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巷和文脉
2020-09-24抒情散文海凹
人巷和文脉序言这个城市建城很早。尽管宋元的影子早已了却无痕,但很多杂沓的土木结构、泥墙灰瓦的老房子被阡陌一般交错的小巷串联着,依然在隐隐约约地诉说着明清时代王公贵族或是富足商贾的点滴故事。古巷是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流淌着城市的基因、族姓、血
人巷和文脉
序言
这个城市建城很早。尽管宋元的影子早已了却无痕,但很多杂沓的土木结构、泥墙灰瓦的老房子被阡陌一般交错的小巷串联着,依然在隐隐约约地诉说着明清时代王公贵族或是富足商贾的点滴故事。
古巷是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流淌着城市的基因、族姓、血性。老房子是这座城市的暗语,藏在记忆的深处。
21世纪初年,是城市化迅即蔓延的时期。城市被大面积改建,很多古巷老房子在政府强大的扩建中消失。即使政府威力不及的一些老房子,也被手头攒了一些钞票的市民推倒建成了四不像的二层三层不等的小楼房。小巷越来越少,小巷越来越乱!
21世纪初年也是城市化绞杀农民称号最疯狂的年代。从田野里、从山沟里被引诱出来的农民,一股脑跨进了城市。在这个城市,进城的农民就挤在那些背街小巷里,小巷里过去阔绰如今败落的民房藏匿着小民恣肆的人性。
农民一旦离开土地,他的标签立马就得改换。住在小巷的农民不再叫农民,而是冠上了适应城市生活规则的各类标签。大学生、送水工、泥瓦匠、推销员、小姐、经理人、小偷、荡妇、混混、文艺青年……这些标签混合而成的群体所编制的网络,就是大大的城市。他们与那些先于他们进城现在以市民自居的城里人共同组成了城市复杂的全部生活,城市还在不断吸收更多的人进来,不断地变得更加乖张做作。
城市的一切都是进城的农民创造的,因为农民都坚守土地的那时候,世上还没有城市。
21世纪初年,这个城市来了这样几个人。他们被裹挟在泥瓦匠、小姐、荡妇、混混、经理人、推销员的庞大队伍中,来到了这个城市。他们自我标榜的标签是文艺青年。
他们和所有的进城农民一样,艰难地甩掉了农民标签。他们一直试图寻找内心深处生长汉语言文字的土地。他们像捡拾麦穗的小孩一样,捡拾着散落的汉语言,学着“大家”的姿态珍贵地将其摆弄成像样的“农事”,他们在城市各类“小市民”鄙夷的目光下“农民”地活着。他们有过泪花,有过感动,有过纯真,有过理想,有过爱情,有过迷惘,有过人性的一切善良。他们也有过抱怨、有过反抗、有过斗争,有过乖张,有过粗俗,有过人性的很多恶劣。因为他们更多地直面着非人的现实。
他们和这座城市已经有了十年的交道,他们中的人有的已经离开,有的或许以后会离开。但他们都将青春的颜色涂进了城市的古巷,涂进了古巷的民宅。不管他们是否与这座城市的现实有关,但他们曾经与这个城市紧密融合。
几个农民之后与一座小城的邂逅,没有传奇,但有故事,没有激荡,但有温情。那只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小巷几乎每天都在生长钢筋楼房,楼房和病毒一样恣意繁殖,楼房长满小巷的日子也是小巷灭亡的日子。
一条小巷的灭亡如同一个小民的死去一样,毫不起眼。小巷死了,小巷没了,但小巷有可能还活在文艺青年的文字里。因为那些小巷道里的生活记录了他们卑微的青春。
人巷和文脉(一)
关山:公园路里有阁楼
