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文化大散文《沿着渭河行走》之四《与渭河有关》

与渭河有关 　　杨晓冰先生，应该说是一位民俗文化学专家.他收集有大量的文字资料也踏遍渭河源头的每一寸土地拍摄下许多与渭水有关的图片，他有一个很有趣也很值得深思与研究的主张，其中之一是说应该把我国现有的考古年代提前到唐朝或更早。他甚至大胆推测，《尚书•禹贡》中说的：“导渭自鸟鼠同穴”中，所谓的“鸟鼠同穴”，其实应该是一种古生物。在这里，我们先不探讨“鸟鼠同穴”是否真的就是一种古物的问题，就单表鸟鼠山——这渭河第一山，渭水发源的地方。 　　鸟鼠山，应该说是整个鸟鼠山系，是渭水发源的地方，在渭河源这里总共有五个小的支流，自三河口集中汇聚在一起，开始了818公里渭河最初的征程。这五条支流分别是禹河、清源河、峪河、蒲川河和莲峰河。再源头，这里人的口语中是没有渭河这一说的，渭河是到了宝鸡以下才被称做渭河的。史载出自鸟鼠山中的禹河为渭河正源，但现在也有人提出质疑，说按照河源说的科学考查，出自壑壑山中的清源河因为流程最长源流最大，当属正源，其实，从支脉上来分析，峪河当属这五条支流的主干，其它均为旁稍末枝，且峪河和清源河同出壑壑山之中，且峪河的流程和流量要更大一些。从地质年代上考，峪河也当属这五条支流中最为古老的河流，它的河床之上有大量的古生物化石，莲峰河与蒲川河上就很难见到。而清源河县城段也是载至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化石，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当然，我即不是地质学家，又不是考古学家或者人类学家，我仅是一个爱好比较广泛的农民，闲来无事喜欢以自己的眼光做一些文化关怀的事情。本身就是想寻觅生命的起源，探索祖先在这块土地上是怎样生存，怎样渔猎稼穑，怎样创造发展的，就是想聆听远古、聆听一下历史的回声。我想风雷激荡的华夏文明史既然是从这里开始叙写第一页的，那么这里一定有着我所希翼和期待的东西，在等着我去翻阅、细读，至再品味体会。 　对于所有研究和关注渭河的人来说，渭河流域所产生的文明，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上古道中古时期（准确地说是元代以前）我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所在，这是无可置疑的。这里在几十万年以前就成为人类的居住之地，比如说蓝天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就以这一带为主。（仰韶文化有称为彩陶文化，以半坡类型最为著名，而其中的马家窑文化使其辉煌灿烂的顶峰）。渭河文化广义上说就是以周秦汉唐文化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它可延及河南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当然也包括整个陕西关中地区。详细的分，渭河文化还可分为源头的历史文化和中下游的地域经济文化。这源头的历史文化一是商周青铜文化，二是史前彩陶文化。这地域经济文化，就是以强大的国力和丰厚敦实的经济作为基础的农耕文化，它是对世界文化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也是最为典型的民族文化，当然这之中也融合了众多的民族文化像天水的麦积石窟，范围扩大换可以包括敦煌石窟艺术也可涵盖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还有丝路文化。这都是曾经发生在渭河流域的值得我们为之骄傲的东西。那些来到渭水源头的文化游客，首选的去处就应该是看看鸟鼠山，访一访品字泉，其次才是座落在县城中心，横跨清源河的天下第一廊桥——渭源灞陵桥，再就是到首阳山拜谒一下夷齐二圣、或者去秦长城上去凭吊几千年前的战争风云，看脚下河山，怀思古之幽情。流韵千年的华夏文明史，就曾发生在脚这片雄厚、壮伟、磅礴大气的黄土地之上，会让人顿生无限感慨！ 　　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到过鸟鼠山之后，就曾经很有感触地写下一幅对联： 　　　　　　疑问鼠山名，试为答案歧千古；
