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串连

　 　　 回忆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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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整理抽屉，翻出来了个发黄的纸片。那是我们学校“筹委会”开的串连介绍信，这就勾起了我对串连的回忆。 　　从1966年上学期开始，我们学校就大乱起来。批邓吴廖、批“黑帮”“黑线”、集训、驱赶工作组、大辩论、控诉“资反路线”、批“走资派”。越批越乱，越乱越批。批到后来，彻底停课了，大家一边使劲批，一边大搞“三忠于”，“四无限”，想念起伟大领袖毛主席来。 　　忽然说，要选“革命师生”代表去北京城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大家沸腾了起来。大家都没有去过北京，所以就你争我夺。结果，一个打钟的安师，一个做饭的何师，几个造反派同学和几个“积极分子”老师就按规定当选进京了。 　　这些人回来后，就天天被各班请着做报告。这些人总是眉色飞舞，说他们如何如何的幸福。他们老是重复着报纸上的那几句话：“毛主席满脸红光，神采奕奕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着我们不住地招手……”
　这时期报纸上也是一天一个大社论，几天一个接见的消息，全国的大串连开始了，激动得我们象热锅上的蚂蚁。学校领导机构已经瘫痪了，几个“革命师生”凑在一起谋划，刻了个章子，成立了个“一中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领导着学校的运动。于是，大家找筹委会管章子的姓安学生说：开张介绍信，我们也要去见毛主席。安同学说不行，不能开。于是有些人威胁安同学，说他反对革命师生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行为。安同学慌了，连忙说支持支持。于是他放开手脚，来人就开介绍信。我校的师生大串连也就开始了。 　　一直犹豫到11月初，我们同班的七个同学才下决心“经风雨风世面”去。我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娃娃，犹豫是正常的事情。介绍信开好后，我回家一说，却遭到了爹的反对。爹说：好出门不如家里坐。我说：大家都去看毛主席，我不去就是对运动不积极。爹说：你知道，咱家里少吃没喝的，哪有钱和粮票？我说：没钱没粮票我也要去。现在全国串连吃饭坐车都不要钱。爹说：你这么小，奶腥腥的，还敢离家出门？我说：好多革命战士参加革命时年龄都很小，他们都从惊涛骇浪中闯过来了。爹说：北京那么远，又没有个熟人在那。我说：那里有毛主席，毛主席就是熟人。爹说：屁。我说：你反动！爹不敢再说话了。最后说：我不管你。你看咋着就咋着。 　　吃过晚饭，我来到的A家。大家都聚集在这里，准备后半夜动身走。A爹见我穿得单薄，就说把A的一件夹衣穿上吧。我说不冷不冷。A爸说：瓜娃娃，路还长着哩，天又快冷了，不穿厚点行吗？你爹就没给你准备点啥？我鼻子酸了酸，眼睛红了红，没吭声。 　　半夜时分，爹却摸索着来了。他一声不吭地塞给我五块钱六毛钱，九斤全国粮票，还有一个装衣裳的小包和几个菜饼子。他没有送我，放下东西后就低着头走了。 　　我们出发了。黑暗中，我们走出县城，迎着凛洌的山风上了九龙山。九龙山我比较熟悉，因为我偷掐过苜蓿，被赶得满山满屲跑过。当然，F比我更熟这里，因为他家比我家更穷。在他的引导下，我们毫不费劲地爬山、穿沟。累了，就坐在土埂上擦擦汗水，吃一阵馍馍。中途，我们遇到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过去一看，好象是个人，“喂、喂”了一阵，没有应声，好象已经死了。我们一惊，说晦气晦气，匆匆赶路。 　　不过，我们的心情还是很好。特别是天亮时候，我们像歌子唱的一样，迎着满天朝霞，迎着初升的太阳，昂首挺胸地行走在革命的大路上。