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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散文

我在学院的那些日子

2022-01-09叙事散文赵国宝
1993年,我有幸通过成人高考,来到本市最高学府——定西教育学院中文科学习。那时学院级别低,每个专业设一个科室,所以就叫中文科。我们上学的时候,中文科是本校师资力量最强的,所以,还算是人人比较羡慕的一个专业。据说有几个其他科的学员通过一定的……
    
  1993年,我有幸通过成人高考,来到本市最高学府——定西教育学院中文科学习。那时学院级别低,每个专业设一个科室,所以就叫中文科。我们上学的时候,中文科是本校师资力量最强的,所以,还算是人人比较羡慕的一个专业。据说有几个其他科的学员通过一定的关系转到了我们中文科。因此,中文科的学员走起路来头抬得比较高,我就属于其中的一员。
  来到学院报到的时候,不禁令人有些凄然。原来,这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操场里长满了荒草,教学楼也只有一栋。我们上的第一节课就是全班60几名同学到操场里铲草。草铲完了,才知道带领我们劳动的就是我们的班主任。班主任姓姜,才刚刚从省教育学院毕业,许多学员都比他年龄大,因此,同学们私下里就叫他小姜。小姜老师是个和善的人,给我们上《文学概论》,自己也半生不熟的,所以学员们一点也不怕他。但小姜老师却也不摆教授的架子,常常让学员们自己讲,这样,好多学员就来了劲,讲得滔滔不绝,博得同学们一阵阵掌声。这样,小姜老师上课就干脆不讲了,多时让学员们自己看,自己讲。考试的时候,勾几道题,让学员们自己背会了事。一年后,小姜老师就调到电视台当编辑去了,据说到那里他却如鱼得水,不到几年就当了电视台总编辑,现在已当了副台长了。
  学院上午上课,下午休息。这就有了很多睡觉的时间,因此,午饭后就下棋摸牌,有的宿舍里还打麻将。晚饭过后,有一节晚自习,老师也不来,学员自己看书,因此,有些学员就干脆连晚自习也不上了,彻夜打牌。这样松散的管理,实在让人悠哉悠哉。
  我们宿舍就在离教学楼很远的一排平房里。我们宿舍是5号宿舍,俗称“酒宿舍”,原因是一宿舍七个人个个嗜酒如命。宿舍里五个陇西来的,两个临洮来的,各自吹嘘本地产的酒有多好喝,结果是什么酒都尝到了。末了,得出的结论是:还是四川酒好喝,尤其是52°泸州老窖二曲,外号“卢老二”,劲口大,最为适宜。我们就经常喝52°泸州老窖二曲。特曲和头曲太贵,只能在重大节日才喝一下。平素日子,尤其是星期六晚上,就凑份子喝泸州二曲。没菜,就买几包葵花籽、花生粒下酒。几乎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是酩酊大醉,星期天大睡一天。别的宿舍的学员来串门,一看这阵势,一闻这味道,就捏着鼻子跑出去了,而我们睡在里面毫不知晓。渐渐地,我们5号宿舍就叫酒宿舍。
  有一次,实在喝得高兴了,7个人喝了6瓶泸州二曲,喝得洋相百出。那一晚,睡在我上铺的老陈一上床就喷灌,吐得我的蚊帐狼籍不堪。大个子李正文半夜里在宿舍背后的树底下小便,尿完后,就顺势躺在落叶里,一直睡到天亮,还以为自己就睡在床上。郭晓翔更离奇了,上完厕所后,摸到另一个宿舍的一张空床上睡到天亮。尤其是老徐,半夜起来解手,竟是就地解决,还以为自己去了一趟厕所。
  通过这次之后,我们就尝到了这“卢老二”的厉害,再也不敢喝得太多了。
  “酒宿舍”渐渐变成了“睡宿舍”。有时连课也不上了,天天派个代表去打探消息。消息一紧,就赶紧起床,趁课间十分钟的当儿溜回教室。这样,因为课堂里常常缺的人太多,老师不得不天天点名。当然,其他宿舍的学员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期末的时候,常常有几个因为经常不上课被扣了分,不得不下学期补考。有的学员急了,补考的时候就提了礼物,要老师手下留情。但也有例外,因为有的教师就根本不搭碴儿。
