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地阳光（五）、萌动

　　当岁月的剪影在新旧交替中更贴时，小院的景物依然鲜活地陪伴着人们渡过新的年轮。玻璃上贴着的窗花，在无声地告诉人们星转斗移的时光变迁。平房屋前各家搭建的小厨房，静默地诉说着人间平凡烟火的不断延续。院内门口狭小、相对简陋的公用厕所，简易地解决着人们的生理需求。院门直面相对的小旅馆，永远敞开它热情的大门，迎接着过往这座城市歇脚的客人。院门外右边的公用水管，屈身弯腰低着它细小的头部，流出不息的自来水，为居民常年累月的服务。
　　一切事物似乎都是有条不紊，就像转动的永动仪一样，带着时光，带着一种不懈地气息，前进、行走。只是在不经意间，我突然发现我的大姐、二姐和曙光哥哥都参加了工作。那是一个正处在知识无用论的年代，中学毕业后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风潮涌动在全国各地。我记忆中的大姐、二姐和曙光哥哥都只是初中毕业，便没有再继续求学，怂恿在一种时代的风潮中，早早参加了工作。这种时代的印记，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轨迹。
　　当时在市公安局工作的、且有一官半职的父亲完全有能力为自己已长大的三个子女，分别安排个像样的工作单位。但父亲天性耿直，铁面无私，竟然对大姐、二姐和曙光哥哥的工作问题不管不问，只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与父亲同胞的兄弟、我唯一的叔叔，眼看着自己的侄女、侄子中学毕业，马上面临着上山下乡的浪潮，于是主动出面想办法安排。或许，叔叔早已看出这场如风卷残云的上山下乡活动，对年轻的孩子们的成长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也许，担心他们一旦真的去了乡村，并不能承受那样的苦难生活，所以，叔叔极力操持他们留城工作的事情。并在操办的过程中，叔叔可能或多或少地打了父亲的旗号，最后给大姐安排到了市制帽厂，二姐去了市邮政局。大姐、二姐都上班好一阵子，父亲才得知消息。曙光哥哥的工作，因为全家人都在游说父亲去管，最后在父亲的安排下，曙光哥哥终于去了市公安局的交警大队工作。
　　大姐其实并不满意自己的工作，那是一个集体所有制单位，待遇并不能和全民单位相比。这个从小被奶养出去的秀丽女孩子，又是家里的老大，处处让自己有了隐忍的生活态度。接受和顺从，并为底下的孩子们做出榜样，这让大姐从小吃了不少的苦头。
　　大姐上班几年后，正赶上大学里招工农兵学员。由于大姐在厂子里表现不错，便成了单位被推荐上大学的对象。一切进行得似乎都很顺利，等到发榜时，大姐得知没有自己。最后打听，是别人找关系顶替了自己。伤心、落寞的大姐，一定在心里无数次地埋怨过父亲，为何没有利用自己的职位找点关系，让她顺利地进入大学学习。那样，大姐的生活轨迹肯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好在大姐当时正处着一个对象，能分散点内心深处的忧郁。大姐的对象是军区一个领导的儿子，长得一表人才，也在军区工作，我对大姐的对象十分有好感。不知为何，我从小便对长相英俊的男士青睐有加，也许是女孩子天性中便是喜欢美的事物吧。那时，我心灵的深处已悄悄萌动着一份少女的春情春意，这或许也是著名西哲鼻祖弗罗伊德提出的初始的人性深处的原爱学说吧。
　　夜色总是把小院笼罩着错落有致而静默诗意，一切生物都在安静中拔节生长。但白昼的喧嚣又把人们带入忙碌中，生命的最好老师便是生活。生活教会了我们无数的真理，但生活退出舞台后，我们也就永远定格在某一时刻的风向标。
　　我便是在生活的点滴中，领悟和认识一切事物的真相，和感情的自然流淌。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大姐和她的对象要在某个周末的傍晚去看电影，而在他们前往电影院的身后，却跟着三姐、我和妹妹。去了电影院，我们三个坐在前排，大姐和她的对象坐在后排。坐定后，电影还没有开演，大姐的对象从他军装的不同口袋里，像变戏法地往外掏出一把把带壳的花生，分别给了我们三个。我边吃着花生，边扭过头去看他，看见他洋溢着微笑的脸庞十分生动而富有朝气。花生，在那个年代，可是平时吃不到的东西，一定是要等到过春节的时候才能看到的食物，可见大姐的对象家境一定很好。但不知什么原因，大姐最后却没有和那个对象缔结婚姻，让我也是颇为遗憾。也许缘分真是上天冥冥之中的暗定，看似很般配的一对，未必最后能走到一起。