我们将去坐那我们从来没有坐过的火车；我们将去看那我们从来也没有到过的北京城；我们将去瞻仰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怎能不意气奋发，斗志昂扬，豪情万丈？ 　　当我们步行到三阳川车站时，已经快中午十二点了。三阳川是个小站，快车不停，就慢车也一天只有一趟去西安的。整个车站只是一个小候车室与几间破房子。候车室里人很多，大部分是跟我们一样想去串连的学生，还有许多想去闯关中的农民。 　　本来火车该来了，但晚了点，一直到太阳偏西的时候才喘气进站了。车一停，我们都傻眼了。车里面人塞得满满的，几个车厢都不开，我们跑过来跑过去乱跑一阵。还好，我们终于一个推一个地挤了上去。刚一上去，车“咣”地一下就动了起来。大家一看，一个也没拉下。谢天谢地…… 　　车上人拥人，人挤人，根本没有坐的地方，就这样难受地站着。F鬼大，硬是钻到座位下面睡觉了；C终于坐上了一个靠背，摇摇晃晃不稳，他竟然想出一个办法：拿出一根绳子，一头拴在行李衣架上，一头栓在自己脖子上，象上吊一样。这样在迷糊的时候，也不至于一头栽下来。D更是爬在行李架上，爬了一阵很不舒服，就又下来挤在人伙里。我呢？站了一阵，累得实在不行，一个农民模样的人看着我可怜，就让我坐在他腿上。坐了一阵，实在难为情，我就怎么也不坐了。其它几个也很可怜，就那么硬撑着。 　　就这样坚持了十多个钟头。到西安时，已经是后半夜了。一下火车，大家的第一件事情是撒尿；厕所找不到，就在墙角处乱撒；撒完了，才感觉又是人世间了。火车站上有很多串连学生，大家在不知什么人的引导下排起队来，接着就向着一个方向走去。分辨不清东南西北，只是跟着浑浑噩噩地走。天快亮的时候，终于来到一个门口挂着学校牌子的地方。进了教室，没有桌凳，地上铺着麦草，还有些被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你们先休息，八点钟吃饭。大家一听，马上一头栽倒就睡。 　　刚一睡下就被叫醒了，原来已经八点了。我们只得翻起身来，在水池边草草冲洗了一下脸。这时，我们几个对望起来：我们的眼窝都深陷了下去，脸色蜡黄，面容憔悴。这时候，昨晚的那个领队来了，他挥舞着胳膊说：大家去食堂买票吃饭…… 　　我们一听又傻眼了：还要买票啊？不是说吃饭不要钱粮吗？ 　　我们心事重重地来到食堂买饭票的地方。我们让能说会道的F拿着介绍信去交涉。F义无反顾地走过去，恭恭敬敬地给卖票人鞠了一个躬，说：同志，我们没有钱和粮票了，您就让我们几个吃顿饭吧！ 　　卖票人翻看着介绍信说：不行，要买票，这是制度。 　　F说：我们出来已经好多天了，实在没有钱粮了。 　　卖票人说：撒谎。介绍信才是前天开的。 　　F一愣。我们一看不妙，就一齐哀求说：您就让我们吃上一顿吧！ 　　卖票人拿出一个小本子，说：那你们就借吧。先说明白：只借你们一顿的。在这里写上你们领队的姓名、地址、人数、饭票数量…… 　　我急忙走上前。因为我是领队。我按卖票人的指点写清楚了。卖票人才将一叠饭票数了又数地递在我手中。 　　不过，这顿饭可真香。两个白面馒头，半碗菜，菜里还有几疙瘩肉。我已经快一年没有吃过白面馒头和大肉了，所以觉得享了大幸福，觉得受的苦实在不冤枉。只是有定量，吃完后还饿着。 　　回到教室后，大家都睡不成觉了。因为大家都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如果人家不再“借”了，那就得买票，可自家钱粮的底子大家都清楚，这样别说上北京，恐怕连西安都出不去了。 　　大家眉头紧锁。B说：回吧回吧。幸亏刚出来，回家还容易些。 　　C说：回个屁。要回你先回去。 　　A说：不回去没吃没喝又咋办？ 　　C说：就是要饭吃我也不回去。 　　有几个四川来的学生正在掏牙缝，听到我们的争吵问咋回事。F就将我们的难肠处说了。那些人听了倒呵呵大笑起来。 　　一个四川学生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我们来这里已经一个礼拜了，一分钱也没花，都是借的。上次，他不借，有人给他们贴了大字报，说他们故意刁难革命师生，破坏文化大革命，吓得他乖乖地借给了。他是欺软怕硬。 　　