　　　　　　长流渭河水，溯到源头只一盂。 　　许多人到了这里都会疑虑重重，“一帆风顺达千里，东走西安轻荡舟”的渭河，怎么会“溯到源头只一盂”呢？真的就是这一盂之中，养育了十三个王朝的繁荣与鼎盛，养育了同巴比伦文明一样辉煌的文明，养育了四大文明之首的华夏文明吗？ 　　其实历史上的渭水之源头鸟鼠山远非这个样子。《山海经》就记载鸟鼠山曰：“共上多白虎 ，白玉，渭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多鳋鱼，期状如鳣鱼，动则其邑有大兵。”而始皇帝秦王赢政以及后来的隋炀帝、唐太宗李世民，都曾寻访鸟鼠山并于此狩猎，隋炀帝到此就曾经拟联曰： 　　　　　地干纪灵异，同穴吐洪流。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鸟鼠山系，不是今天这样干旱荒芜，而是植被茂盛，草木藏蕤，林中有野曾出没，河里有鱼儿游荡。 　　据了解，几十年前这里还是树林成林的，当地有一位叫张杰的老人说，鸟鼠山上那满山的树木，先后被大肆砍伐过三次。“解放初”一次，“大跃进”时一次，“文化大革命”时就把仅有的几颗环抱大树都砍光了。由此可见，是人类的活动破坏了这里的植被。有一个很有值得研究的现象就是，距今五千年到三千年前，北部的黄土台地就有先民居住，并创造了灿烂繁盛的古老文明，商代之后，周秦相继在这里兴起，特别是强大的秦帝国，最早就根植在这里，周安王十八年即秦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献公首设獂道于此，成为了西北部边陲驻戎边的军事要地。渭水源头北部的黄土台地多处出土有古文化遗址，如同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的渭源县路园镇双轮磨上坪遗址和寺坪遗址，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红色细泥陶片，夹色夹砂粗陶片、彩陶片，以及石铲、石锛等。而属于马家窑文化的清源镇梁家坪奎星阁遗址，在台地边缘，出土有彩陶罐、彩陶盆、彩陶盘。南部西秦岭北坡余脉的林地，是近百年以来才有人类居住存在的。 这就说明人类在这里的活动的踪迹是逐渐由北向南发展的，为什么呢？原因可能只有一个，就是当年的北部黄土台地森林稠密物产丰富，土壤肥沃，能生产出大量供人类生存食用的植物，也可从林中捕到猎物，河中捞出鱼儿，自然环境要比现在的南部林地好许多。渭河文明的消失与森林的消失有关，2000万年前的中国其森林的覆盖面积在60%以上，而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开荒垦地、大肆建筑，人口增长了，森林就逐渐的减少了。而随着人口的增长，森林的消失，人类就又迁移到新的有森林的地方，就这样，人进林退，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就仅剩下不到8%的面积了。所以，鉴于历史和自然环境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人们就认定了出自鸟鼠山中的禹河就是渭河的正源了。而清源河、峪河、莲峰河，由于出自更为险恶的高山峡谷之中，茂密的原始森林阻挡了当时人们进一步考证查实的脚步，再加上有历史文化《山海经》中的记载以及大禹王导渭治水的神话传说等的影响，郦道原先生著《水经注》时，就说：“渭水出陇西首阳县渭谷亭南鸟鼠山。” 　　关于河源的考证，不是一人一时就能弄明白的，它是通过了几十几代的努力，通过许多学者，科学家的爬涉，甚至于生命的付出才得以确定的。比如《山海经》中说：“河出东北隅，以行其北”，指出昆仑山的东北麓就是黄河的发源地，然后黄河出昆仑向北流去，说：“洛水出洛西山，东北注河。”指洛河发源于华山西面的洛源，向东北流注入黄河；说：“渭水出鸟鼠同穴山，东注河”；说：“赣水出聂都东山，东北注江”……等等，做为一部我国最早的神话作品，能做到大致与现在我们所考证的河源基本上无异议，已经实属不易了。郦道元更是一位伟大而严谨的学者，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条件，他的《水经注》，还是不得不令我们膺服的。
