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毛边书的旧踪影

　　毛边书的旧踪影 　　（约2600字） 　　薛林荣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毛边书”这一特殊的书籍装祯样式从东瀛登陆中国现代文明突变的历史渡口，成为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按照书界的传统说法，“毛边书”一词大致由英文deckleedge演变而来，指的是手工纸在deckle里形成的边。《鲁迅全集》对“毛边”二字的注释是：书籍装订后不切边。故所谓毛边书，就是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刀切，保留天头、地脚和书口，一仍旧貌，取其拙朴、自然、本色之美者也。 　　毛边书最早出现在古代欧洲，这与其文明进程相适应。法国、德国、英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欧洲国家的出版社曾为中古的贵族阶层生产过毛边书，读这种书，需手持小刀，边裁边读，契合了有闲阶级的沙龙文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书界大兴此道，故19世纪的英国学者狄布丁在《爱书狂的病征》一文中，将钟爱毛边书与迷恋精印本、插图本、皮纸精印本、初版本、特殊版本、黑体字本等一道列为“爱书狂的八种病症”，说这是“缺乏理性的表现”。（见《书的礼赞》，茨威格等著，叶灵凤译，1998年10月三联书店出版）病则病矣，爱书之心却不能稍减，对毛边书的钟爱渐渐发展为一种休闲文化，遍传世界各地。 　　20世纪初，毛边书在鲁迅、周作人兄弟的身体力行下，自日本传入中国。周氏兄弟于是在中国版本学家的眼中成了中国“毛边党”的鼻祖，而其共同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则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毛边书。 　　《域外小说集》是鲁迅与周作人致力于搜集、翻译世界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成果展示，于1909年在日本东京由神田印刷所印行，计两册，收英、美、法、俄等国短篇小说16篇。鲁迅在友人蒋抑卮的帮助下，代垫了出版两册图书的费用，其中第一册印刷一千本，第二册印刷五百本，每本一元，共计一千五百元。但这两册书由于是用文言文翻译的，销路不畅，在上海和东京的两个寄售处半年中只卖出了四十册，后因寄售处失火，书和纸板都化为灰烬。（见《鲁迅年谱》，安徽人民1979年版，上册第80页）所以这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毛边书存世极少，成为新文学的罕见版本，用唐弢的话讲，有资格进入新式黄尧圃的“百宋一廛”中去了。按，黄丕烈（1763—1825），字荛圃，号荛圃主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大藏书家，一生嗜学好古，尤喜宋版，购藏宋版书达百种,故把藏书室称为“百宋一廛”。 　　毛边书引进之初，还只是几位五四新文学干将的私家偏好，文化界则对此不无攻击之意，鲁迅于是作出了有条件的让步，并与北新书局主持李小峰约定：“别的不管，只是我的译著，必须坚持毛边到底！”（见《而已集•扣丝杂感》，《鲁迅全集》，人民文学1981年版第484页）足见鲁迅提倡毛边书的坚定态度。毛边党的另一名领袖周作人也于1926年4月在《语丝》撰文提倡毛边本，声称印制毛边本“就是要使自己的书好看些，用刀裁一下，在爱书的人似乎也还不是一件十分讨厌的事，至于费工夫，那是没有办法，本来读书就是很费功夫的。” 　　爱毛边书的人和不爱毛边书的人甚至还出现过文字论战。1927年4月30日，《语丝》第129期发表了福建一位图书馆馆员方传宗关于毛边装订的通信，对毛边书大有不屑之意，称毛边装订在作者是作品“内容浅薄的掩丑”，对于读者，则“两百多页的书要受十多分钟裁剖的损失”，所以他反对毛边装订。鲁迅由此在1927年10月22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发表《扣丝杂感》，联系当局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谈了对毛边书的看法。他说，自己是书籍不切边的始作俑者之一，当时实在是没有什么恶意的，后来看见方传宗先生的通信，竟说得要毛边装订的人有如此可恶，不觉满肚子冤屈，但仔细一想，方先生是图书馆员，要他老是裁那并不感兴趣的毛边书，终于不免生气而大骂毛边党，正是毫不足怪的事。鲁迅由图书馆员厌恶毛边书联系到检查官扣留、禁毁《烈火集》、《语丝》等书刊，不由感慨连思想文字都几将窒息，何况一本“每有不肯凑趣的坏脾气”的《语丝》之失踪呢？ 　　鲁迅晚年对毛边书有过两次明确的表态，一次是1935年4月10日在给后来文誉香港的曹聚仁的信中说：“《集外集》付装订时，可否给我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的毛边党，至今脾气还没有改。但如麻烦，那就算了。而且装订作也未必肯听，他们是反对毛边的。”另一次是同年7月16日给东北作家萧军的信中说：“切光的（指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有毛边本和光边本两种——编者注）都送了人，省得他们裁，我们自己是在裁着看。我喜欢毛边书，宁可裁，光边书像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尼姑。”（分别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108页、170页，人民文学1981年版）这几句话好恶分明，分寸允当，爱毛边书的态度不容置疑。 　　在周氏兄弟的带动下，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出现了一大批喜爱毛边本的名家，如郁达夫、林语堂、张资平、郭沫若、冰心、苏雪林、叶灵凤、许钦文、章衣萍、邵洵美等等。藏书大家唐弢更是承认：“我也是毛边党党员之一，购新文艺书籍，常要讲究不切边的，买来后再亲自用刀一张一张地裁开，觉得另有情趣。”（见《晦庵书话》，三联书店2000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丰富多彩的毛边书籍，成为新文学历史上写意而率真的图景。 　　毛边书的形式各异，开本多样，有天齐地毛的树根盘绕式——我国最早出现的毛边书，便是毛在书根，不在书顶，如“新潮社文艺丛书”里的《呐喊》初版本、爱罗先珂《桃色的云》、孙福熙《田野掇拾》等。有天齐地毛口毛的西洋变通式——据唐弢先生撰文称，1926年，创造社出版了一套丛书，采用西洋方法而略加变通，并稍有日本风味：丛书封面卷边，以朱顶或蓝顶代替西洋式金顶，书口与书根两面毛边，如郭沫若的《橄榄》、张资平的《冲击期化石》、都德的《磨坊文化》、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见唐弢《“拙的美”——漫谈毛边书之类》，载《鲁迅著作版本丛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还有一种，是地齐天毛的怒发冲冠式——后期毛边本，大都采用这一固定样式。上海北新书局是二十年代出版毛边书的大本营，从它开始，相对固定了装订体例，出版过的毛边书有：周作人的五本“苦雨斋小丛书”、郁达夫的七本《达夫全集》、许钦文从《故乡》开始的十二本短篇小说集等等。 　　五四时代的文学大家大约不曾料到，他们当初信手留下的毛边本版式在近一个世纪之后会成为古旧书刊拍卖会追捧的热门品种：鲁迅编《唐宋传奇集》，1934年上海联华书店版，990元成交；阿英《义冢》，1930年版，880元成交；周作人《泻泽集》，1929年第四版，1320元成交…… 　　毛边书朴素天然，不事雕凿，如孩提之心之未变，最是受藏家青睐。作为一种文化情趣，它反映着五四式文人精神生活的优悠和余裕，更以其与文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使现代文学在传播学意义上多了可资研读的美学要素，良可宝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