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书记

张书记 　　七零年我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湘潭师专中文科学习。开学典礼上临时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张乃俭同志给我们作报告。往台上一看，他中等偏高的个头，身体微胖，讲话时带着浓重的辽宁口音，喜欢带上“呢”的尾音，凡接不上的地方，他就用“这个呢”“这个呢”来过渡。我第一次听辽宁话，觉得有点怪怪的。 　　那时师专的规模还很小，两届学生加起来只有三百多人，教职工拢共五十多个，另外校园也小，满打满算只有七十多亩，往往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人与人之间很快就熟了。

　　别看张书记早就是正团级干部，可他却非常平易近人，经常到教室听课，到学生寝室来扯谈。因此，不管是学生，还是教职工，都挺喜欢他，有话也愿意同他讲。作为军队转业干部，张书记的最大特点就是关心群众，富于实干精神。那时经常学工、学农、学军，除了学军他不参加外，其他每次学工、学农活动，他都一马当先，领着师生一起干。他虽然年过五十，抗美援朝时又受过伤，但从未听他喊过累、喊过痛：支援农村“双抢”时，他把袖子一挽，与师生们一起比赛插秧；学工时，他把安全帽一戴，与师生们一起钻矿井；挖防空洞时，他与师生们一样挖掘、挑土、背水泥块；修大堤时，他与师生们一样打着赤脚，挑着一百多斤重的担子跳上跳下。学校开展“五、七”运动后，他作为第一批“五、七”战士与大队人马开进学校农场，打水井、修道路、砌房子，一干就是十天。年青老师都累得爬下了，可他仍旧虎虎生风。

　　那时的学生完全由政府供给，每月一十九块，十三块的伙食，六块钱的零用。按说生活还不错，可因为物质供应短缺，一个人一个月只有半斤肉、半斤油，其他副食也很少，因此伙食并不怎样，学生经常闹意见，甚至罢餐。每当这个时候，张书记就亲自下厨房，一面自己动手做菜，一面也监督炊食人员搞小动作。学生们见书记亲自劳作，也就不再提意见。

　　最为难得的是，他把师生当亲人，象关心自己的儿女一样吁寒问暖，一旦老师、学生生了病，他就亲自出马送医院、找医生，派人看护。一次，一个年青老师因肝病住院，要做手术，需要输血，可他的血型是ＡＢ型，血库里的血量不够了，要临时寻找血源，而医院、学校一时又找不到ＡＢ型血的人，后来医院说附近农村有一个ＡＢ型血的人经常来医院卖血，张书记一听，立即找了一个家在附近的老师带路，由他亲自骑着自行车、打着手电筒上门找人。经过好一阵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个卖血者，这样，那位老师的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最让人感动的是，师生中一旦出现死亡现象，张书记总是亲自出马处理丧事。

　　七三年五月，学校在组织学生挖防空洞时，发生垮塌，把一个女生压死。张书记得知后，先是大哭了一场，然后安排人手布置灵堂，派人去学生家里把家长请来，接着便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由他亲自宣读悼词。悼念活动结束后，他又与老师代表、学生代表坐着货车，由他手捧灵牌，护送那位学生的骨灰回乡安葬。本来学校是最怕学生意外死亡的，处理起来往往最为棘手，可那位学生的家长见张书记把丧事安排得如此周到、细致，而且事事亲历亲为，都深深地感动了，不再提出任何要求。但张书记觉得人家把一个大姑娘送到学校，如今却只剩下一坛骨灰，实在对不起家长，于是尽最大的可能给予了补偿。

　　七八年十月，与我同时留校任教的一位年青老师因患肝癌去世。因他与我的关系特别要好，临死时他向学校提出要求，请学校设法让我回来（那时我在湖南师院进修）参与丧事的处理。学校二话没说，立即拍电报给我，让我马上回来。等我回到学校时，我那位同学已经去世，我忍受着内心的悲痛参与丧事的全过程。在这期间，张书记同我一样，也是自始至终没有停留，整整忙了五天。回乡安葬时，张书记还请来锣鼓班子，沿路敲锣打鼓，他自己又象往常一样手捧我那同学的遗像，一直送到坟场。

　　作为部队转业干部，张书记与一般的领导相比，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少了些油滑、世故，多了些真诚与实在，他不象某些领导那样有事绕开走，而是勇于承担责任。那时，学校为了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在距师专七公里的地方买了一块地，开办农场。土地征收后，当地农民经常为些小事来纠缠学校，每当这个时候，学校的其他领导往往采取推和踢的办法，只有张书记公开说：“你们有事冲我来，我可不怕。”当地农民见他一付正义凛然的样子，也不得不收敛起来。