现今有人要重新考证渭河的源头出处，我认为不是不可以。在没有特别重要的科学价值的重大现实意义的前题之下，最好还是尊重历史。比如长江的源头，黄河的源头，我们就有必要了解它独特的生物区系，雪线不断上升对环境的影响，冰川的消失与气候的关系等，就要设法保护它，使之不受破坏和污染。保护水资源就是在保护人类的生命之源，这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从郦道元的《水经注》指出：“山即昆仑山，其山有六大水出”到隋唐以后，人们能确切地知道黄河长江均发源于青藏高源腹地，这就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是技术的进步，也是认识的进一步提高，所以到现在，我们才能够准确地知道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 　　古人囿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难以远行，想一想郦道元骑着一头瘦毛驴走遍天下名山写出一部资料祥实得让人不得不折服的《水经注》，该有多么的艰难。以今天的条件，空谈渭水的出处与正源，就显得一点意义都没有，甚至还有点对古人的不尊重。更值得我们发掘和研究的，该是已经失落的渭河文明，几千年的文明史在这里沉淀有太多太多的文化遗产，它们更值得我们去深思，去追究、去探寻、去挖掘、去开发，这才是我们的责任才是我们的义务。通俗地说，广义的文化包括着历史遗迹、民俗风情以及文化设施。历史和风俗能显出丰富的、深沉的、厚重的人文精神和历史感，甚至包括人们的修养和素质，要提升一个地方的文化品味，首先就要使之形成独具魅力的文化内涵，对于渭水源头的文化来讲，历史和民俗就是她的眼睛，发掘和整理的意义就十分重大。与渭河有关的文化与文明确实太多了，遗落在民间的更是浩如翰海。关注渭河的文明就是对历史文化的终极关怀，这里有诗歌文学、音乐歌舞、书法绘画、雕刻建筑、宗教传播、文化教育、民俗民风、环境地理、发展变化等等。渭河的魅力，彰显的是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失落的渭河文明是与渭河有关的书写不完的历史章节中最为精彩的篇章，是华夏文明的根与魂。 　　张仲强先生写过一篇《渭河档案•洪荒邃影》的文章，就写得特别好。我想在他的“档案”中肯定还有许多精彩的篇章，很希望先生能及早示人，以便让那些说渭河没写头的人去膛目吧！伟大而辉煌的渭河正如张仲强先生所言：“它是一条河，但不仅仅是一条河，它就是它所流经之地的天空、山峦、大地、原野。” 　　一条河的故事，就是它所流经的领域里的所有故事，渭河从远古流来，流向汉唐的辉煌，是一部风雪激荡的华夏民族史。 　　尽管古老的文明已经凋零了，已经遗失了，但它毕竟在华夏文明的发展史上大写着惊喜、大写着自豪。 　　想象着当初的渭水源头，智慧又强健的大禹王打算从渭水的源头开始走出去治理天下之水的时候，他一定是在山顶的树荫下，为年迈苍苍的父母和嗷嗷待哺的婴儿们搭好了窝棚，攒足了过冬的兽皮和食物，贮备了很多植物的种子和根块，那可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生活啊！ 　　这个大禹王真的了不得，一是他治理了尧帝、舜帝治理了几十年都没能治理得了的洪水，使万河归源，普天下的黎民苍生不再深受其害，自己由此也成为治水的先驱和旗手；二是他治水十七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一位能够舍小家为大家的好领导、模范领袖。鉴于这种优秀品德，舜帝才将帝位禅让于他。这样就成就了一代君王，产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 　　大禹王也是深知权力的重要性的，接替舜的工作不久，在还没有正式禅让封的情况下，就急着为统一九州祭祀百神铸鼎。禹利用治水能走遍天下的便利条件，搜集天下之铜铸造了九个大鼎，并借以巩固了自己在诸候联盟中的地位。由此可见，夏禹也是一位颇有谋略与胆识的政治家。大禹王三国家门而不入，司马迁说他是“不敢入”，其主要原因是水不治，天下难以安居，他欲图谋的帝位也就岌岌可危了，大禹王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大河安澜”是自古帝王最为关心的大事之一，大禹王想开一代王朝，稳收天下，非天下水被治理，是没有其它的路可走的。大禹王善于抓权，且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上古时代，政治和宗教是连在一起的，政治就是宗教，宗教也就是政治。商革夏命，成汤迁鼎于商邑；周革殷命，武王又迁鼎于洛邑，由此可见，鼎之所在即王者所在，权力之所在，分析一下与鼎字有关的词汇，觊觎政权叫“问鼎”，建立政权叫“定鼎”，国运国祚叫“鼎祚”，首辅三公叫“鼎辅”，国家重臣叫“鼎臣”，宰相之位叫“鼎鼐”等等，大禹王未登天子之位即行天子之职。