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旧年二味

拣鞭炮
　　　　　　　　　　　　　　　文／刘敬胜
　　鞭炮，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将来都是孩子最喜欢的玩物之一。八十年代，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一分钱两个的鞭炮还是奢侈品，只有家里有人结婚和过年时才可以享受的到。那时家家都穷，炮仗又不能吃，不能喝。过年时每家只预备年三十晚上和正月十五天老爷上天时放的两挂鞭炮，再也没有多余的可以任意享受。那些放过了自家的鞭炮还意犹未尽的孩子只好另想办法。 　　年三十的钟声敲响，那一刻家家户户准备多时的鞭炮都接二连三地点燃了，轰轰隆隆如炸雷的鞭炮声接连响起。过后，是孩子的快乐时刻。有手电筒的打着手电筒，没有手电筒的趁着夜色和各家各户门逢里挤出来的微弱的灯光，蹑手蹑脚摸索着往前走。看到谁家的门前有一堆鞭炮皮，就赶忙跑过去，仿佛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的兴奋，借着手电筒微弱的灯光寻找绝了捻的鞭炮，看见一个，就要眼疾手快抓到手中，否则就有可能被别人抢了去。没有手电筒，就要碰运气，用脚试探着踩，遇到一个咯了脚的东西，用手拿起来看。运气好，是个真的炮仗就高兴地又蹦又跳；运气不好，捡起来一看，是个土坷拉或者小砖头小石子的，就恶狠狠地丢到一边，垂头丧气，焉头耷拉脑，比受了大人的训斥还要郁闷。有时候寻炮仗的两伙人碰到一起，为了一个炮仗争吵得不可开交。他说是他先看见的，他说是他先拿到了，你推我一把，我捅一下。争够了，吵够了，闹够了，就各自走开，到另一家的门口继续重复刚才的故事。 　　第二天吃完饺子，大人们都去忙着拜年，孩子们就点上一根香，带着头天晚上的“战利品”到村子南边的社场。拿出一个炮仗来，拨开带捻子的一头，横放到地上，小心翼翼，屏心静气，哆哆嗦嗦地点燃，慌忙躲到一边，看炮仗哧出漂亮的火焰来。有胆大的，点燃后，再狠狠地跺上一角，便能有放一个好炮仗的效果——砰地一声巨响，仿佛整个世界都跟着颤动。等到兜都空了，就回到各自的家去吃饺子。那时的欢乐是现在放礼花都无法比拟的。 母亲的面灯 　　正月十五吃元宵闹花灯似乎是约定俗成的，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竟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影像，惟有母亲的面灯常常出现在我回忆的梦中，悠悠地划下一道道深深的印痕。

　　我常常想，或许面灯是我家乡所独有的！自从离开家，辗转徘徊过不知名的乡村，在许多陌生的繁华都市奔波流浪，虽有似曾相识的面灯从眼前一晃而过，但从未有我所希冀的那一盏。它仿佛春日拂过脸颊的一阵清风悄无声息地远走了，而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追寻的痕迹。原来那只是我一个遥远的心灵的梦幻，一次我曾经心灵深处的轻微颤动。 　　童年时的我过了初一，就眼巴眼望着元宵节姗姗来迟的脚步，盼望端着母亲做的如宝莲灯似的面灯在满村的孩子们中间显摆的快乐早点来到。母亲心灵手巧，做出的面灯也别具一格，如荷花的形状。如茶杯大小的面灯就是一朵冉冉开放的荷花，每一片和一角钱硬币厚薄的面皮就像一瓣雍容华贵的花瓣，朴实、厚重。一片花瓣代表数字一，面灯要做十二个，代表十二个月份，这就需要七十八片，其中的复杂和需要的工夫可想而知。 　　当一盏盏面灯被蒸熟后，从热气腾腾的大铁锅里取出来，纷乱地摆在木制的八仙桌上，乱花便迷醉了双眼。潮湿温暖的春的气息夹杂着荷花般的清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让人忽然感觉春天的脚步更近了，春仿佛已不再遥远。 　　每一盏灯都注上黄澄澄的豆油，再把棉线团裹着的火柴棒插到花心，点燃，一盏盏荷花灯好像普罗米修斯偷盗来的天上的火种，闪烁着，摇曳着，发出淡黄色的亮光，把人带入另一个寂静的童话般的世界。一灯如豆，足可以给心灵荒芜的黑暗带来无限的光明，能给迷茫的心灵点亮指引未来方向的灯塔。灯光摇曳，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心灵的花朵，听父母轻声细语如佛家僧人念经似地说着“照照眼，不害眼，保佑全家平安”的禳灾祈福的吉祥话，灾祸烦恼好像瞬间遁去，没了踪影，内心清净安详，心如止水。 　　不等父母的“经文”念完，迫不及待的我就端起那盏三个花瓣的“三月”。那是属于我的“三月”，母亲每次都是让我拿这一盏。母亲说，你出生在三月，端着它，它就会保佑你，给你带来一年的好运气。童年的我不理会这些神神叨叨听不懂的话，还没听母亲说完，就疯跑出家门。耳后还远远传来母亲让我慢点跑别摔倒了的叮嘱，和我一般年纪的小孩早都集中在赛灯的村子南边的社场，手里拿着自家做的面灯，远看如漫天的点点繁星，频频眨眼致意。属于我的面灯“三月”因为它的漂亮和雅致总是被别的孩子抢了去，互相传递着、赞叹着，以致回家的时候灯已没了踪影。 　　母亲的面灯，一个悠远的即使穿过时空也无法再重温的梦想，一段心灵深处永远难以割舍的漫漫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