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声音（三篇）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2:32 编辑 <br /><br />１、背景声
　　来自我的家里的声音是我的耳朵对这个世界最为宁静最为温暖也最为痛苦的记忆。
　　我家的院子里以前一直种着些蔬菜，我常常就在我父亲锄地的声音中醒入早晨。人一觉醒来，常常会恍然不知身在何处，而父亲锄地的声音，就嚓嚓嚓嚓一字一句地告诉我：“你是在你自己的家里!你没有听见你爸正在锄地么?”所以那锄头锄进土里的声音，嚓，嚓，嚓，嚓，一直就深深地响在我的耳朵里。这个声音在我的耳朵里藏得有多深呢?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我也早已离开老家生活在外地了，但是有时我早晨醒来，迷蒙中，我还会听到那熟悉的嚓嚓嚓嚓的锄地声，我会恍然觉得我的父亲正在院子里锄地，会恍然觉得自己正睡在老家的屋里。等到完全清醒过来，才知道那嚓嚓嚓嚓的原来是墙上时钟的走动声，外面哪有我的父亲，哪有我的家乡。我才知道自己不过是在时间的脚步声里又经历了一次幻觉而已。
　　但分明的是，我走不出父亲的锄地声——无论我走到哪里。
　　我还走不出去的是母亲的咳嗽声。
　　从我能记事起，我的母亲就一直在咳嗽，她的咳嗽声就像是一把进展缓慢的老刀子，不仅洞穿了我整整的一个过去，而且洞穿得是那么缓慢那么让人加倍地感到痛苦。所以当人们问我你认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咳嗽!所以当人们问我最大的幸福是什么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不咳嗽!
　　奇怪的是小时候我们一家人挤在一个大炕上，我们常常能一夜酣睡到天亮。后来我住到了另外的一个屋里，我却时常被母亲的咳嗽声所惊醒。我的朋友三顺有一晚和我住在一起，夜里他突然问我：“你听见了没有，你妈咋咳嗽得这么厉害?”问得我黑暗里两眼泪光，无言以对，内心感动。这么多年来我始终珍重着我和他的友谊，就是因为他的善良——和我一块住过的人多矣．听到了我母亲咳嗽的人也多矣，可是只有他关切地善良地问了我。事实上像这样如鼠噬心的夜晚我经历得实在也太多了，好多次我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学医学却学了文学，为什么鲁迅能弃医从文而我就不能良弃文从医?我好像相信自己一旦学医就一定能够学到治疗气管炎的本领似的。好像千年的顽症终于要被自己攻克似的。
　　可是我终于是只能在这儿空想空谈。
　　而且我母亲的咳嗽真地是比过去重了。尽管她一再安慰我说：和谁谁谁谁比起来，我算是活得够长的了……比我轻得多的都死了多少死了多少年了……可是我还是觉得悲哀与惭愧：我只能尽可能地伺候她终其天年了，然而她却还要尽更大的可能来帮我。她过一会儿就来让我“休息一会儿再写”；她和我抢着做饭，一再声称自己“能行能行”；她尽量地不让自己咳嗽——事实上母亲的咳嗽，只要被我听到，我就会双手悬空眉头低垂好半天，然后才更下决心地重新埋头苦干；只要我坐在那儿做我的事情，她就尽可能地不来打搅我，悄悄地把自己能干的都一声不响地干了……这就是母亲的声音，不幸中有着深爱，痛苦中有着力量。在越是让我感到难过的同时也越是让我感到坚强，所以仅仅为了母亲，我也要拼命，我要让她很快地看到我的成功。
　　然而母亲却明察秋毫地说：你是爱写，至于能不能成名成家，我看你还是不要太看重，首先是身体要好。其次是要给人家把课上好，闲了，想写了，就写一点，可不要再写人家领导的坏话……
　　有时候，我写累了，就和母亲坐下来说一阵，半年来我已经很少与人谈过话了，我已经远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上乱七八糟的声音，我现在只和母亲谈话，只和妻子谈话，只和六岁的女儿谈话，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出去走到社会上．只有到处碰壁．任人欺骗与“宰割”，但我却一点也不在意这些．我只祈祷我的母亲能少咳两声，如果能这样，那真是我无上的幸福，但我又知道这毕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只能希望我能在这声音中痛苦地得到拼命的决心和力量。
