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没有光明的眼睛

　　　　　　　　　　没有光明的眼睛

　　　　　　　　　　　　　　
　　　　　　　　　　　　汤如浩 　　没眼睛的是我们对杨家四伯的称呼。 　　杨家与我们家族是有姻缘关系的，再早的时候，似乎我们应该称呼杨家四伯为舅舅。后来，我们逐渐长大一些，总觉得，一个走路都需要用棍子探路摸索前行的人，其余尚可讲究，但妄称舅舅，好像不太合时宜的，源于此故，我们和其他的大孩子一道，背后都叫他没眼睛的，甚至更难听。只有大人面前，我们会悄声悄气地叫舅舅，至于他听得到听不到，就全不是我们在意的了。 　　事实上，至今我也想不通，别人和我们，为什么从心底难以接受没眼睛的，是因为人性的本质所在，还是另有他故？ 　　那时候，村中有很多的鳏夫，包括跛腿、恶疾和家庭困难的人，当然还有没眼睛的，因为父母已逝去，留下他们，年老或者年轻，独自生活。他们都有自己的房子，低矮，陈设简陋，荒草长满屋顶，很多的时候，院中荒草萋萋，门可罗雀。只有到了三月的某一天，我们会在老师的组织下，被分散到某一家送温暖，带着简单的礼品——一包白糖或者一包饼干，擦玻璃，打扫院落。一群男生还会走上房顶，拔去荒草，用木板子使劲把旋起的泥土屋顶拍拍紧。 　　没眼睛的坐在门口的木墩子上，白色的眼球向四下转动，耳朵支棱，随时喊叫我们不要动某处的东西——一个生理盐水的玻璃瓶子，一页折叠成某种形状的报纸，或者是污垢遍布的黑色陶瓷罐，用黑红色的布包扎着，不知道里面装些什么，声音嘶哑、难听。女生拿着抹布，扎着手，不知所措。有一种怪异的气味的土炕上，她们是不愿意去的，仅有的两块窗玻璃，已经被她们拭擦得明亮如镜，从中可以看到土炕上的败落。而离老师规定的时间，还有好长，谁也不敢擅自离开。僵持着，这样的时候，没眼睛的无语，我们亦无语，僵持着，不知如何是好。每年都是这样，无论我们和其他人。 　　其时，没眼睛的已经有五十左右了吧。高大的腰身早就佝偻，拄着杨木棍子，从他的小院里走出来，在怀中摸索半天，取出一把小巧的黄锁，转身，锁住院门，一步数探，用棍子防开石头和土坯，步履不稳，蹒跚复蹒跚，向前方的某一个小巷跌跌撞撞而去，身后，跟随着一个拖鼻涕的小孩。那巷中，或者是杨二伯，或者是杨三伯，杨大伯早就去世了。杨二伯或者是杨三伯孙子或者孙女，会蹦蹦跳跳地跨进自家的院门，牵着没眼睛的胳膊，领着他进入院门，“吱扭”一声，关上院门，院中飘出缕缕煮鸡肉的清香。我们就会知道，杨二伯，或者是杨三伯家，今天来了很重要的客人，而这个客人，一定和没眼睛的有非同一般的关系。果然，午后某个时刻，我们会看见杨家嫁往新疆的大姑，衣着鲜亮，牵着没眼睛的胳膊，抹着眼泪，缓缓地离开，而身后的某一个人，手里提着一个很大的包裹。 　　包产到户以前，没眼睛的竟然是生产队的壮劳力。那时候，村中每个生产队在祁连山深处都有一处煤矿。煤矿主要供应全村人的燃煤，没眼睛的和其他的一些鳏夫，都是矿上的主要劳力。每年春耕开始，队上的马拉胶轮大车，都会装满洋芋、清油、麦粉，当然，还有那些被人们称为“窑毛子”的鳏夫，由大胡子的马车夫吆喝着，离开队部，马鞭脆响，吱吱呀呀，哨里的灰骡子活蹦乱跳，异常兴奋，以为要到什么好地方，一路向南，向南，走向白云深处的雪山。