F大笑着说：咱们真是傻瓜啊，在学校开介绍信的事情忘了怎的？革命者就要天不怕地不怕。 　　大家一听满心欢喜。一欢喜，瞌睡就来了。大家一直睡到吃晚饭的时候。 　　大家又聚在了卖票人的旁边。这回，在F的带领下，大家气粗胆壮。 　　F对卖票人硬硬地说：再借给我们一星期的饭票。 　　卖票人说：不借了。 　　F：为啥不借。 　　卖票人：不借就不借。 　　F从身上掏出一张巴掌大的白纸拍在桌子上说：好，你不借，请你将你不借的原话写在这里。 　　卖票人：你这是干啥？ 　　F：我们革命师生好贴你的大字报，好批斗你。有你原话在，免得你到时候不认帐。 　　卖票人张了张口，但没有再说什么。他只好借给我们一个星期的饭菜票。 　　吃完晚饭回到宿舍后，大家一阵雀跃。大家都说：大风大浪真能锻练革命小将的革命胆量。 　　但B又皱起了眉头。他说：就是借也不行。今后人家要，我家可还不起。 　　C说：管他呢。啥时说啥时的话。 　　G说：干脆，咱们不要去北了。北京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哩。还不如就这样住在西安，吃喝上它两三个月再说。 　　D说：屁话！ 　　我更是忧心忡忡：借条上写的是我这个领队的名字。当初开介绍信的时候，数我的家庭成分好，是贫农，又是共青团员，大家让我当“领导”，被怂恿上了。现在真是后悔…… 　　于是我壮着胆子说：该还钱粮的时候，大家可不能赖帐啊？ 　　大家都拍着胸膛说：咱们都是革命人，说话算话，哪能赖你啊？ 　　我还是担心。我知道他们都是穷人家，到时候他们就是要还，可家里实在没有又怎么办？ 　　说实话，为此事我操了一路的心。 　　在西安，一个教室里住着几十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大家有说有笑地讲述着各自的见闻。特别是来自新疆的老维很多，能歌善舞，在麦草铺上又是跳又是唱。我们的F也不甘示弱，给他们表演了一个不知从哪里学来的鼻孔穿线的“魔术”，使得大家叹为观止。 　　在西安，我们看到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幅标语。我们吃惊不小，觉得天下真的要出事情了。 　　第五天，我们偷偷地将饭票全部买成了馒头和各种菜。那时候没有塑料袋，我们就将菜水挤干，将菜卷在馒头中，包入包裹准备逃跑。我们偷偷地来到火车站，爬上了去北京的列车。这儿是始发站，上车比较容易，但上去后还是没有座位，还是站着。一路上上的人多，下的人少，层层加码，我们受的那个罪和上回没有两样。 　　也不知道路上走了多少个小时，反正到北京南站时也是后半夜。 　　出了车站，我们随着流水一样的红卫兵走着。走来走去，走到一个很大的广场，说是永定门体育场。我们一看，啊，一堆一堆的火在燃烧，满场都是红卫兵。过去一问，知道他们都是被登了记等待安排的。他们有的已经等待三四天了，有些六七天了，更长的竟然十多天了。早晨的天气很冷，大家都瑟瑟发抖，特别是有些从南方来的，只穿着衬衣什么的薄衣裳，更是抖得可怜。他们有的裹着衣服睡觉，有的捡来柴草纸张烤火，有的在歌唱，有的在垂泪，有的在大哭…… 　　转了一圈，找到了红卫兵接待处。接待处拥满着人，根本挤不到跟前。我们又心慌意乱了。 　　没有被接待，这就意味着我们得睡广场。睡广场对我们这些吃惯苦头的孩子来说还不算什么，要命的是我们要自己买饭吃，要花费自己的钱粮，而我们的钱粮是不经花的。 　　于是，大家意见又分歧了。有的说先登记上再说，有的说先在广场安个“窝儿”，有的说既然来了就得看看天安门；有的说看啥呀，趁着还有钱粮，赶快爬火车回家…… 　　大家问我咋办？我说为啥问我咋办？大家说你是领队，是领导。我说我不领这个队了，不当领导了，谁想当就当去。 　　后来，听说这儿离天安门广场不远，就决定先去看看天安门再说。于是，我们就向天安门广场走去。 　　路上，我们又为去留问题争吵了起来。C跟D争得最为厉害。C要留，D要走，要彻底分手。可介绍信只有一张，又不能怎么分…… 　　在前门这个地方，两个人竟然打起来了。一时间引来许多人围观。警察也来了，要将两人带走，两人这才慌了，一个劲地说没有事没有事，是闹着玩。警察一看真的没事，也就走了。 　　不知谁喊了一声：天安门！