公园路就在人民公园的后面,与环城中路平行。它不是一条古巷。因为公园一词在中国的出现也就百年而已。皇帝当政的时代什么都是私的,由公园的字面意思就能知道公园诞生在民主思想之后。它的诞生直接与公民概念有关。尽管现在的这个公园是1933年(民国22年)由国民党的老蒋嫡系胡宗南建成的(时称柳荫村,后称中山公园,解放后又叫人民公园),也有一些历史了,但毕竟与这座城市动辄数百年的古巷相比,它是年轻的。
关山就住在公园路,靠近南大桥,离图书馆也近。那是一栋逼仄的三层小楼。小楼的前面是临近环城中路修建的一个单位的大楼,小楼的后面是南湖影院及一大片空地。南湖影院是这座城市曾经的文化中心,电影在改革开放前,绝对是主流文化。看电影也是弥足珍贵的文化消费。这座城市类似南湖影院的建筑有七八个,在那个电视不普及的年代,文化娱乐是公开的开放的健康的。这类建筑有固定的模式,前面是高大的门脸,足有二三层楼房高,中规中矩,两泼水,中间是鲜红的五角星,围绕五角星书写着建筑物的名字,一楼是宽大的门厅,进入门厅,里面是纵深感极深的活动场所。这类建筑物的外表只有门楼部分比较阔气,而活动场所部分只是简单的平房。这类建筑有深刻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印记,普遍高大、厚重、粗笨。
认识关山时,我们有相仿的年龄,我们也有着共同的经历和爱好----都喜欢以文学的名义写几个酸溜溜的文字。初到这个城市时,我们各自忙着各自的生计,鲜有交往。2002年,我和关山都做起了和文字有关的媒体工作,共同的出身,共同的经历、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职业,拉近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们的命运十分接近,让我们之间相互有些惺惺相惜。
我现在进入了而立之年,理想渐渐少了,开始有了看淡一切的企望。经常在兀自孤立的状态中回忆过去,回忆曾经的童年,回忆曾经的存在。现在想来,和关山交往的那些时光正是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代。那时候我们有幼稚的梦想,有面对现实的坚韧,有对未知寄予希望的纯情。因而我们有互相争论的倔强,有互相安慰奉劝的真诚。
突然有一天,我闲的蛋疼,就会骑着单车直接奔向公园路。从正街拐向公园路的地方是一个很陡的下坡,还是45度角的拐弯。我购自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的民营企业生产的单车刹车是无法操控那个坡度和拐弯的,每次去到公园路,总会在那个坡度型拐弯处提心吊胆,一怕拐弯的地方突然冒出人,二怕我刹不住冲出拐道翻车跌崖。但明明刹不住,我从不下车推行,总要把自行车一面刹得吱吱作响,一面要双脚擦地向下滑行,现在想来,年轻的时候真二。下到坡底,立马又是一个拐弯,拐弯处是一个旱厕,常年散发着恶臭,每每经过公园路的那个旱厕,总要让人凝神闭气。
关山租住的三层小楼像一个公馆,感觉上类似上海多伦路鲁迅、冯雪峰等人当年居住过的房子。但是,关山租住的房子过于简陋,他的主人之前也是城市边缘的菜农,后来城市扩大才变成了市民,他一没有资金二没有修养能将房子修出品味,何况这个城市改革开放年代以来允许私有制之后修建的房子都是这么的粗贱。红砖砌墙,素灰涂面,一家酷似一家。我时常感叹真是太浪费地皮啦,我幻想有一天我能有一块地,一定要修出一个类似多伦路建筑的房子,要和洋鬼子的看齐。关山租住在房子的三楼,二楼处有一个平台,房东养着花草,还养着一瓦坛鱼。摆着几个不知从哪里捡来的旧凳子。那种感觉好极了。很多次想在那坛鱼旁静静坐一下,但终究不好意思去,怕房东说闲话或者给脸色。关山房东家的门一年四季都是开着的,我将单车锁于门口,会径直上楼。偶尔,我冲上楼直接推开门,会直接撞见关山正在和某个女人在一起。