《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瞳下迎黄帝。”自三皇五帝起，鼎既为贵族专用。所以“夏铸九鼎，三代奉为宝。”夏、商、周时代，主要有三种用来煮制食物的煮器，它们分别为釜、鬲、鼎，釜主要用来煮谷物蔬菜，鬲主要用来煮粥，鼎则主要用来煮肉。粥字，繁体字写作“鬻”，就是两个人弓腰在等待下到锅里的米被煮熟了。有人问有煮菜煮粥煮肉的，古代人用什么煮饭呢？柳宗元《非国语•三川震》中有一句：“夫釜鬲而爨者。”这个爨（cuan）字指的就是专门用于做饭的锅。杜甫有诗曰：“不爨晨井冻，天衣床夜寒。”爨被引申为烧火做饭。 　　急于登上天子宝座的大禹王，对于家常使用的釜、鬲、鼎、爨之类的东西早已瞧不上眼了，于是他“牧于九州，铸九鼎”，用天下九州各地募集来的青铜铸了九个特制的大鼎，这样他就有王天下的法码了。也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强大。“牧于九州”说的是九州的百姓就像他放牧的羊一样，有句成语叫：“钟鸣鼎食”，指的就是击钟列鼎而食，用以形容贵族豪奢的排场。鼎虽为贵族专用，但也是分有等级的，“天子食九鼎、王食七鼎、诸候食五鼎、卿大夫食三鼎，超过规格视为谋图不轨。大禹在没有正式禅让继位的情况下就自作主张“铸九鼎”，显而易见没把年迈苍苍的舜帝和他糯弱无能的儿子商均不放在眼里，算起来该是最早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物了，后世的曹操和黄袍加身的李世民，学的都是他这招。但凡强权明主，当初都是有自己的手段的，这是历史之定数，非此无以成大业。” 　　许多人都知道殷墟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通耳高133公分，长110公分，宽78公分，重875公斤。大禹一下子就铸了九个这样大的甚至更大的大鼎，想想该有多气派，对拥护他的人来说，强大象征着能得到更多的权力，能满足更多的欲望，对反对他的敌人来说，就完全是一种能令之胆寒的震摄与威胁。 　　在渭水源头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除了大禹王，名震环宇的再就是孔子尊其为“仁”孟子称其为“圣”，《史记》中也有表彰的伯夷与叔齐二人。但是伟人毛泽东和一代文化巨匠鲁迅先生都很不赞同这两位仁兄。毛泽东说他们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逃跑主义者，鲁迅先生则针对国民党的黑暗与腐朽，说他们逃避斗争。那么，我们就要追究一下这两位究竟是何许人物了.伯夷，孤竹君子，姓墨氏，名允，字公信，伯夷是其谥号。 　　 孤竹国，位于今河北省卢龙县南一带，在殷商时期，是商王室在北方的重要盟国。伯夷所处的时代，正当商朝末年。对于殷纣王的惑乱暴政，荒淫无度，伯夷十分不满和愤怒，决心不为昏君之臣，故而逃走，伯夷的故事，是与其弟叔齐一同发生的，古籍中记载较多，唯《史记•伯夷列传》较详。其大意是：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在位时，曾指定叔齐继承大位，但到其父谢世，叔齐却不肯继位，而是让于伯夷。伯夷哪肯做此不仁义之事，借故说：“这是父亲的决定”，不但固辞不受，反而逃走。因为有哥哥伯夷在上，叔齐也是坚决不肯继位而出走。国不可一日无主，孤竹国的人只好立其中子为君。伯夷，叔齐听说西昌伯能够养老，便前去投奔，及至，发现文王已卒，武王正率领军队，抬着文王的木雕像，起兵伐殷。伯夷叔齐急忙拦住武王的坐骑，叩头说：“父亲死了不赶快下葬，却大动于戈，这算是孝吗？做臣子的起兵伐君，这算是仁吗？”武王左右的人欲杀死他们，被姜太公阻拦，姜太公说：“他们都是仁义之人”，遂叫人扶起，让他们走了。以后，当伯夷叔叔齐听说武王灭商成为天下共主时，他们认为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为君子所不齿。不用说做周朝的官，就是吃周人的粮食也是一种耻辱。所以就隐居于首阳山，不再吃周人的粮食，仅靠采集野维持生命。到了将近饿死的时候，作歌说：“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史记•伯夷列传》）。歌词的意思上：登上你的西山啊，采野来吃。