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

　　陈老师
　　
　　“大理三月好风光”。阳春三月，我应邀来到大理，祝贺一位同学的乔迁之喜。这位同学是一名小学教师，有三个孩子，生活原本一般。但她看准时机，以卓越的胆识，用全部家产为抵押，贷款七十多万，购买了三株名贵兰花，由此发财致富，成为我班同学中，仅有的两位千万富翁之一。
　　新房位于风景优美的银泊泉旁，空气清新，占地宽广。小桥流水，古亭石径，鲜花奇石，把整个别墅装扮得舒适而秀美。一幢四层小楼，装璜华丽，设施高档齐全，令所有来客啧啧赞叹。
　　主人拿出新鲜的瓜果，五花八门的糖果、糕点，高级香烟，名茶，热情地招待大家。
　　在愉快的谈笑间，同学老蔡悄悄对我说：“你知道吗？陈老师回来了，就住在这附近。”陈老师三个字，触动了我心中敏感的神经，眼前的一切瞬间消失殆尽，数十年前的往事一起涌上心头。
　　陈老师是我在下关二中的朋友和同事，分别已经整整三十年了，但他的身影言行，一点一滴，以至别后关于他的种种传闻，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一直保持着对他的深切关注。
　　1971年底，我从插队的宾川农村，返城回新建的下关二中工作。一天，二中筹建组组长王松告诉我，将从丽江调一个北京大学外语系毕业的学生来负责全校的学生工作，由我协助。几天后，一个高大英俊的北方青年来到学校，他就是陈老师。他标准的普通话，广阔的见识，热情豪爽的性格，使我们一见如故，迅速成为了朋友。交谈中我才知道，他原本是分配到福建的，但同校的一位同学为了和自己的女友分在一起，央求他给予帮助，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陈老师就从条件较好的沿海，来到了贫困的云贵高原，在丽江的一家工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那位同学内心十分感激，便把在下关的表妹介绍给他，这样陈老师又得以调往下关，成为我的同事。这一助人为乐的举动和不计个人得失，不畏艰苦的精神，更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
　　学校成立临时领导班子，他任政工组组长，我任副组长。成立临时团支部，他任书记（团委成立后，任团委书记），我任副书记。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相互支持，互相配合，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热情、能力和责任心，令我钦佩，他在生活和工作中，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在我的婚姻恋爱中，他也曾助过一臂之力），使我感激，我们的友谊不断增长。
　　我们两家挨得很近，工作之余，常在一起促膝谈心。无论是政治、工作、生活、思想，无话不谈。当时正值文革中期，形势变化无常，各种观点激烈对抗，但我们的看法却是惊人的一致。我们看出了“批林批孔”的实质是要整周总理，便消极应付，毅然退出。对小平同志复出后，采取的各项改革措施，感到欢欣鼓舞，由衷地拥护。对四人帮一伙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都极为愤慨。甚至他为四清运动中挨整的亲属翻案，我也能理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恭恭敬敬地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为了表示慎重，他还特地请当地的书法家，学校的王老师，为他书写信封。工作上的同心协力，生活中的相互帮助，政治见解的一致，加深了我们的友谊。
　　一别三十年，一直无缘相见，如今近在眼前，我怎么能错过呢？立马约了几个在二中工作过的同学，不顾主人的殷切挽留，在老蔡的带领下，向陈老师的住处赶去。
　　陈老师的住处就在银泊泉旁的一个豪华小区里。门开处，陈老师走了出来。多年未见，他发胖了，略露老态，但基本容颜不改，依然神采奕奕。我马上就认出他来了，他自然也认出了我，大家兴奋地握手寒暄。迎进屋内，又是烟茶瓜果，一番热情招待。
　　来客都是二中的同事，二中的生活工作，自然成了主要的话题。当话题自然而然地涉及到当年二中两派斗争的时候，陈老师猛然摆摆手，打断了大家的话：“算了，过去的事都不要再提了。没意思，现在想想，那样斗来斗去，实在没意思。”大家愣了愣，立刻明白了，因为二中的生活，在文革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是一段极其复杂的经历，是一段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生活。许多同窗好友，为此而分裂，原本和睦的同事变得势不两立，就是我和陈老师的友谊，也因此受到冲击，走到了破裂的边缘。