关山的房间像个阁楼,一个小小的房子开了两个窗户,一个小的对着那段拐弯型陡坡,一个大的正好对着南湖影院以及影院前面的小空地。那时候,我也不清楚关山到底有没有女人,反正他从来没有给我正式介绍过谁是他的女人,之前他好像说有一个女朋友,但是现在实在想不起来啥样子,那个女的好像在关山的话语里存活了不到半年吧。我们一起泡过妞,记得有次我们骑着自行车去樱花园玩,碰到了两个姑娘,关山先搭话,其实我也非常想勾搭,但我没胆量。他搭话成功了,接上了话茬,我也毫不示弱。一个漂亮、一个不漂亮,我们都想和漂亮的多说话,后来,我们还带着两个姑娘上过杜甫寓居秦州修过草堂写过诗的南郭寺,我们认为那是有诗意的约会,但姑娘认为上山约会毫无情调。当然我们也清楚,酒肆茶馆约会是要花费很多银子的,那时候我们舍不得钱,不能假装富足,自然也就难以泡人,那个关于爱情的设想不了了之。
关山的三楼有很多房间,经常换房客,但换来的大都是对子。我找到关山,有时候他正在做饭,我能蹭一顿浆水面之类。关山爱收集书刊,杂志居多,鲜有文史社科,令我很不齿。关山的性格比我温和一些,我们的交往就少了男人的粗鲁,我们在一起喝过酒,但从没有喝醉过,我们一起吵过架,但没有发火过。
我们会谈论文学,我们都是上当地报刊豆腐块的文人,真正写作的人根本瞧不起我们。在我们的小城,据说文人还分了三派,当地师院几个写作者组成了学院派;文联没有刊号的市级刊物团结了一派;还有日报为核心也形成了一派。三个派其实就是三个小圈子,或因工作上的便利或因个人兴趣爱好相投,而走的近就自然形成了各自的派系。关山为了发表文章和文联、日报的编辑都很熟。
之前,为了写我小巷里认识的写字人,我要求关山给我发一点他关于古巷的文字,我要了半天,他给我发了不足三百字。里面念念不忘美女,我将其录于此处:
“……脱落斑驳的灰墙砖瓦,巷道房檐处蛛网般缠绕的电线,很难偶遇到你梦中传说中的**(地名)美女白娃娃,有的只是古巷口的一两家呱呱凉粉面皮小吃摊主,招呼着被呱呱辣得流汗吸气的卖主,守着一家人的光阴;间或有下棋的棋摊和三三两两走过的行人。然而,当一个人带着感情去解读眼前风景的时候,戴望舒诗画中江南街巷流动着的油纸伞,带给你的只是绝美的惊叹;但当你踏上多年未曾留下脚印的故乡田野中无名阡陌时,一定会有一种熟悉的风景和场景让你泪流满面——除非你没有真正读懂过或是热爱过你的故乡。”
在这段文字里,他是以故乡人的姿态书写古巷的,他总以自己是当地人而不厌其烦地歌咏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实质他也不是地道的城里人,但他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觉。他的文化自觉意识或多或少产自这个城市另外一些所谓文人的影响。将王公贵族、帝王将相的阔绰之事、或是卧榻私密当做书写对象,是这个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一贯通病,不论报刊杂志还是影视屏幕四处充斥着这些东西。这个小城的识字人自然不会免于流俗,他们热衷于从某些历史陈迹里找到蛛丝马迹进而兴奋异常地宣布新的关于小城历史悠久的证据。他们手中的笔总是习惯性地写下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然后以小城文人或是文化研究者自居,他们画地为牢抱定了自己自我满足的头衔。