　　有一段时间，师专五位领导中有三位知识分子出身，而且是清一色的北大毕业生，其中两位还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员，有两位是工农干部。看得出来，领导班子内部并不是很团结：三位知识分子干部瞧不起两位工农干部，嫌他们没水平，连作个报告都要办公室的秘书起草；而两位工农干部则认为知识分子干部缺少魄力，不会干实事。在师生中则形成有水平的不肯干事，水平低的能干事的印象。每当学校发生意外，特别是师生中出现突然死亡现象时，张书记比起别的领导来既敢于负责，又多了几分人情，往往是丧事由他亲自主办，后事由他亲自料理，就连送骨灰盒回乡安葬也由他身体力行。因此，尽管他文化程度低，讲话经常走板，又容易发火，但在师生中他的威信反而最高。正因为这样，在他身上也有点家长制作风。有时党委会意见不统一，他很讨厌会上争论不休，这时他就会说：“我是一把手，既然意见不统一，那就听我的。”别的党委委员只好睁大眼睛看着他，由他拍板定调。

　　我和妻子都是师专的老职工，与五位领导的关系都还不错，但我与姓马的副校长走得最近，而我的妻子则与张书记一家关系最好。因为这个原因，马副校长对我妻子历来没有好脸色，可张书记对我却能一碗水端平。七五年评《水浒》时，地委宣传部本指名我校由主管宣传的党委委员作宣讲报告，可张书记却找到我，对我说：“小郭，你尽管曾在大会上指着鼻子骂过我，但我对你的印象倒还不错，你胆大能干，敢说真话，没有歪心思。这次地委宣传部指名我校负责宣讲评《水浒》，党委认为你比较合适，你就挑起这副担子吧。”我一听，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当确信没有听错时，不由得说道：“这只怕不合适吧！”张书记说：“这有什么不合适，你只管去讲就是。”在他的鼓励下，在地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我终于在地直机关和所属单位作了十几场评《水浒》的报告。

　　78年开学初，省教委师范处要在我校抽调一名干部或教师参加全省的高师调查，准备起草几个文件对全省的师范教育进行改革。没想到张书记又找到我，要我代表学校去参加这项工作。尽管因为我说话太直，后来与师范处的处长关系弄得不大愉快，但我从心底里还是感谢学校给了我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78年底，经同学的介绍我与现在的妻子正式开始了恋爱关系，张书记听了很是高兴，说：“你们两个能走在一起，这是我最欣慰的事。”马副校长开始时有点不冷不热，但后来见我们关系已定，转而变得特别热心，连结婚仪式都是由她一手操办的。见到这种情况，张书记对我与妻子说：“本来你俩的婚事应该由我来主持，但既然老马要出头，就让她去操办吧，只要你们满意就行。”

　　79年全国第一次调工资，本来我和妻子都大有希望，却因马副校长对妻子的成见太深，而妻子又在她主管的教务处工作，结果妻子的这一级工资硬是生生地被她撸掉了。妻子为这事气得哭了好几次，我也因为这事与马副校长闹翻了。我与妻子曾去找张书记，要他主持公道。张书记一方面尽力安慰我俩，另一方面则为难地说：“教务处由老马主管，她把着不给小魏名额，我作为一把手也没办法。你们就吃点亏算了吧。”见张书记这样说，我们也只好认倒霉。

　　到了81年，张书记知道自己要调动工作，将去省中医研究院担任党委书记，他怕自己一走，我俩会被冷落，正好副书记的母亲去世，为了让我俩与副书记搞好关系，他特地找到我，对我说：“小郭，张副书记的娘过世了，你就代表学校去参与丧事的处理吧。”虽然我心里觉得这实在没有必要，我只要象他人一样送点礼就行了，但我又不愿意拂逆了他的好意，最后还是答应下来，全程参与了这场丧事。

　　这一年的10月，张书记正式调离我校。一把手调走，这在学校自然是件大事，送行的人不少，可张书记却点名要我和妻子带着小孩前往送行，并让我们在他的新家住了一晚。我和妻子知道他的心思，他是有点舍不得离开我俩，我们自然也乐意去送他。