  最不近人情的就是带外国文学的小何老师。那时小何老师刚刚师大毕业,长得水灵灵的,很秀气的样子,尤其是那张娃娃脸,绝像一个橡皮娃娃。因此上课的时候,教室里就窃窃私语,气得她就涨红了脸。也不是课上得不好,主要是因为学员大都是成人了,好多人已是孩子的爸爸或妈妈。有一次小何老师课上到中途,因为有人恶作剧,竟气得将讲义一摔,哭着跑出了教室。这样,教室里就更乱了,有人甚至吹起了口哨。不料这下就惹祸了,吵闹声惊动了整个教学楼,惊动了学校的领导。毫无疑问,小何老师挨了学院领导的批评。这样,带头恶作剧的那个学员就吃亏了。学期末,快要毕业的时候,他的外国文学就挂住了。据说他几次找小何老师赔情道歉,都遭到了拒绝。一门课不及格,将意味着拿不到毕业证,也不知最后怎样了。记得当我们都拿着毕业证,恋恋不舍地离开学院的时候,那个同学还在四处奔波。
  最受学员们欢迎的是梁述老师的写作课。梁老师那时四十来岁,已被评为副教授了,是学院最年轻的教授,这是学员敬佩的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还是他的课讲得随意,不照本宣科。梁老师讲课用的是定西方言,放得开,旁征博引,因此学员暗暗喝彩。他上课根本不用点名,教室里却济济一堂。有时候,其他科的学员也来旁听。
  梁老师的写作课确实也特别,他根本不讲什么选材、立意、构思等人人知道的小道理。他讲的是大道理,从老庄讲起,讲到禅宗,六祖惠能,讲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这令学员们大开眼界。他讲的是自然之道,“顿悟”,很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所以,上他的课,几乎都是倾听,当然,又有倾倒的意味,有时候,简直是“绝倒”。就像后来“百家讲坛”上的易中天、姚淦铭等,讲什么都能深入浅出,举现实的例子,深受大家欢迎。当然,也有学员说听不懂的,就对梁老师也有微词。什么这个人只讲“八卦”呀,讲“佛”呀。我以为,这是一种浅薄的说法,不可信的。对于真正喜欢中国文化的人来说,真是碰到了好老师。临毕业的时候,在几个同学的组织下,与梁老师的合了几张影,到现在还珍藏着。
  有一次我到市上去,看到梁老师走了过来,赶紧过去问候。不料十几年后,他还记得我,并说在地方报纸上经常见到我的文章,写得不错。这令我大吃一惊,原来我以为自从毕业后,从未拜访过老师,他早就不认识我了,他却还是那样关心自己的学生。这令我非常惭愧,因为十几年来,我常常忘记自己教过的学生的名字。
  受欢迎的还有黄院长的外国文学课。黄院长虽说是学院的院长,却兼着中文科的外国文学课。他是一个胖胖的老者,快要退休了,却对工作一丝不苟。黄院长也是满口方言,一口很好听的临洮话。黄院长上的是外国文学上册,欧美文学。他从荷马史诗讲起,一直讲到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他讲莫里哀、莎士比亚,讲福楼拜、巴尔扎克,讲到精彩处,脸也涨红了,声音如同洪钟。这时候,学员们的笔下就“沙沙沙”,生怕漏掉了一个字。因为黄院长的外国文学考题根本就不在学院发的那套“卫电高师”课本上,全在讲义里。他认为那套课本太浅了,没什么讲头。这才是一个教授的风格。
  欧美文学快上完了的时候,黄院长布置了一个作业:每个学员写一篇三千字以上的论文。好多人都傻眼了,因为自上学以来,几乎都没写过一篇像样的论文——那时候,没听说评职称需要论文的。学员们大都东抄西拼,弄得虎头蛇尾。心想:院长根本没时间看那个,糊弄一下算了。不料第二天上课的时候,他大发雷霆,说太不像话了,中文科的学员竟然都是“趴肺”(陇中方言:非常无能的人),现在要改改学风。接着,院长讲了许多有关论文的常识,并声明,谁的论文不过关,别想毕业。
  学员们这下都慌了手脚,下午再不敢睡觉了。到图书馆查资料,到阅览室借阅杂志,忙了整整一周,一篇论文才总算交了上去。记得那时我想来一下创新,写的题目是《哈姆莱特和贾宝玉形象时代特征之比较》,交上去之后,忐忑不安,因为当时据我所知,没有人作过这个题目。我只不过觉得哈姆雷特和贾宝玉都是同一类型的人,而且都是反封建的悲剧人物,就把他俩扯在了一起。写完之后,心里没一点底。