大家回头一望，远处果然隐隐出现城楼红墙。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就在大家快步向前的时候，我说等等，我撒泡尿再走。 　　我去撒尿，可谁知道临时厕所前也排着长队。等我淋漓痛快地撒完尿出来时，C正怒容满面地站着门口。他一把拉着我就跑。 　　看见我，大家就一个劲地骂起来，说我误了大事。我一头雾水。后来才知道：刚才，他们看见一串红卫兵队伍正在上汽车，一问，说是被接待的，去一个叫什么鱼家坟的地方。F心眼活，一看是个机会，就招呼大家快插队上车。可大家见我不在，我又拿着介绍信，说等等再说。结果左等右等不见，C就跑来找我…… 　　我到时，F和G已经坐汽车走了。其它人还站在那儿异口同声地责备我。我任他们发火，不也敢辩解什么。 　　后来，大家的意见取得一致：去鱼家坟找F和G。 　　我们顾不得去看天安门了，只是远远地望了一眼，就打问起去鱼家坟的路径。没有钱，坐不起公共汽车，就只得一边打问一边走。 　　满街都是人，但好多人都不知道鱼家坟。我们几个人都是方言土语，能听懂的人不多。F的普通话说得比较好，可他…… 　　就这样，饿了吃几口包着菜的冷馒头，渴了就强忍着。北京城里的红卫兵都趾高气扬，可我们却低人一等，只是抬头问路，低头赶路。有人说一直往前走就到，有人却说走错了，不在前面，而在后面……走得人昏头昏脑。一直到天黑时分也没有找见那个鬼地方。 　　不过，我们也多少看出了些门道，多少机灵了点儿。我们看到有红卫兵排队的地方就去打听，问是不是接受安置的。结果，在晚上九点左右的时候，我们终于插到一队去安置的队伍里了。他们走，我们也走；他们停，我们也停。这些人来自天南海北，互相不认识，没有谁来过问我们。 　　这真使人喜出望外。大约到晚上十二点时分，我们居然被安置了，被安置在地坛的居民家里。 　　我们七个人，去了两个，还有五个，正好一间房子。房子是房东腾出来的，地上还是铺着麦草，被子很厚很干净，一个角落里还有个蜂窝煤火炉。房东老太太是个很和善的人，她说你们是毛主席的客人，有啥事可说，我们会关照好你们的。说得人心里暖洋洋的。 　　当晚，吃了一顿好饭好菜。这是大师傅半夜起来做的。我们还是借了饭票。北京人大方，没怎样过问就借了，不象西安那么啬皮。吃过饭，我们疲乏得要命，只想好好睡它一觉。可是，刚刚躺下就被叫了起来，就是要进行“阶级斗争”。 　　天啊，我们已经几天几夜没有睡觉了…… 　　好在“阶级斗争”就在大门外。 　　胡同里站着十几个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一个穿黄军大衣的女红卫兵大概是头头。（后来知道，这里的红卫兵都是部队编制，有军人领导。这个女的倒不是军人，只是与带队的某军人好，所以常穿着军大衣。我们以后背地里叫她“黄大衣”。）“黄大衣”看来比我大些，大概有十七、八岁，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伶牙利齿，威风凛凛。她正指挥着红卫兵们驱赶斜对门的四合院里的“五类分子”。这“五类分子”是一家人，男的清瘦，女的肥胖，都三四十岁上下，还有老人和小孩。红卫兵叫这家人今晚必须走人，那家的老奶奶苦苦哀求，说明天再搬吧。黄大衣说你们在这里红卫兵们不安全，另外这房子还要安排红卫兵居住哩。老奶奶说，那叫我们去哪儿住啊？黄大衣说，我管你们哪里住？你们不去，叫红卫兵住哪儿？是红卫兵重要还是你们五类分子重要？见那些人不动，一个女将就将一个光屁股的小孩拽了出来，放到院子里让受冻，那屋里人立即跑了出来……后半夜时分，红卫兵们将那个大门锁上了，然后回去安心睡觉。那家人离开自家院子后不知哪里去了…… 　　第二天，当我睡足大觉出门时，发现那人家里已经住满了红卫兵。 　　休息了两天，已经恢复元气了，我们觉得应该仔细看看这个我们向往以久的红太阳居住的地方了。虽然在街道上跑过一整天，但那时象孤魂野鬼一样，那有心思游街玩景？特别是领到免费乘车证后，我们决定一边逛街，一边再找F他们。 　　首先，应该看的是天安门广场。不知坐几路车，所以仍是步行着，一面打问一面走，从地坛经交道口、王府井等地到了天安门广场。我站在金水桥前，觉得天安门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大。