　　冬天的凌晨，睡在老家里温热的土炕上，小时候的我有时会被一阵叮当叮当的驴铃声唤醒。我知道，门外，生产队的那几头牲口正在嗒嗒路过，背上驮着冻成冰块的粪，脖子上挂着铜铃。铜铃在响，跟牲口的老汉嘴里唏溜着，两只手钻在袖筒里，紧紧地挟着那一件黑棉袄，一根牛皮鞭子斜插在臂弯里。阳光把大地照得通亮的时候，他和他那几头牲口会回到村子里，骄傲得像一队凯旋的战士。那一头骡子还会得意忘形地在当路就拉下它的粪来。那一团白色的热气，先是萦绕在粪堆上，后来就渐渐地飘散在村子里四起的炊烟之中去了——连同它昂头的那声长嘶。
　　不久将响起生产队长急促的哨声。他一边用劲地吹着哨子，一边还用劲地喊着一家又一家主人的名字：刘黑胞。张大本．王麻子．李把儿。赵秀珍。马菊花……他是在叫人，叫人去修梯田。或者就去修河堤。去向水龙王要土地，去向天地讨回一个好日子。
　　他在外边喊叫，大人们就在里边拴自己的孩子：为了不让小孩子从炕上掉下来，只好把他们拴在炕上——温热的土炕就是他们的幼儿园。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 多少。”这是一首难得的好诗，可是，它却不是我记忆中早晨的写实，也不是我们当时心情的传达，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我们那一个村子里的人家是很少有花的，家徒一院，好像只金生家院子里有一棵好大好大的月季花。每到开花时节，香气四溢，就有人去要花，金生妈就骄傲地拿着一把剪子，在那棵花前转溜了起来，剪子上闪动着阳光，且响着清亮的钢音。但夕阳西下时分她唤她儿子回家吃饭的声音，却常常被我们取笑，因为她的唤声过于一波三折余音绕村了。她先从“金”字上爬大坡，声音渐高渐细摇摇晃晃颤着抖着渐至于无，但同时她却吸足了满满一胸的气。直到她在“金”字上实在做不出什么文章时，那一颗“生”字就才如瓜熟蒂落又如崖顶滚石般势如破竹一泻而下地被她呼了出来。最后还少不了要像美国的欧·亨利一样来一个出人意料的“逆转”式结尾——我们以为她要一直这么呼下去的，可是她却在最后变呼为吸，且在吸的时候发出了那一个动人的“唉——”。
　　现在正在那个旮旯里玩着的金生，你听到你妈唤你吃饭的声音了么?快拍去身上的尘土，回家去吧，不要让她撩着围裙在柴门前久等了。
　　倒是另外的两句唐人诗句多少能让我联想到我的那个小巷。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我曾多次从电影上看到过外国大街上负责一条街的巡警，他是一条街的守护神，深受人们的拥戴，当我生长在七十年代的大西北的一个小县的小巷时，我当然是不可能受到如此警察的守护，但我却能受到另外的一种“警察”的守护：我们巷里有一只狗，名叫“麻儿”，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它都在我们的巷子左右逡巡。它既为小巷里的八九户家所共同喂养——好像是纳税，它就理所当然地为我们大家服务——好像是为纳税人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公职。多少个落雪的夜晚，是它的吠声汪汪地宣告着小巷的安宁，或者宣告着哪个夜归人的到来。我父亲常常怀念故人一样说到麻儿。说每当他过上十天半月踏着月光回到小巷时，麻儿对他先是吠叫，但当他叫了麻儿的名字以后，它马上就会认出自己辖区的合法公民来，并且一路摇着英俊的尾巴护送他直到家门。父亲说：“麻儿可真是一条好狗啊！”人活一世，死后能让人说：他可真是一个好人啊!则这个人就是死而无憾的；狗活一世．死后如果也能让人说：它可真是一条好狗啊!站在人的立场上看，此狗也就是死而无憾的。