  过了好多天,黄院长开始发论文作业了。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生怕那篇论文被判死刑。突然,我听到黄院长评价我的那篇论文,说“题目新颖,文笔不错”,并说,这是国内刚刚兴起的比较文学评论,给了全班最高分:19分(满分20分,占学期总成绩的20%)。接着,院长用了好长时间讲起中外比较文学评论。说我那篇文章还太单薄,要发表还得好好修改。下课之后,同学们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当然,有的同学有点嫉妒,说是我名气大的原因。我却不置可否,心里却美滋滋的。虽说我当时在省内著名文学刊物《飞天》杂志“大学生诗苑”栏目发过诗,但我认为院长不一定看到过。其实不见得他知道我有点名气,所以那全班最高分应该不是名气大的缘故。可惜的是那时候身边没有电脑,可以将那些文字保存下来。毕业的时候,连同一个装书的破纸箱子,好多该保存的文字都扔掉了,其中就包括我的那篇论文。
  上现代文学的效老师高大的个字,据说跟我们学员有着相同的经历:曾经也是个师范学校的学生,经过努力,毕业后进修了专科、本科,调到教育学院当了教师。效老师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音色很美,所以听他的课也是一种享受。到现在还记得他给我们朗诵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
  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
  读着读着,不知什么时候,他镜片后面的眼眶湿润了。听着,听着,我们开始全班唏嘘起来,充满了对侵华日军的仇恨。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学文学的人应该都是血性男儿。
  最令人难忘的是诗人紫荆。其实他姓王,教我们古代文学。那时,听说他是个诗人,就拿了自己刚写的几首幼稚之作去拜访他。其时他已三十过了,还孤身一人住在一间狭窄的单身宿舍里。去了之后,却发现他跟中文自考班的一个女学生谈对象,刚要尴尬地退出来,却被他叫住了。他说:“不妨事,拿来我看你的诗”。原来他早就打听到我在写诗。我迟疑着坐在他办公桌跟前的一把椅子上,把诗稿交给了他。他仔细看了十来分钟,然后,他扶了扶眼睛,慢条斯理地说:“不错,这首不错。”我看了一下,原来是我觉得最不行的的一首。他看到我眼中有疑问,又说“你看这首,有变形,有比喻,好诗好诗。”我坐了一会,就赶紧告辞了。
  回到宿舍,我仔细琢磨他所说的“变形”,觉得他所说的就是我把荞麦说成了“这朴素的女子,让村庄又焕发了光芒”,或者“坐在荞麦红红的杆上,可以渡过大旱的年代”。顿时,这个“变形”,唤醒了我的诗歌记忆。以后我就尽量写这样的诗句,终于,发在了一些报刊上,同学们称我“诗人”。挣来了稿费,也就同朋友喝成啤酒了。
  幸好王老师国庆节后就结婚了,我才敢堂而皇之到他家去。他的太太很漂亮,很温柔,无业。我们去的时候,就赶紧给我们泡茶。那时候,经常跟我一同去的还有我们中文班的老单。老单爱读古典,尤其是《老子》、《论语》,我们很多时候就一直谝到深夜。有一次,我们聊海子的诗,聊到午夜两点,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
  紫荆老师非常能抽烟,也非常能喝酒,我和老单都不是他的对手。
  临毕业的时候,在老单的张罗下,我们仨合了一张影,却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
  本世纪初,我家里有了一台电脑,我开始走上了真正的写作之路,有一些作品竟然跟紫荆老师的诗发在同一期杂志上,不能不说又是缘分。前几天,打听到他的电话号码,又聊了一阵,觉得他的话音还和过去一样爽朗。我仿佛又看见他边大口抽烟,边神聊不止。
  ……
  离开教育学院已十几个年头了,我已从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变成了迟缓懒散的中年人。我的那些老师,也该垂垂老了吧,真想念他们。真向往那段美好的时光。
   [ 本帖最后由 赵国宝 于 2011-1-23 21: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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