这时的我们还不知道毛主席在中南海，而以为他住在天安门城楼上。我想：住在城墙上有什么意思呢？ 　　紧接着，我被吓了一大跳：城楼下的墙上，赫然一幅大标语：打倒中华民族的叛徒周恩来！ 　　周恩来算是我最敬重的人。看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时我也没有这么吃惊。不过，我很快地平静了。这次出门，该吃惊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们这群土包子就是少见多怪…… 　　接着，我们进了天安门，去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去了中山公园。故宫没有开放，进不去。出来后，又在广场上转了转。我们特意到那天C和D打架的地方去看了看。他俩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反正，我觉得还是我们鬼大，要不然不知何时才能被安置呢。（几天后，我一个人坐车到永定门体育场看了看，那里还是人山人海的。） 　　以后，我们去了次鱼家坟那个鬼地方，但地方那么大，红卫兵那么多，哪能找到他们的影子呢？我们知道是白找，也就不再找了。只是，我一直担心着：他们没有介绍信，怎样能安置和借饭票呢？（其实，我是瞎操心，那时有个学生证就行了。后来见到F时，他说根本用不着介绍信。他们也没有住在鱼家坟。） 　　我们这群红卫兵是军队编制，分着师、团、营、连、排、班。连长是解放军，“黄大衣”是排长，我当了个小班长。我们的连长叫赵旺，是个既幽默又和蔼的青年人。每天早晨，他和其它几个解放军就排门叫我们起床去训练。他来时总是唱着歌儿，大老远我们就知道他们来了。 　　我们训练的地方就是地坛公园。那时候，天已经很冷了，湖里结了冰。我们穿得单薄，冻得唏唏呵呵的。赵旺叫我们鼓起劲儿来，跑快点，这样就不冷了。我们上百个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一边跑一边挥舞着，一边还声嘶力竭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或者是：“毛主席，我们想念您！毛主席，我们热爱您！”…… 　　一般来说，早上训练，训练完就吃饭。饭一般是两个馒头，一个白，一个黄；一个是白面的，一个是玉米面的。有时是一个黄馒头和一碗米饭。菜不变，是一碗大白菜。平时没有肉，星期天有些，不多，星星点点。就这样，我们已经觉得很幸福了，到天堂里了。 　　我们的钱和粮票一分一厘未动，还藏着哩。所以，我们心里还是很踏实的。 　　下午一般是自由活动，是“取经送宝”。我们是外地来的学生，主要是“在大风大浪里锻练”。没“宝”可送，就“取经”。我们觉得，如果不取些“经”回去，那不好给学校交代呢？所以，我们就去各大学校抄大字报。北大、清华、北航都去。北大清华的大字报最多，人也最多。特别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人家贴得高高的，保护得很好，让大家抄。我抄了几大本，每天回来时手腕子都麻麻的。 　　再一个就是抢传单。学校里传单很多，就象现在的广告一样尽往你手里塞；在大街上走着，经常象突然下雨一样飘落传单，大家头碰头地你争我抢。回来后，大家都互相夸耀互相传看。 　　我收集的传单很多，但后来都让排长借去不还了。排长自己不劳动，却将我辛辛苦苦抢来的东西据为己有。我那时是个懦弱的人，要了几次，没有讨回，也就不敢多张口了。 　　现在，我收藏并收集着“文革”传单，每想起那个“黄大衣”排长，就气恨得直咬牙关。 　　再一个“革命行动”就是参加批斗会。在北京时间一长，其它几个人就懒洋洋起来，爱躺着不起来，光等着吃饭。我经常跟两个来自辽宁本溪的红卫兵去看批斗“走资派”的热闹场面。那时候，大街上贴满“海报”，通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批判什么人。批判的人，大都是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的大人物，所以很感兴趣。