次示意我上台发言，我实在不知道该讲点什么，便借故推辞了。会后听说瞿玉军惨遭毒打，到达宾川以后才离开队伍，投入大牢。
　　十年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下关市法院复查后认为：瞿玉军并无反革命的动机与目的，他仅出于对一时一事的不满，其行为尚未构成犯罪，遂改判“无罪释放”。
　　蹲了十年大牢，受尽折磨的瞿玉军放出来了，给我们带来几多感叹，几分思索。一个暮春的傍晚，我们在西洱河边见到了久违的瞿玉军。多年的监狱生活，使他变得矮小、瘦弱和憔悴，像一个60多岁的小老头。在苍茫的暮色中，他单薄的身躯仿佛承受不了黑龙桥上的下关风。面对众人关切的询问，他仍然像当年在宣判会上那样，目光呆滞，茫然无语，用木讷的眼神静静地望着大家……
　　来到宾川，住县城牛井，等待分配。谁知瞿玉军事件刚刚结束，另一件事又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一千多名学生中爆炸开来。
　　我校高一年级学生，炮派头头杨地，接到一个神秘电话之后，突然穿戴整齐，在一天清晨，趁大家熟睡未醒之时，上吊自杀了。
　　没有人知道电话是谁打的，更没有人知道电话的内容是什么。但谁心里都明白，此事一定跟“下关1.16”事件有关。在这场震惊全国的武斗中，在炮派和“滇挺”的联合进攻下，下关八派死亡三百多人，数千人被关押、凌辱、毒打。事后，“滇挺”被解放军剿灭，许多行凶者受到惩罚，甚至判刑枪决。杨地是武斗的积极参与者，当年，我在逃往大理的路上，与全副武装，手执冲锋枪，乘车押解八派人员从洱源返回下关的杨地迎头相遇。如果不是一阵狂风吹过，灰沙迷住了他的眼睛，我也将难逃厄运。他曾被怀疑有杀人嫌疑，因无确凿证据而未被逮捕。此事很可能是有关部门获得了他杀人的铁证，他得知消息后畏罪自杀的。
　　这次军宣队采取了与瞿玉军事件完全不同的做法，严密封锁消息，不准议论此事。因此虽然消息不胫而走，人人皆知，人心惶惶，但直至今日仍无人知道杨地自杀的真相，不知道他在武斗中有无血债，这成为了一个永久的秘密。
　　其实，如果杨地的心理素质再坚强些，如果他对当时的形势了解得更透彻些，他完全可以不必放弃自己年轻的生命。仅据我本人的调查，在一起下乡的同学中，就有好几个有杀人嫌疑。甚至有杀人的确凿证据，已被逮捕的人中，后来大部分都被释放，只有少量判了刑。我感到不解的是，杀人都可以安然无事，瞿玉军只不过写了两封信，就要被判15年，要遭受这样的捆绑、批斗、毒打和坐牢，显然这一切都是服从于政治的需要。法律一旦被政治左右，就没有任何公平公正可言了。
　　几天后，分配方案完成，我们被分到各个生产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这样，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我们在经历了文革的疾风暴雨之后，又在“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中，踏上了知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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