　　过了两年，他打电话来让我们带着小孩去他家玩，我和妻子明白他是有点想我们了，于是立即动身前往长沙。我们一进门，他与夫人就象久别逢亲人一样热情迎接我一家，那种亲切的样子让我与妻子至今难忘。坐下后，张书记非常真诚地对我们说：“调来长沙后，我时常想念你们，现在我想把你们调来中医研究院工作，不知你们是否愿意？”我和妻子一听，立即站起身来向他致谢，妻子当即表明她愿意来长沙工作。可我有自己的考虑，于是说：“书记，谢谢您。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不愿意到省城工作呢。可我搞了十年的古典文学教学，已经喜欢上这一行了。您要我来中医研究院工作，我能干什么呢？”他回答说：“你可以教医古文，也可以搞行政啊。”我说：“教医古文我没兴趣，搞行政又非我所愿。书记，还是算了吧。”妻子见我这样说，气得直瞪眼，可我心意已定，装作没看见一样。张书记觉得我说的有道理，最后说：“你的想法是对的，那我不勉强你。既然这样，你们以后就多来走动走动吧。”我说：“谢谢书记的体谅，我们以后一定常来看望您一家。”

　　这时，张书记已快六十了，我与妻子很能理解他与阿姨的心思，也就时常带着小孩前往长沙，在他家小住一、两天。尽管每次去都少不了给他家添麻烦，可他与阿姨总是热情接待，临行还要送些东西。

　　后来，小孩读书了，我的工作也忙起来了，去长沙也就少了，只得打电话问候一番。谁知老人的话特别多，说话的条理也差多了，往往一个意思重复讲几遍。一个电话打下来通常要一两个小时，妻子有时不耐烦，讲到后来就有点爱理不理的。我说：“这是老人的一番真情，你怎么能这样呢？”于是我就接过电话，耐心地听他唠叨，直到他讲累了才停止通话。

　　98年，学校举行四十周年校庆，张书记作为湘潭师院前身——湘潭师专——的校长、书记,自然成了贵宾，他自己也很看重这次活动，还特地带了摄相师。那时我妻子刚从长沙住院回来，身体还很虚弱。校庆那天的下午两点多，突然接到张书记从宾馆打来的电话，要我们夫妻二人赶到宾馆去，他要与我们见面。想到已有几年没有见到他老人家了，我们自然也很想见他，于是赶忙打的赶到宾馆。一见面，张书记那个高兴劲啊简直难以言表，他让随行人员给我俩倒茶，又亲自递上香蕉。只坐了一阵，他就很神秘地对我俩说：“小郭、小魏，今天我带了摄相师，目的就是要同你们两口子摄相，好留作纪念。”我俩一听，着实很感动，没想到老书记校庆之日还想着要与我们俩个摄相，这份情意实在难得，于是我俩说：“谢谢张书记！”老人回答说：“谢什么呀？以后我想你们俩个了，就可拿出来看看，也省得我跑到湘潭来。”说完，就吩咐摄相师给我们三个摄相。考虑到宾馆还有不少熟人，他觉得到外面拍怕影响不好，于是就在他住的大房间里拍。前后拍了有半个多小时，各种姿势、各种方位、各种组合都拍了，实在不好再拍了，才停止拍摄。然后又坐下来聊天、拉家常。他本想留我们在宾馆吃晚饭，但我俩觉得不妥，他是学校的贵宾，我们是普通的干部、教师，怎好与他坐在一起享受贵宾待遇呢；何况妻子刚刚出院，不宜在外面活动太久，于是就向他辞行。他也明白我们所说的，因此不再强留，而是亲自下楼，一直送我们到公交车上。车子开出十几米了，他还在向我们招手。

　　后来，我们还通了好几次电话。2002年5月，我去长沙参加三合一的考试命题，特地去他家拜访，可惜他不在家，只见到了阿姨，我心里不免有点遗憾。阿姨说：“老张有点糊涂了，说话颠颠倒倒的，打起电话来没完没了，所以我把电话锁起来了，请你和小魏不要见怪。”我听了不禁默然，心想当初精力那样充沛的张书记怎么就老到这一步了呢。

　　自那以后，我与妻子就很少与张书记一家联系了。我们想他时，就拿出他的照片看看。

　　从师专到师院，再到科大，书记换了好几茬，虽也有一两位同我们关系还不错，但总觉得象张书记那样关心群众、体贴下属，人情味十足的领导再也找不到了。我时常默念着：“多好的书记啊，但愿您健康长寿。” [本帖最后由 杜永生 于 2010-6-21 14:26 编辑] [ 本帖最后由 潇湘渔父 于 2010-6-27 18:4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