用力暴力来改变暴力啊，分明错误却不去认识。神农虞夏的仁德已失云啊，我安身立命之地在哪里？感叹无路可走啊，生命就要衰死。就这样，伯夷叔齐带着无限的困惑，怅惘和包怨艾，饿死在首阳山上。这就是伯夷叔义不食周粟的故事，距今已有三千年了。 　　 对于伯夷叔齐之死，司马迁发出了愤愤不平的质问和感叹。他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发此而饿死。”“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史记•伯夷列传》）。 　　在中国漫长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伯夷叔齐的所谓仁义气节，为统治阶层和文学士所称道。先是孔子赞美他“不念旧恶，怨事用希”（《论语•公治长》），“古之贤人也，……求仁得仁”（《论语•述而》）；继之孟子更是赞美他“不视恶色，不闻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不使……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万章下》）”；唐朝的韩愈则赞美他们是“独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昌黎集•伯夷颂》）；到了元朝至元18年（公元1281年）冬十月，元世祖忽必烈更是封赠伯夷为昭羲清惠公，叔齐为崇让仁惠公，使其一举成为仁义道德的代表性人物；到了明清时期，其赞誉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天地之正气，”“天地之正理，”“亘万古而弥新”（《重修昭贤庙碑记》）；如“盛德全仁兼尽义，清风立懦更廉顽”，“千古名芳宇宙间”（明山东按察司副使赵鹤龄《昭贤庙》诗）等等，渭水源头之首阳山伯夷叔齐墓，左宗堂所拟对联为：“两堆黄土光高日月星辰，满山白蕨味压珍脩鱼賒”。各地内容相似的赞言更是屡见不鲜。
文化在这里有一个结。传统的文化里面，人们认为伯夷和叔齐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是“不饮盗泉之水，不受嗟来这食”的廉者，志士。左宗棠更是尊崇他们为“百世之师”，并亲到墓前树碑立记。但是反对传统文化的声音却说他们是怯弱、虚伪、娇情、不负责任，逃跑的举动非大丈夫所为。反对战争不一定要逃避，你跑了，你的人民怎么办，伯夷和叔齐二人明知道自己的兄弟排行老二的远骄横跋扈，刚愎自大，且非常善类，却要生生地推来让去将原本好好的一个国家交到这样的一个人手中，真的是“仁义”害人。“天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就是战争。伯夷和叔齐在舒适优裕的环境中处久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忽然间礼乐崩溃，天下大乱，战火纷飞，他们就有点不太适应了。 　　在古代祭祀和战争一样麻烦，祭祀和战争都需要占卜，占卜的程序又太繁杂，本打算清心静欲的伯夷和叔齐最后双双选择了逃避。
　　时代在发展，历史的观念也在更新，伯夷与叔齐的故事能够流伟千年了至今的被人们称颂，这与我们民族的道德传统与文化教养有关。我们的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讲气节，讲道德的民族，三千年的文明史中，从帝王将相，文人才子到平民百姓，视气节、道义为生命甚至高于生命者比比皆是：如宁死不受元人奉禄“留取丹心照汗清”的文天祥、史称最有气节的外交家，不辱使命，不畏强敌，宁可饿死也不向匈奴单于投降的汉苏武；还有屈原、岳飞、陶渊明等，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根本，特别是在社会不安定的战乱时代，这一点更重要，因此，就有“柴市尽节”凛不辱的李大钊，“国势垂危”见忠心的邹韬奋，还有民族英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等等，但是在思想领域大解放的今天，伯夷、叔齐的行为，是否就符合历史进步的规律，他们的愚忠是不是一种善德，就由于观念的变化很难被所有的人认同。但仅仅谈重道义一点，他们还是无愧于后人加之于他们身上的各种称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