关山只是一笔名,关山的真名非常女性化,处于保护隐私的需要,我在此不能公布他的真名。至于他为啥叫关山,就因为他生在关山。关山是古代长安通往西域的重要关口,是西出长安行经丝绸之路必过之隘。关山之地奇骏,考古发掘众多,2000年代,盗墓贼一?头下去就抛出了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张家川战国古墓群,抛过这些悠远的不提,往近里说,杜甫当年西出长安就是经过关陇大道到达秦州客居的。关山故乡的这些荣耀让关山本人也很自豪。关山生在关山,以关山命笔名,更以写关山为要。他立志要做地域文化的传播推广者,我经常取笑他,如不能像东北之本山,老陕之艺谋,你关山必须改名。
对于吃食,我向来不怎么感冒,要是不饥饿,我可以做到永远不吃食。但关山对吃好像比我有热情多啦。在他的倡议下,我们两个骑着自行车去郊游,还搞了些烧烤之类。将近20公里的距离,一个来回骑下来,屁股疼了一周。后来出游再也不敢走太远,只在近处兜。我在单位老实得像猫,突然有一天,我宣布要和单位的某某结婚,几乎惊呆了单位的同事。大家对我的保密工作刮目相看,而我内心清楚,这只是为了低调而已。我个人的爱情故事在整个世界都不知道的时候,关山已经知道了。我们是在和关山一道郊游的时候基本确定了爱的方向。那一次郊游返回市区很晚,我们每个人嘴边都残留着烧烤土豆身上的黑色焦灰,我用自行车前梁驮着一个愿意笑的人回了自己的地方,把关山撂得远远的。
后来,关山的工作有了变故,他原来是做纸媒的,出了变故只能转行。他和我一起谋职做电视。一次,他去调查一个民众反映的事件,被黑心中介打击,差点跑不掉。很凑巧的是,那家中介我之前也做过调查,问题曝光后中介老板不但不改正,他还聚集一帮人跑到我们单位闹了一次。执法部门也纵容他继续行骗。关山在经历了那次经历后,深刻感到电视媒体技术含量高不是他干的。我知道他性情过柔,难以适应电视高强度、高负荷、身心俱裂的严酷考验。他适合干夹上一支笔背着相机四处晃悠,完了采访一篇新闻拍张照片就能挣到稿费的报纸记者。而电视又要录像取证又要剪辑排序还得写点文字稿件的工作比起报纸真他妈要多整整三道工序。他有一段时间接连上网,上的还是深圳的论坛,他看了一大批招聘启示,他说他要去深圳。我起初根本不信他那种柔柔弱弱的性格,会说到做到。没想到,过了几天,他真的辞职了。他南下去了广东。
关山和我一起做事的时候,他连一个熟练的上网工都不是。有些问题他还要请教我。后来他居然在深圳以IT人员自居,把向我虚心求教的事情早已故意忘却啦。他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还做了一个文学专页,把我们当地的所谓文人全部放了上去,当然也有我。关山说要回来,一直没回来。他去深圳现在已有6年了吧。不过,08年好像回来过一次,但他居然没有找我,令我很是生气,他后来说来的匆忙,没顾上找我。
现在,公园路早已灰飞烟灭,关山住的前面的那家单位没了,后面的南湖影院没了,南湖影院前面那片经常停满各类车辆的小广场也没了,那个拐弯型下坡路没了,那个旱厕旁写满大字的斑驳墙壁没了。现在,这里矗立着这个城市最大的商场,这个商场是浙江人开的,浙商的大规模投资成就了百货巨头的地位,让别的小型商场羞答答地半死不活着。这里有价格高昂的金银珠宝、有金碧辉煌的品牌家具、有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品,这里汇集了整个陇东南地区最有钱的人,人群熙来相往,满脸写着消费和物欲的高傲;不时扭臀甩腰飘忽的超短,更是败露着赤裸裸的贪腐和奸情。这里高贵的浮华潜藏着巨大的罪恶。一走上这截路,我就想到了关山,想到了那段接近飘摇的斑驳残墙。还有关山房东那坛小金鱼,黑色的。那些原汁原味的生活,都被这个商场给埋葬了。
时间在2012年,我在这个城市度过了十一年。关山依然以单身混在灯红酒绿的深圳,他还在“围城”之外自由奔放呢!