　　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反有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观念，对人们的思想、言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二中筹建组组长王松和实际负责学校日常工作的文校长之间的矛盾，在其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参看《我与王松》）
　　陈老师是一个热情朴实的人，但又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一位堂堂的北大毕业生，怎么甘心在一所边疆的小小中学里，做一名普通教师呢？而自己努力工作，诚恳待人，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却根本无从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这时从一个普通教师出身，通过造反，成为市革委副主任、二中一把手的王松，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与王松的密切接触中，他逐渐感到要出人头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只有积极参加政治运动，通过造反才能迅速获得职务和权利，达到大展宏图的目的。
　　渐渐地，我发现陈老师变了，他对工作的积极性降低了，对政治运动的热情增高了。他伙同部分教职工，处处与文校长作对。为了打击文校长，连文校长的丈夫谢老师也不放过。一向对学生严格管理，耐心教育的他，竟然支持有明显过错的学生，造正确批评教育学生的老师的反，原因是那位老师是支持文校长的。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中，对小平同志十分敬仰，给邓写过信的陈老师，居然慷慨激昂地高调批邓……
　　我疑惑了。这是陈老师吗？这就是那位我熟悉的热情正直，乐于助人，思想高尚的陈老师吗？我试图与他沟通，但双方想法相去甚远，根本谈不拢。“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人关系日渐冷淡疏远。
　　陈老师的错误言行给自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粉碎“四人帮”以后，工宣队进校，开始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关的人和事。文校长和陈老师双双被送进学习班，交代说清自己的问题。当工宣队向陈老师宣布这一决定的时候，陈老师暴跳起来：“什么？要我去说清自己的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好说清的。让我去帮助他们说清问题还差不多。”言罢，拂袖而去。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陈老师想得到的“去帮助他们说清问题”的差事却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和二者关系都不错，我感到好生为难。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头天还暴跳如雷的陈老师，第二天竟乖乖地进了学习班，而且态度特别好，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自己的大部分问题。他唯一不愿说清的是参与活动的其他人的所作所为，他以一个北方汉子的哥们意气，把一切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我感到一阵轻松，我为他能认识自己的错误而高兴，我希望能重新找回到我所熟悉尊敬的陈老师。
　　事实却残酷地打破了我的幻想。返回学校的汇报会上，陈老师彻底推翻了自己在学习班上的检查交代，反而大谈自己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我震怒了，我可以容忍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无法容忍翻云覆雨，阳奉阴违的不诚实的态度，我与他第一次发生了争辩，我们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友谊遭到严重挫折。
　　陈老师的所为受到上级领导、工宣队和不少教职工的一致谴责，他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成为一名普通教师。他得到了和自己期望完全相反的结果。
　　两年以后，在二中前途暗淡的陈老师，利用自己外语系毕业的条件，调往省旅游局工作。临行前夕，已经离开二中，进入大学学习的我最后一次来到他家，为他送行，希望能冰释前嫌，重续友情。谈话在客气、冷淡的气氛中进行，我的目的未能达到。这也是我们分别三十年，再无联系的重要原因。