　　小院里有两个男孩、两个女孩和我的年龄相仿，成了我儿时的玩伴。男孩中的军长我两岁，是家里的独子，长得浓眉大眼，机灵聪明。另一个男孩子俊，与我同岁，性格较憨，他的大哥后来成了我的大姐夫。女孩里有红红和海花也与我年龄相同，我们三个女孩子之间经常上演着今天好的像一个人，明天却反目为仇得像敌人的把戏。
　　我和军很能玩到一起，我们同在文津巷小学上学。而俊、红红和海花却在另一所“小五台小学”上学。我和军经常一同上学，小小的他似乎扮演和充当着护花使者的角色，因为在上学的路上，我们要从院门出来，穿过约100长的小巷。而那条小巷的两旁，分布着众多的小院。有时，走着走着，就会从某个院子中串出一、两个男孩子，拦住我的去路。他们并没有继续更加别样的举动，或许就是一种男孩子玩皮的恶作剧。这时，军就会用力抱住或拉耻住那些男孩子，让我快速地跑过去。
　　于是，小院里的一些大人就会开我们的玩笑，说我们长大后是一对。我当时听后，也并没有多大的反感，因为也不知道一对的具体含义和内容，还是傻乎乎的和军玩在一起。
　　我家的相册里，原本是保存有当了警察的曙光哥哥领着我们游玩太原著名名胜古迹晋祠时照的合影。杨柳依依的大树下，潺潺流过的难老泉水石栏上边，右边是奶奶，左边是曙光哥哥，而中间是我和军，这张合影照片更加成了小院邻居们开玩笑的素材。后来，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家搬离了小院。虽然我有时也回小院去看看，但和军的距离越来越远。以至成年后再碰到，对也当了警察的儿时的伙伴军只是普通的感觉，也在心里暗笑自己少时的两小无猜。
　　而女孩里的红红似乎比我们知道的东西要多点，我跟着红红长了不少见识。她是家里的老大，底下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并且经常在屋前加盖出来的、光线幽暗的小厨房里帮大人做着家务。有一次，我刚踏进她家的小厨房，她忙把什么东西往自己胸部的背心里塞藏。她一看是我，忙又把东西掏出来，我一看是二个刚煮熟还发烫的鸡蛋，而她的胸部一定被烫的不轻。原来红红是趁父母亲不在，自己偷着煮鸡蛋吃。他的父亲也在公安局工作，母亲则在太原钢铁公司工作。每年的夏天，她的母亲就会拿回几瓶钢铁厂配制的汽水，我也可以分得一瓶，喝着感觉好甜、好凉爽的汽水啊。
　　她的父母那时正当年，精力也很旺盛，他们有时现在还是吵地面红耳赤，过一会儿两人却已是谈笑风生，好得像一个人。或许是他们亲热时被红红看到过，于是红红便拿出她家柜子里放的赤脚医生手册，指着上面女姓和男姓的生殖器官的图谱给我和海花看。我们三个聚首盯着赤脚医生手册看了又看，因为倒底是年龄小，缺乏一定的的感性认识，终究没搞明白红红说的事情。
　　而我真正对异姓萌发爱慕之情，是我上初一的时候。那时，我们的数学老师是由师范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见习代课。数学老师的老家在太原最贫因的娄烦县，虽然我没有去过娄烦，但通过别人的述说，娄烦在我的印象中是满目的山沟，贫瘠的土地和没有生活热情、时常在太阳底下打盹的村人。但长相白净、五官精致、面貌英俊的数学老师就来自娄烦县，这让我很是大为不解。
　　数学老师住的学校集体宿舍，就在教学楼大门的右侧，我便经常和另一个女同学借问数学题光顾。他在讲课的时候，我会很专注地看着他好看的双眼皮眼睛，虽然他的口音是带着浓重的娄烦普通话，但他英俊的面孔足以让我倾倒。那些行为，不知他是否有所察觉，这或许是我青春期发育过程中分泌的某种激素在起作用。我对这个见习数学老师有一种好感，这种好感是隐匿的、自我的。那个数学老师至今也不会知道当年还有一个初中女学生对他偷偷爱慕过。这个数学老师叫什么名字，后来去了哪里教书，我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也不知晓，只记得那样一种青春的悸动和岁月的记忆痕迹。答案和结果似乎都不需要，只需要记住成长的过程。
　　这些过程和痕迹组成了我成长的轨迹，也留下流年中自我特征的韵味，让我至今回味起来，感怀和难忘。
　　（2011年4月18日写于枫叶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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