[ 本帖最后由 海凹 于 2012-10-23 16:27 编辑 ]
序言
这个城市建城很早。尽管宋元的影子早已了却无痕,但很多杂沓的土木结构、泥墙灰瓦的老房子被阡陌一般交错的小巷串联着,依然在隐隐约约地诉说着明清时代王公贵族或是富足商贾的点滴故事。
古巷是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流淌着城市的基因、族姓、血性。老房子是这座城市的暗语,藏在记忆的深处。
21世纪初年,是城市化迅即蔓延的时期。城市被大面积改建,很多古巷老房子在政府强大的扩建中消失。即使政府威力不及的一些老房子,也被手头攒了一些钞票的市民推倒建成了四不像的二层三层不等的小楼房。小巷越来越少,小巷越来越乱!
21世纪初年也是城市化绞杀农民称号最疯狂的年代。从田野里、从山沟里被引诱出来的农民,一股脑跨进了城市。在这个城市,进城的农民就挤在那些背街小巷里,小巷里过去阔绰如今败落的民房藏匿着小民恣肆的人性。
农民一旦离开土地,他的标签立马就得改换。住在小巷的农民不再叫农民,而是冠上了适应城市生活规则的各类标签。大学生、送水工、泥瓦匠、推销员、小姐、经理人、小偷、荡妇、混混、文艺青年……这些标签混合而成的群体所编制的网络,就是大大的城市。他们与那些先于他们进城现在以市民自居的城里人共同组成了城市复杂的全部生活,城市还在不断吸收更多的人进来,不断地变得更加乖张做作。
城市的一切都是进城的农民创造的,因为农民都坚守土地的那时候,世上还没有城市。
21世纪初年,这个城市来了这样几个人。他们被裹挟在泥瓦匠、小姐、荡妇、混混、经理人、推销员的庞大队伍中,来到了这个城市。他们自我标榜的标签是文艺青年。
他们和所有的进城农民一样,艰难地甩掉了农民标签。他们一直试图寻找内心深处生长汉语言文字的土地。他们像捡拾麦穗的小孩一样,捡拾着散落的汉语言,学着“大家”的姿态珍贵地将其摆弄成像样的“农事”,他们在城市各类“小市民”鄙夷的目光下“农民”地活着。他们有过泪花,有过感动,有过纯真,有过理想,有过爱情,有过迷惘,有过人性的一切善良。他们也有过抱怨、有过反抗、有过斗争,有过乖张,有过粗俗,有过人性的很多恶劣。因为他们更多地直面着非人的现实。
他们和这座城市已经有了十年的交道,他们中的人有的已经离开,有的或许以后会离开。但他们都将青春的颜色涂进了城市的古巷,涂进了古巷的民宅。不管他们是否与这座城市的现实有关,但他们曾经与这个城市紧密融合。
几个农民之后与一座小城的邂逅,没有传奇,但有故事,没有激荡,但有温情。那只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小巷几乎每天都在生长钢筋楼房,楼房和病毒一样恣意繁殖,楼房长满小巷的日子也是小巷灭亡的日子。
一条小巷的灭亡如同一个小民的死去一样,毫不起眼。小巷死了,小巷没了,但小巷有可能还活在文艺青年的文字里。因为那些小巷道里的生活记录了他们卑微的青春。
人巷和文脉(一)
关山:公园路里有阁楼
公园路就在人民公园的后面,与环城中路平行。它不是一条古巷。因为公园一词在中国的出现也就百年而已。皇帝当政的时代什么都是私的,由公园的字面意思就能知道公园诞生在民主思想之后。它的诞生直接与公民概念有关。尽管现在的这个公园是1933年(民国22年)由国民党的老蒋嫡系胡宗南建成的(时称柳荫村,后称中山公园,解放后又叫人民公园),也有一些历史了,但毕竟与这座城市动辄数百年的古巷相比,它是年轻的。