　　麻儿英俊的样子，麻儿杂而发亮的毛色，麻儿清越威武的吠声，二十多年了，还让我记忆犹新。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是与邮局有缘的，因为我做的就是发信收信或者取一点稿费的事情。也许与邮局来往多了，少不了就有磕磕碰碰吧，我一直是对邮局无法产生好感，所以我也就更怀念小时候小巷里的邮员以及他的绿衣服和他清亮的邮铃声。阳光下，或者风雪中，他们呼叫着人们的名字，指点着应该按手印的地方，微笑着他的脸，甚至拍着人们的肩膀。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摇摇摆摆地骑着自行车……现在想起来，当时小巷里那清朗的邮铃声，所传达的．真是一个年代的朴实和清明。
　　现在，在这个他乡的城市里，我越来越怀念我的家乡和家乡的小巷了，尽管小巷里已经没有了送信上门的铃声，但是在那儿的早晨却至少还有豆腐的叫卖声，而且很快地，便有一片声音来响应它。如同一只蛙叫了，即有十里蛙声来响应一样。收骨头的。箍缸修伞的。阉小猪的。就都在巷子里叫起来了，而且不久便有闻所未闻的声音，像一些崭新的音符，加入到这种生活的歌唱：收塑料鞋底的，收啤酒瓶的，修钟修表的，油漆冢具的。走出小巷，如从小溪而入大河，则那市声就更纷纭，更浓烈。如果说那声音在小巷里还只是小合唱的话，则一到大街上就成了交响乐。
　　这可是平凡生活的真实歌唱啊!这歌唱响在每一个人的故乡，也响在每一个人的梦里与心里，是他永远的珍存。
２、村子里的声音
　　关于村子里的声音，我的记忆约略有三，一为冬天腊月里此起彼伏的杀猪声，二是每逢佳节那个小地主的小老婆的哭声，第三，就是每到月明星稀之夜，那个断腿的男人彻夜的二胡声。
　　小时候，我们这些农村的小孩子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所以我们对于暴力、恐怖、刺激的认识，主要就是腊月的杀猪声。白的刀子进去，红的刀子出来。血顺着屠夫的刀子和手臂涌出来，在雪地里，下凝成黑色的块，上浮成白色的气，一个刚才还凄叫长呼的生命，很快就成了一堆软乎乎的肉，那真是当时我们百看不厌的“故事片”和“电视剧”。那时我们肯定不会唱妹妹你坐船头，但是我们起码会学几声鸡叫、狗叫、甚至猪嚎；那时我们心目中的英雄，除了生产队长、民兵连长，就是杀猪的屠夫王麻子，这个老屠夫一脸麻子，真的也是一脸横肉——我常想那一定和他把刀子常咬在嘴里有关。刀子离开他的嘴的时候，也就是猪罗们一命归天的时候。这个王麻子的死，后来也被人们涂上了浓厚的猪的色彩，就是死的那天，他不慎杀了一个五个蹄的猪。他一直都是注意着决不杀这种猪的，因为据说这种猪是人转世的。可是那天把猪杀倒以后，烫毛的时候，围观的人听他大惊失色的叫了一声：啊！不好！同时看见他望着刚刚还被他抓在手中的猪蹄子恐惧得连退了三步。
　　晚上他就死了。
　　我们村子里于是就少了一个英雄，少了一个出色的屠夫，接下来的一连几年里，我们村子里的人都因为吃不惯新的屠夫杀出的猪肉而觉得这年也就过得没有意思和味道。
　　也确实，每当王麻子穿著他那一身油亮的像是一张猪皮似的衣服出现在村子里时，至少我们这些小孩是兴高采烈的，因为我们知道快到腊月八了，快过年了，快有猪尿泡吹了。我又听到了自己童年的声音：
　　王爷，给我一个猪尿泡！ 王爷，给我一个猪尿泡！
　　多么美好的过去的腊月啊！
　　可是我又听见了那个地主的小老婆腊月三十晚上的彻夜长哭了。老地主因为老，所以死了，老地主的大老婆因为大，也死了，留下的这个小老婆，人称她——我那时没注意都是哪些人称她——小老婆，可是我也看她不怎么小，灰黄的脸，无神的眼睛，破旧的衣服，走路都是溜墙根的动作，哪有一点我后来从电视上看到的真真的老地主的小老婆的刀子嘴，水蛇腰，杨柳姿。那时让我真搞不明白的是，每逢过节，人家都是高高兴兴的，可是她却关起门来长哭——常常一下子就可以哭个整夜。腊月三十晚上，我们这地方的风俗，是要吃长面——天长地久或长岁百命之面，可是她却习惯地要来个一夜长哭！大约她吃完了长面就坐在家里开始长哭，或者是她长哭完了才能去吃长面。要是在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里，那可真是一种“难听死了”的噪音，一定会有人出面爬在阳台上不怕冷地干涉的，然而在那时的那儿，大家都是熟视无睹，吃肉的继续吃肉，喝酒的继续喝酒，说笑的也继续说笑。节日嘛，本来就是应该自由的时候。我们孩子们显然比以前玩得自由了。她呢，好象也是三年等了个闰腊月，要痛痛快快地哭个够才算没有白过这个节。