　　陈老师离开下关以后，我一直关注着他。他先担任导游，拿着个喇叭，出入于各个景点，尽职尽责地工作。北大外语系的学历，较为丰富的人生经历，热情肯干的特点，使他在工作中表现突出。二中生活的经验教训，使他特别注意搞好与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低调做人。终于，机会来了，1983年，中央推行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各项条件齐备的陈老师一举被提拔为省旅游局副局长。他珍惜这一难得的机遇，奋发努力地工作，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华，为我省旅游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许多人津津乐道，游客众多的东南亚旅游，就是在他任上开创的。事业的成功使他多次得到各级领导的接见，频频在电视上露面。回顾二中的经历，使他在志满意得之余，产生了衣锦还乡的念头。一天，他手下的一位处长，来到下关，专门登上二中，游览全校，并对二中的教职工说：“这里是我们陈局长工作过的地方，他特意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下惹恼了不少人，有的教师立即上书省委组织部，揭露了陈老师在文革期间的种种错误言行。省委组织部派专人下来调查，发现情况属实。经研究，撤销了陈老师的局长职务，调省城附近的一所中学任教。陈老师遭受了人生的第二次挫折，为自己一时不理智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下关二中成了他地地道道的伤心之地，二中两派的斗争成了他不堪回首的往事，因此他不愿提及这些事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话题转移到了大家近年的生活。我们观看了他与众多领导人和知名人士的合影，交流了别后的情况，参观了他现在居住的豪华别墅，有关他这些年的传闻也一点点得到证实。
　　在郊区中学任教的陈老师，显然不会甘心于这样普通平凡的生活。改革浪潮滚滚翻腾的时候，他毅然辞去现职，利用自己在旅游局工作所积累的经验和人脉，开办了一家旅游公司。十几年后，他成为本省一家知名的旅游公司的老总。家财万贯，名声显赫。
　　陈老师的家庭生活有喜有忧，喜大于忧。大女儿名丹，该名寄托了当年陈老师对党和人民的一片丹心。二儿子生于1976年，那年有三位伟人先后逝世，陈老师便在丹字旁加了三撇，起名为彤，以示哀悼怀念之意。陈老师年老退休，大女儿接管了他的旅游公司，照样干得风生水起。二儿子学业有成，与儿媳一起移居澳大利亚，陈老师倾其所有，为儿子买车买房，使儿子成为国外有房有车的中产阶级一族。不幸的是，陈老师的妻子因病过早离世，他为年迈的岳母，买了一套房，请了专人侍奉，直到百年送终。陈老师曾经再婚，但婚后不久，便发现新人与原配远远不能相比，两人矛盾纷争不断，很快走到了婚姻的尽头。但结婚容易离婚难，陈老师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舍去了大量钱财，才重获自由之身。
　　这次，他是受大理州旅游局聘请，前来主办一个大型旅游观光项目——西夷之大理。州旅游局给他提供了优厚的待遇，年薪20万，而且无偿拿出这套别墅和一部轿车，供他使用。
　　在热烈友好的交谈中，时间过得很快，太阳偏西了，催我们返回的电话连声响起，大家只得起身告辞。虽然没有明说，但可以感受得到，我和陈老师之间的隔阂已随着时光的流逝和这次见面，烟消云散。临行前，陈老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现在我对儿女的唯一要求是，你们干什么都可以，但绝不能从政。”
　　回到银泊泉，主人已经备好了丰盛的晚餐。在觥筹交错中，看着神采飞扬，浸沉在幸福中的主人，想想刚刚见到的陈老师，我不禁感触良多。有位名人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的只有几步。”又有人说人生如棋。乔迁的主人，在平淡的人生棋局中，看准机会，走了步险棋，结果一招致胜。陈老师则在开局，因求胜心切，走了步臭棋，导致两次损兵折将，几乎一败涂地，但他临危不惧，力挽狂澜，反败为胜。至于我们普通的平头百姓，既不敢闯一闯，走出险棋，也小心谨慎，不致走出败招，结果四平八稳，最终以和局收场。人的一生，如不敢冒险，也不愿做违心违法之事，虽不能大富大贵，但只要衣食无忧，身体健康，心安理得，便足以自慰。
　　一个月以后，二中的部分同事也想与陈老师相见，可迟了一步，陈老师已经辞去工作，到澳大利亚去了。
　　据说，他是因为发现西夷之大理这个项目，前景不容乐观，搞不好会劳民伤财。于是放弃了优厚的待遇，一走了之。
　　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生活的经历使陈老师清楚地明白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可以追求，什么应该舍去。在人生的棋局中，面对明明可以吃的棋子，却不为所动，以免误入陷阱，这也许又是一步好棋。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3-9-6 11:2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