关山就住在公园路,靠近南大桥,离图书馆也近。那是一栋逼仄的三层小楼。小楼的前面是临近环城中路修建的一个单位的大楼,小楼的后面是南湖影院及一大片空地。南湖影院是这座城市曾经的文化中心,电影在改革开放前,绝对是主流文化。看电影也是弥足珍贵的文化消费。这座城市类似南湖影院的建筑有七八个,在那个电视不普及的年代,文化娱乐是公开的开放的健康的。这类建筑有固定的模式,前面是高大的门脸,足有二三层楼房高,中规中矩,两泼水,中间是鲜红的五角星,围绕五角星书写着建筑物的名字,一楼是宽大的门厅,进入门厅,里面是纵深感极深的活动场所。这类建筑物的外表只有门楼部分比较阔气,而活动场所部分只是简单的平房。这类建筑有深刻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印记,普遍高大、厚重、粗笨。
认识关山时,我们有相仿的年龄,我们也有着共同的经历和爱好----都喜欢以文学的名义写几个酸溜溜的文字。初到这个城市时,我们各自忙着各自的生计,鲜有交往。2002年,我和关山都做起了和文字有关的媒体工作,共同的出身,共同的经历、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职业,拉近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们的命运十分接近,让我们之间相互有些惺惺相惜。
我现在进入了而立之年,理想渐渐少了,开始有了看淡一切的企望。经常在兀自孤立的状态中回忆过去,回忆曾经的童年,回忆曾经的存在。现在想来,和关山交往的那些时光正是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代。那时候我们有幼稚的梦想,有面对现实的坚韧,有对未知寄予希望的纯情。因而我们有互相争论的倔强,有互相安慰奉劝的真诚。
突然有一天,我闲的蛋疼,就会骑着单车直接奔向公园路。从正街拐向公园路的地方是一个很陡的下坡,还是45度角的拐弯。我购自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的民营企业生产的单车刹车是无法操控那个坡度和拐弯的,每次去到公园路,总会在那个坡度型拐弯处提心吊胆,一怕拐弯的地方突然冒出人,二怕我刹不住冲出拐道翻车跌崖。但明明刹不住,我从不下车推行,总要把自行车一面刹得吱吱作响,一面要双脚擦地向下滑行,现在想来,年轻的时候真二。下到坡底,立马又是一个拐弯,拐弯处是一个旱厕,常年散发着恶臭,每每经过公园路的那个旱厕,总要让人凝神闭气。
关山租住的三层小楼像一个公馆,感觉上类似上海多伦路鲁迅、冯雪峰等人当年居住过的房子。但是,关山租住的房子过于简陋,他的主人之前也是城市边缘的菜农,后来城市扩大才变成了市民,他一没有资金二没有修养能将房子修出品味,何况这个城市改革开放年代以来允许私有制之后修建的房子都是这么的粗贱。红砖砌墙,素灰涂面,一家酷似一家。我时常感叹真是太浪费地皮啦,我幻想有一天我能有一块地,一定要修出一个类似多伦路建筑的房子,要和洋鬼子的看齐。关山租住在房子的三楼,二楼处有一个平台,房东养着花草,还养着一瓦坛鱼。摆着几个不知从哪里捡来的旧凳子。那种感觉好极了。很多次想在那坛鱼旁静静坐一下,但终究不好意思去,怕房东说闲话或者给脸色。关山房东家的门一年四季都是开着的,我将单车锁于门口,会径直上楼。偶尔,我冲上楼直接推开门,会直接撞见关山正在和某个女人在一起。关山的房间像个阁楼,一个小小的房子开了两个窗户,一个小的对着那段拐弯型陡坡,一个大的正好对着南湖影院以及影院前面的小空地。那时候,我也不清楚关山到底有没有女人,反正他从来没有给我正式介绍过谁是他的女人,之前他好像说有一个女朋友,但是现在实在想不起来啥样子,那个女的好像在关山的话语里存活了不到半年吧。我们一起泡过妞,记得有次我们骑着自行车去樱花园玩,碰到了两个姑娘,关山先搭话,其实我也非常想勾搭,但我没胆量。他搭话成功了,接上了话茬,我也毫不示弱。一个漂亮、一个不漂亮,我们都想和漂亮的多说话,后来,我们还带着两个姑娘上过杜甫寓居秦州修过草堂写过诗的南郭寺,我们认为那是有诗意的约会,但姑娘认为上山约会毫无情调。当然我们也清楚,酒肆茶馆约会是要花费很多银子的,那时候我们舍不得钱,不能假装富足,自然也就难以泡人,那个关于爱情的设想不了了之。