我曾经看见过彭真、彭德怀、孙大光、钟子荣、钟夫翔等人。他们都戴个大牌子，低头弯腰地站在台前接受批斗。 　　那时候我就很崇拜作家们。所以，刚到北京没见天，我就找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然而，使我大失所望的是，作协的院子里也尽是大字报，我心目中的那些作家的名字不是在大字报的签名处，就是被打了红×在大字报之内。大厅里正举行着批斗会，一排“黑作家”正在接受批斗，人挤得满满的，也看不清是谁。整个院子也是乱哄哄的，象个神圣的殿堂？ 　　去《人民日报》社，那情况就更乱了。有一张大字报，抄的人很多，好象大概意思是要求将“中国”改为“毛泽东思想第一国”，将“北京”改为“红太阳城”等，要改的名字有三、四十个之多。这张大字报我也抄了，但可惜都给“黄大衣”了。 　　当然，大家最迫切等待的是毛主席的接见。我们在北京期间，毛主席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但就是抡不到我们。我们老是在地坛公园的寒风里喊“毛主席万岁”。渐渐地，我们的练习也不是那么起劲了。连长赵旺给我们讲故事的时间也比训练的时间多了。
　　那时候，我们都是小孩子，时间一长，我们就开始想妈妈想爸爸了，想家里的热坑了，想浆水汤了。“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家的土窝窝”。 　　A算是最老成持重的同学。他一般不吭不哈，但很有主意。他家里的经济情况比较好些，可能带的钱也多，出外舍得花点钱，有时买点小东西分给我们吃，不象我们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所以，大家对他倒是很敬重的。在回家的问题上，大家问他咋办？他坚持要见毛主席一面。于是，大家的意见就统一了，不再去连部要票了。 　　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B、A他们几个就一天到晚睡起觉来。他们说：北京也就是这个烂样儿，天天贼风嗖嗖，冻得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呢，还是爱逛。我跟C两个人逛的次数最多。C戴着顶他爸的狗皮帽儿，力大，也胆大，敢跟别人吵架，跟他在一起很有安全感。 　　有次，公交车很挤，他跟一群红卫兵吵起来。他们仗着人多，要打我们俩，C毫不惧怕，用我们家乡土语恶骂他们，并撸起袖子想干一仗。那伙人一看不妙，说：是少数民族，是少数民族……就熄火了。 　　我们住的房子是房东老太太一家腾出来的。他们家人也多，挤在另外的房子里，使得我们不好意思。但老太太很好，对我们很热情，老是叫我们“毛主席的客人”。我们睡麦草铺，烧蜂窝煤，这很危险，所以老太太每天晚上要查几次房，象歌曲《老房东查铺》里唱的那样。 　　我们也学着说普通话，但不伦不类，老太太听不懂；老太太跟他们院子人说话时，我们也听不懂。原来，北京也有着方言土语。有次，我提来一些蜂窝煤，老太太问从哪拿的？我说：连部。老太太却听成了“粮铺”，就对我进行教育，忆苦思甜，说作为毛主席的客人，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后来，弄清楚是“连部”时，她又哈哈大笑起来，说：连部是你们家，你们不从家里拿从哪拿呀？ 　　可是，院子里其它人总是低着头出，低着头进，一脸严肃相，从不跟我们说什么。我们觉得他们不像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倒像是“五类分子”之类。 　　终于有了消息，说毛主席要接见了。我们一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再一听还能吃上一碗大肉，更是激动得天旋地转了。大家都盼望着这一天早早到来。 　　接见的日期也是保密的。直到1966年11月24日这天早晨，赵旺召集我们连开大会宣布：明天，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了！