　　她在长哭，同时也有人在长歌：拉二胡，不，不是长拉，是长抠，抠胡胡儿！
　　我们那地方，把二胡不叫二胡，叫胡胡儿，把拉二胡也不叫拉，而叫抠，抠者，有力但是难听之谓也，可是那个断腿的男人抠出的二胡声却是十分好听的，至少是不像两个没劲的人拉锯锯湿木头那么难听。每到月明之夜，从他住的那个土院子里，就会传出他的二胡声。记不清他拉的到底是什么曲了，只确实地记得那就是二胡声。那可是响彻全村人梦境的音乐啊，如泣，如诉，是歌，是泪，似苦，似难。那时人们都说：断腿子真是一个聪明的人，也真是一个不幸的人，都四十几的人了，却还没有一个家。这是我们当时非常不明白的：他不是有他的土院子么？他不是有他的土房子么？而且土房子后边还有一棵高大的榆树呢，怎么说他就没有一个家呢？如果一个家不是院子和房子的话，那么家又是什么呢？一个人要怎样才算有一个家哩？
　　然而多少的有鼻子有眼的家，却悄悄儿地或者说是偷偷儿地生活着，你可别指望从那里听到如泣如诉的二胡声。
３、戏园子
　　戏园子，其实不是一个园子，或者说它其实并不露天。在十几年前，它是我们县城里最阔敞的一座厅堂，大约可以容纳几百人同时看戏。
　　叫戏园子，其实也不仅用来演戏。小时侯，戏园子里似乎经常在开大会，戏园子四周的墙上、电杆上，也就经常贴满着横七斜八的各色标语，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等。在这些标语和戏园子的上空，也时常响着高音喇叭。高音喇叭里的声音也确实洪亮或激越、昂扬或愤怒。尤其是某民兵连长的发言，总象在呵斥谁。听人说，有一个干部，就是在戏园子里闯下弥天大祸的。他领着群众喊口号，但他把一句给领错了，他因此立马成了现行反革命。
　　出了戏园子，他就进了监狱。
　　戏院子里不开会的时候，就演电影。我们常常看的是学校的包场，于人声鼎沸之中，我不仅看了《闪闪的红星》、《南征北战》，也看了后来被批判为毒草的《春苗》和《决裂》等。我不喜欢当老师的原因，就来自于那部《决裂》。当我看到那位老师大讲“马尾巴的功能”时，我当下对老师的形象充满了厌恶，觉得那样子一点也不高大雄伟，既比不上会说土匪黑话的杨子荣，甚至也比不上一枪可以打掉一盏灯的匪首座山雕。现在想来，当时我真是中了毒草的毒害。当时幸亏还没有电子游戏机卡拉OK录像厅之类，要是有的话，我想我将中毒更深，我的人生将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不开会也不演电影的时候，戏园子里就瞅空儿演戏。演革命现代样板戏。我永难忘记的是：戏园子的大门两边，当时有四个又高又大的样板人物宣传画，一边是李玉和、郭建光、江水英和谁，另一边是杨子荣、阿庆嫂、何湘和谁。这些人物高大英俊，目光炯炯，或握钢枪或举红灯，傲然俯视着我们这个小城里的广大革命群众。还有我，我当时应该属于革命的小闯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后来，戏园子终于恢复了传统戏的上演。演出的第一场老戏，是秦腔《十五贯》，一直演了十来天，场场爆满。娄阿鼠那白眼窝瘦巴巴的形象令小城人耳目一新，古老的申冤故事又使小城人砸舌不已，如同喝到了多年不遇的陈酿。《十五贯》是我正襟危坐、完整地看了的第一场传统戏。那天，我的父母领着他们的三个孩子，在戏园子里一坐就是整整一个下午，直到戏终人散，走出戏园子，重见了阳光，我们才觉得自己是从一个遥远的古代回到了现实的生活。
　　后来，我们又举家去过一次戏园子，是看电影《少林寺》去的，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小城最大的厅堂。我的一个同学犯了法，在戏园子里被政府宣判时，我也没有去。我的另一个同学邓五十九业余唱老戏唱出了名堂，某年国庆，在戏园子里登台演出，红袍加身，我也没有前去呐喊助威。现在，虽然我也不时地从那儿走过，但那儿已改建了，已把门面改成了录像厅游艺室等。豪华是豪华了，时髦是时髦了，但却不是过去的那个戏园子了。当年的那些青砖黑瓦，看不到了。抬起头，卡拉OK屋的上边，录像厅的上边，隐隐地有四个大字：秦安剧院！
　　戏园子和它的时代，已都成了过去，已距我们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