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瞎子说书

　　听江瞎子说书，是三十年前小山村里的一件盛事。如今，电视、网络早已在山区普及，耳眼只怕不够用，听书的事，已同传说一般久远，江瞎子自然也就淡出人们的视野了。后来听人说，江瞎子又操起了算命的老本行，而且发达了。
　　江瞎子，真名不详，邻县某乡人，自幼双目失明，十几岁时开始研习算命之术，兼学说唱之技。对其师承，他却讳莫如深。出道之时，恰逢文化大革命晚期，算命是封建迷信，他自然也就成了牛鬼蛇神，幸亏天生残疾，侥幸逃过牢狱之灾。专政机关令其戴罪立功，扬己之长，去说书唱曲，宣讲最新指示、老三篇及各种样板戏改编的评书话本。
　　于是，江瞎子就拿着一把二胡，一付甩板（绑在腿上用来打节奏的竹板），走家串户，周游四乡。借三寸如簧巧舌，安身立命，养家糊口。
　　田间，地头，大集体的食堂，夜幕下的打谷场，都是江瞎子的说唱舞台。开始，他说的是最新指示，唱的运动精神，照本宣科，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半步。他自己唱得烦，乡民们听得也烦，就连我四太爷这样的铁杆书迷也沉不住气了。
　　有一天晚上，乡民们早早收工，来到打谷场，生产队长点了两盏“气死风”马灯。“天已不早，人来不少……”一杯黄茶润润嗓子，二胡呜咽，甩板声脆，江瞎子还是按部就班的那一套，《龙江颂》的话本。说唱者无精打采，听书者恹恹欲睡。一关书未了，终于有人熬不住了，拎起凳子，悄无声息地离开。二关未了，打谷场上走得只剩下四太爷一人，锃亮的光头，被忽明忽暗的马灯摇曳成孤星残月。
　　“你就不能唱点别的，现在只剩我俩人了，《薛仁贵征西》，咋样？”杀猪匠出身的四太爷用手杖敲停了江瞎子，半是命令，半是央求。他听书瘾大，且就好这一出。
　　“那是封建迷信，我怕……”，瞎子噤若寒蝉。却终于熬不过四太爷的枣木手杖敲头，在确认打谷场真是没有其他人后，便豁出去了。
　　倏尔，二胡声高亢激越，甩板声疾如雨点，高腔处响遏行云，低调时百转千回。“王宝钏为母尽孝心，每日里花园降香，三年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说唱者声情并茂，听书者神魂颠倒。一睁一瞎，一老一少，沉浸在跌宕起伏的节律中。
　　说到兴时，是王三小姐抛彩球，二十郎当岁的小瞎子，手舞足蹈，如醉如痴，像是那彩球落到了自家头上。唱至惨处，是寒窑盼夫十八春，惨不忍睹，如丧考妣，更似是从自己心底流出的血，一点一滴，都是痛，都是苦。“柳绿曲江年复年，七夕望断银河天。八月中秋月明见，久守寒窑等夫还。……”夹杂着哭腔，伴着叹息，空旷的原野回荡着孤狼似的悲嚎。
　　有一个乡民偷偷回到谷场，又有一群乡民偷偷地回来了，庄里所有的人都来了，静静地围坐在瞎子身边，马灯也由两盏变成五盏，打谷场亮如白昼。江瞎子不知是没察觉，还是压根刹不住，他还在唱，还在说，还在笑，还在哭，为薛仁贵，为王宝钏，为四太爷，更为他自己。
　　从此，江瞎子便沿袭了那晚的做法，上半宿是政治任务宣传，下半宿是自己拿手的评书演义。时间不长，便成了乡民们心目中的英雄。连对他的称呼都改了，一律叫他“江先生”。我四太爷对江瞎子评价最高：“江先生一肚子都是书”。可不是吗？《封神榜》，《杨家将》，《响马传》，《岳飞传》，……一本接一本，咋也掏不空。
　　十几年后，江瞎子不说书了。尽管那时已经百无禁忌，但再好的评书话本也不及活色生香的电视画面，四太爷等一干拥趸粉丝，亦已仙逝，知音难觅，只得摔琴谢幕。好在此时算命问卦之俗，沉渣泛起。科班出身的江先生摇身一变，成了“江半仙”，日进斗金，皆大欢喜。
　　又过了十几年，半仙老矣。虽说是家财万贯，儿孙满堂，但他的算命之术，说书之技，却传承无望，后继无人，不免终日长吁短叹。却在有一日，被县里文化部门相中，高薪聘用，叫其整理编纂说唱话本，说是用作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录音，又是录像，忙得屁颠屁颠的，一天到晚，笑逐颜开，意气风发，俨然教授学者顾问明星状。
　　这才算是修成正果！
　　前不久，我与一干文友聚会，有人建议说说各自的文学引路人。众说纷纭，老师，父母，领导，前辈皆有之。唯独我说：江瞎子。满堂哗然！我不屑置辩，脑海中浮现这样历久弥新的一幕：书精彩处，动情处。江瞎子深凹的眼眶外，涕泗滂沱，双肩抽动，不能自持，终使二胡弦断，甩板声也嘎然而止。起身，清唱：“看罢血书望长安，我的妻啊……！仁贵岂是无义男。”一声长腔，字字血，声声泪，如怨如诉。瘦削的身子訇然倒下，余音袅绕，经久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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