他的话还没说完，我们就异口同声地呼喊起来“毛主席万岁”来。赵旺说：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大家身上不能带金属性的东西。有人问：带钢笔行吗？赵旺说：钢笔有钢，钢是金属，不行！有人问：带指甲剪吗？赵旺说：指甲剪是剪刀，更危险，不行！只带一本《毛主席语录》就行了。他又嘱咐我们拉尽大小便，不要多喝水，不要乱跑，一切行动听指挥等等。接着，他说连里要选出两个上观礼台的同学，这两个人要政治历史清白，一贯忠于毛主席，积极参加运动等等。大家都不知道上观礼台是咋回事，但觉得一定是好事情，所以就你争我抢起来。争抢了很长时间也定不下来。最后，赵旺点将了，一个是来自山东的同学，一个竟然是我。赵旺说我是领队，是班长，政治上没问题，再者我个儿小，人老实…… 　　我当时几乎晕倒了。 　　当天晚上，我们按照连长的嘱咐，吃得很少。有的同学甚至没有吃饭。大家睡不着觉，就兴奋地说着明天的事儿。大约十二点时分，说集合了。大家急忙往外跑。还是集中在地坛公园，大家互相检查有没有违禁物品，带《毛主席语录》没有，然后又跑步练习了一遍接见规程。 　　我跟那个山东同学被赵旺带到另外一个全是生面孔的队伍里。这个队伍也很雄壮，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一会儿，我们的队伍走动了，但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大约在下二点左右的时候，才走到交道口附近。想不到后半夜的天气这样冷，我瑟瑟发抖，其它同学也跟我差不多。就在这儿站着，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队伍又前行了。快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大家忽然跑了起来；按照带队解放军的安排，我来到了东灰二台。台上已经挤满了人，周围都是我不认识的年轻而又激动的面孔。这儿离天安门城楼还是很远，上面的柱子都看不清楚。这时候，我身体开始出现严重问题了。这时不只是冷，要命的是尿憋。我昨晚没有喝过水，但到交道口时就觉得有尿了，没处尿，强忍着，这会儿更加憋了。现在更没处撒尿了，接下来的时间该怎样度过呢？越想心里越慌乱…… 　　天上的红太阳已经从东方升起来了，但天安门上的红太阳还迟迟不见踪影。广场上人山人海，歌声响彻云霄：“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终于，大约在九点多钟时分，大喇叭里宣布：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了…… 　　声音马上被全广场的欢呼声和口号声淹没了。大家挥着语录本一个劲地呼喊。我周围有人哭着，有人唱着，有人喊着，好像大家都发疯了。我也在人伙里机械性地呼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我吃力地踮着脚。大家的个子好像突然增高了，使我怎么也看不到城楼。我一急，就放声大哭起来。山东的那个同学说，我来抱着你看。我一下子扑在他的怀里。他个子也不太高，但抱起我，我还是一下子看见城楼了。其实，我只能看到城楼上有一群人，大家都穿着军装，根本看不清哪个是毛主席，哪个是周总理，哪个是江青。只是，大家都说那个穿黑大衣的是林副主席。黑衣服比较显眼些。 　　被抱了一会儿后，山东同学就说，你下来抱抱我，让我看一阵。于是我就下来抱他了。就这样，我俩轮流抱着看。后来，我俩都觉得没意思了，就在人伙里听着别人的议论。 　　尿又憋得厉害。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趁着大家都在发疯，就悄悄地顺着裤腿开始尿尿了。尿了一小半，地上开始有流水了，也能忍住了，我就不尿了。大家发觉了我尿尿的事，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也看地上，我羞愧万分。但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照样喊他们的“毛主席万岁”。 　　