关山的三楼有很多房间,经常换房客,但换来的大都是对子。我找到关山,有时候他正在做饭,我能蹭一顿浆水面之类。关山爱收集书刊,杂志居多,鲜有文史社科,令我很不齿。关山的性格比我温和一些,我们的交往就少了男人的粗鲁,我们在一起喝过酒,但从没有喝醉过,我们一起吵过架,但没有发火过。
我们会谈论文学,我们都是上当地报刊豆腐块的文人,真正写作的人根本瞧不起我们。在我们的小城,据说文人还分了三派,当地师院几个写作者组成了学院派;文联没有刊号的市级刊物团结了一派;还有日报为核心也形成了一派。三个派其实就是三个小圈子,或因工作上的便利或因个人兴趣爱好相投,而走的近就自然形成了各自的派系。关山为了发表文章和文联、日报的编辑都很熟。
之前,为了写我小巷里认识的写字人,我要求关山给我发一点他关于古巷的文字,我要了半天,他给我发了不足三百字。里面念念不忘美女,我将其录于此处:
“……脱落斑驳的灰墙砖瓦,巷道房檐处蛛网般缠绕的电线,很难偶遇到你梦中传说中的**(地名)美女白娃娃,有的只是古巷口的一两家呱呱凉粉面皮小吃摊主,招呼着被呱呱辣得流汗吸气的卖主,守着一家人的光阴;间或有下棋的棋摊和三三两两走过的行人。然而,当一个人带着感情去解读眼前风景的时候,戴望舒诗画中江南街巷流动着的油纸伞,带给你的只是绝美的惊叹;但当你踏上多年未曾留下脚印的故乡田野中无名阡陌时,一定会有一种熟悉的风景和场景让你泪流满面——除非你没有真正读懂过或是热爱过你的故乡。”
在这段文字里,他是以故乡人的姿态书写古巷的,他总以自己是当地人而不厌其烦地歌咏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实质他也不是地道的城里人,但他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觉。他的文化自觉意识或多或少产自这个城市另外一些所谓文人的影响。将王公贵族、帝王将相的阔绰之事、或是卧榻私密当做书写对象,是这个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一贯通病,不论报刊杂志还是影视屏幕四处充斥着这些东西。这个小城的识字人自然不会免于流俗,他们热衷于从某些历史陈迹里找到蛛丝马迹进而兴奋异常地宣布新的关于小城历史悠久的证据。他们手中的笔总是习惯性地写下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然后以小城文人或是文化研究者自居,他们画地为牢抱定了自己自我满足的头衔。
关山只是一笔名,关山的真名非常女性化,处于保护隐私的需要,我在此不能公布他的真名。至于他为啥叫关山,就因为他生在关山。关山是古代长安通往西域的重要关口,是西出长安行经丝绸之路必过之隘。关山之地奇骏,考古发掘众多,2000年代,盗墓贼一?头下去就抛出了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张家川战国古墓群,抛过这些悠远的不提,往近里说,杜甫当年西出长安就是经过关陇大道到达秦州客居的。关山故乡的这些荣耀让关山本人也很自豪。关山生在关山,以关山命笔名,更以写关山为要。他立志要做地域文化的传播推广者,我经常取笑他,如不能像东北之本山,老陕之艺谋,你关山必须改名。