当时的煤窑全部是小煤窑，没有什么机械设备，更不用说安全防护设施了，工具只有芨芨草编的筐子、钢钎、铁锹之类，挖煤运煤全靠人力，据大人们讲，煤窑的巷道只有半人高，出入只能像狗一样的匍匐前进，煤筐一前一后驮在挖煤者的胸前和背上，所以，效率也不太高，一村人家的燃煤，他们得挖多半年。只有到了即将过春节的时候，那些鳏夫才会被同一辆马车拉回来。在这期间，也偶尔会有一两个人请假回一趟家，也不太多，除非是因为家族里或者队中谁家出了什么大事。那些年，因为生产队大，大事也多些，婚丧嫁娶，每年都有。没眼睛的就坐着拉煤的马车，浑身乌黑，两眼白皙，会在某天回来，在别人的簇拥下，在事主家，吹唢呐，拉二胡，哼小曲，红火上一两天，就回去了。 　　如果是盛夏，我们会得到一些酸甜的野草莓，而这些，却又是没眼睛的带回来的。没眼睛的清楚地记得我们每一个孩子的乳名，这时候，他会在事主家，坐在小板凳上，眼白清晰，满身乌黑，大声武气地叫我们母亲的名字，问过娃娃的情况后，一一吩咐她们在活计忙碌完到他家去取野草莓。于是，到了当晚，我们每个不上学的孩子会得到一两颗红色和黑色相间的野草莓，钻在被窝里，一口就全部消灭了。第二天一大早，每人都会谈起，只是埋怨没眼睛的摘得太少，因为我们的口腹之欲，远远没有得到满足。是啊，时至今日，我才会慢慢揣摩，作为一个双眼失明的盲者，在深山，在荆棘密布的峡谷，没眼睛的是如何获得这么多的野草莓的，他施与别人的也就只能有这么多，尤其孩子。可他对孩子们的宠爱，为何在孩子逐渐长大后，却得不到同样的或者即使少但至少应该有的回报？ 　　包产到户之后不久，没眼睛的也就没有了自己的正事，他每天会坐在院中，替别人用手搓芨芨草绳子，用芨芨草编制筐子、盛粮食的垛子、锅灶上的笊篱，整天很是忙碌，双手粗如树皮，皮肤焦黑，满面尘灰的样子，有的时候，母亲会让我给她送一些吃的东西过去，没眼睛的就很感激，吩咐我某一天把家中的活计送过去，还再三提醒不要忘记。就这样，好多的人家都找他做事，好像他的生活也很平静平淡。后来，我离家开始了外界的求学之路，没眼睛的盲者的身影，也逐渐淡化了。偶尔回家，会听到母亲他们讲起。说没眼睛的分家了，和杨二伯杨三伯。说没眼睛的分到的地块给杨二伯或者杨三伯的儿子了，还有那头强壮的牛。没眼睛的领到的救济款被杨二伯或者杨三伯的儿子要去了，而且没有好言语。没眼睛的在某某家混饭吃，被杨家家族的人训了一顿，赶回家去。没眼睛的生病了，是几位婶子凑钱看的病，没眼睛的白色的没有瞳仁的眼睛里，流下浑浊的泪水……此后的某一天，家人告诉我，没眼睛的去世了，“是一个很好的解脱，活着也是受罪”，大家都这样说。我捉摸，没眼睛的此时还不到六十岁，六十岁，农村的老人们大多刚刚开始享受天伦之乐，而他，却悄然离去！ 　　现在，每逢回老家，我会看到没眼睛的住过的地方，一座白瓷片贴墙的平顶房高高耸立，屋顶上，银色的太阳能热水器闪闪发光，纵横交错的电话线、闭路电视线密如蛛网，小巷中，上了年纪的老人们攒成一堆，不知道喃喃自语些什么。时而，会有三轮拖拉机突突驶来，停在开阔地带，兜售他们的货物——蔬菜、衣物、灶房用具，村中的孩子们利用假期时间补课去了，拴在槽头的牛马发出饥饿的长嘶。这一切，熟悉而又陌生。这样的时候，我会忽然想起那位早已经逝去的盲者，如果生活在当下，他会生活得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