尿的问题解决了，但冷的问题更加严重了。裤子尿湿了，结起冰来，像穿着盔甲。我有些后悔：唉，还不如不来好哩。 　　我开始盼望着早点回去了，但天安门广场上仍是红色的泛着浪花的江河，缓缓流动着，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凡正已经是下午了，接见才宣告结束了。毛主席走下城楼，其它领导也都回去了，城楼上已不见一个人。但广场上还是一片红海洋，歌声还很起劲。 　　在喧嚣声中，我们在解放军的指挥下开始往回走了。人多，走得很慢。我看到，广场上尽是红卫兵丢失的东西，特别是鞋子很多。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走到安定门附近时，大家就散伙了。 　　回到住处时，其它同学还没有回来。我先是痛痛快快地撒了一泡尿，然后躺在火炉旁，一边烤裤子，一边休息。我实在太累了，但不敢睡着。我想在其它人回来之前将裤子烤干，或在他们来时进行掩饰。然而，房东老太太却不时进来问这问那，真是讨厌。 　　这天的晚饭，真的每人一大勺子大肉，白面馒头尽量吃，还发了一盒饼干。吃完饭后，大家也没有怎样说接见的事情，而是倒头睡觉了。 　　第二天看报纸，知道了接见时更详细的情况。后来，报纸上说26号又接见了一次，两次都算是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北京城里的红卫兵算是接见完了。大家该回去了。 　　这以后，乘车串连停止了，说是要发扬红军精神，步行串连。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尽早走出北京城。伟大领袖烦了，我们也烦了。虽然吃饭不花钱，但与其在北京城里这样吃白面馒头，还不如在家里吃玉米窝窝头舒服。 　　于是，连我在内，我们都躺在麦草窝里等待回家的车票，但回去的人太多，车票没有影儿。这时候，也不再在公园里训练了，赵旺他们也不知道去了哪儿。我们由接待站管理了。 　　红卫兵越来越少。“黄大衣”她们也不知去向。我找过她几次，从连部问到团部，大家都不知道她。她威逼过的那家“五类分子”也好像搬回来了…… 　　这样又过了十多天，我们才等到了去兰州方向的车票。我们喜出望外。我们与接待站的同志计算起我们该带多少路上吃的“干粮”。他们只给我们两天的，我们说不行，说这样我们会饿死在路上的。我们算帐说：从北京到兰州算上两天，从兰州到天水算上两天，从天水到我们县也要两天，这样就是6天。所以，起码得带上一个星期的干粮。那个女同志看出我们在倒鬼，但也没有揭穿，只是说：那就照你们说的发放吧！ 　　回家了，我心想该给爸爸妈妈买点什么东西。总算在北京来了一回，买点什么好呢？北京什么都贵得要命。我的钱还有三元多。在王府井转来转去，就给妈妈买了一个发卡，九毛多钱；给爸爸实在没有什么可买的，也就算了。 　　于是，我们每人背着几十个馒头上车了。这次可好，虽然挤，但有座位。路上，大家才说起了接见那天的感受。只是，没有一个显得很幸福。 　　到了天水，大家没有停留，就忍痛花了五角二分钱，买了班车票，一阵风似地到了县城，回到了家里。 　　回到家里，妈妈抱住我哭了。当我将发卡交给她时，她哭得更厉害了。当我将剩下的四斤二两粮票和一元二角八分钱交给爸爸时，爸爸的眼圈也红了…… 　　许多年后，我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激起了我对地坛的回忆。去年，我重新去了趟北京，特意在地坛附近游荡了几次。但现在已经看不到过去的影儿了。感慨之余，我写了首《七律·北京忆旧》来抒发自己的感情：
　　　　　　 　　　　　　一别京华四十年，心潮汹涌地坛前。
　　　　　　最高领袖入堂庙，红色风云化夕烟。
　　　　　　不见清华闯将在，却知八宝石碑残。
　　　　　　车流如水阻思路，欲忆从前亦困难。 　　　　　　　　　　　　　　　　　　　　　

[copyright][/copyright] [ 本帖最后由 lqm407 于 2011-7-4 11:3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