对于吃食,我向来不怎么感冒,要是不饥饿,我可以做到永远不吃食。但关山对吃好像比我有热情多啦。在他的倡议下,我们两个骑着自行车去郊游,还搞了些烧烤之类。将近20公里的距离,一个来回骑下来,屁股疼了一周。后来出游再也不敢走太远,只在近处兜。我在单位老实得像猫,突然有一天,我宣布要和单位的某某结婚,几乎惊呆了单位的同事。大家对我的保密工作刮目相看,而我内心清楚,这只是为了低调而已。我个人的爱情故事在整个世界都不知道的时候,关山已经知道了。我们是在和关山一道郊游的时候基本确定了爱的方向。那一次郊游返回市区很晚,我们每个人嘴边都残留着烧烤土豆身上的黑色焦灰,我用自行车前梁驮着一个愿意笑的人回了自己的地方,把关山撂得远远的。
后来,关山的工作有了变故,他原来是做纸媒的,出了变故只能转行。他和我一起谋职做电视。一次,他去调查一个民众反映的事件,被黑心中介打击,差点跑不掉。很凑巧的是,那家中介我之前也做过调查,问题曝光后中介老板不但不改正,他还聚集一帮人跑到我们单位闹了一次。执法部门也纵容他继续行骗。关山在经历了那次经历后,深刻感到电视媒体技术含量高不是他干的。我知道他性情过柔,难以适应电视高强度、高负荷、身心俱裂的严酷考验。他适合干夹上一支笔背着相机四处晃悠,完了采访一篇新闻拍张照片就能挣到稿费的报纸记者。而电视又要录像取证又要剪辑排序还得写点文字稿件的工作比起报纸真他妈要多整整三道工序。他有一段时间接连上网,上的还是深圳的论坛,他看了一大批招聘启示,他说他要去深圳。我起初根本不信他那种柔柔弱弱的性格,会说到做到。没想到,过了几天,他真的辞职了。他南下去了广东。
关山和我一起做事的时候,他连一个熟练的上网工都不是。有些问题他还要请教我。后来他居然在深圳以IT人员自居,把向我虚心求教的事情早已故意忘却啦。他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还做了一个文学专页,把我们当地的所谓文人全部放了上去,当然也有我。关山说要回来,一直没回来。他去深圳现在已有6年了吧。不过,08年好像回来过一次,但他居然没有找我,令我很是生气,他后来说来的匆忙,没顾上找我。
现在,公园路早已灰飞烟灭,关山住的前面的那家单位没了,后面的南湖影院没了,南湖影院前面那片经常停满各类车辆的小广场也没了,那个拐弯型下坡路没了,那个旱厕旁写满大字的斑驳墙壁没了。现在,这里矗立着这个城市最大的商场,这个商场是浙江人开的,浙商的大规模投资成就了百货巨头的地位,让别的小型商场羞答答地半死不活着。这里有价格高昂的金银珠宝、有金碧辉煌的品牌家具、有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品,这里汇集了整个陇东南地区最有钱的人,人群熙来相往,满脸写着消费和物欲的高傲;不时扭臀甩腰飘忽的超短,更是败露着赤裸裸的贪腐和奸情。这里高贵的浮华潜藏着巨大的罪恶。一走上这截路,我就想到了关山,想到了那段接近飘摇的斑驳残墙。还有关山房东那坛小金鱼,黑色的。那些原汁原味的生活,都被这个商场给埋葬了。
时间在2012年,我在这个城市度过了十一年。关山依然以单身混在灯红酒绿的深圳,他还在“围城”之外自由奔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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