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草根生活琐忆
2022-01-09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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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草根生活琐忆
一“扣儿”哥哥被抓劳工。
“扣儿”是乳名,大名儿不知叫什麽,姓李。他爸叫李宝旺,有手艺,厨师,掌白案。在广安门内顺兴馆多年,和掌柜成了朋友。比掌柜大十几岁,论哥们儿。孩子们叫他李大爷。他的独生儿子就是“扣儿哥”。家在广安门外湾子,有块菜园子地。李大妈和扣儿哥干菜园子活。菜下来有菜贩子到地头收。家里外头都有进项,三口人,好日子。扣儿哥十六岁,壮小伙子。他不愿干地里的活,跑到丰台火车站当工人。
1943年秋天,饭馆停业。日伪当局不许歇业,只许报“暂停营业”。李宝旺回家种菜,儿子去丰台挣钱。心气儿比关了买卖的掌柜的还好点,他套上小驴车,铺上棉褥子,进城接掌柜的一家到湾子散散心。那时的广安门外,过了铁道,临街房很少。马路两边都是菜地、庄稼地。李家在路南,离马路不远。是自家菜园的角上,没有院墙。高粱秸篱笆围着一明两暗三间北房、两间西房。北房东屋住李大爷老两口,西屋是扣儿哥一人。客人在篱笆门口下车,李大妈迎了出来。让进东屋。那天是用驴打滚儿招待的,一直待到晚上又吃了一顿麻酱花卷緑豆水饭。说是等扣儿回来见见再走:怕关城门,又不得不走。小驴车送客人进城。李大爷觉着客人没见着儿子,是个亏欠:儿子没按时回家,怕出意外。心神不安,一路不住地念叨:扣儿没这麽晚过,今儿头一回。又是抱歉又是揪心。
扣儿一夜没回家。李大爷起五更奔了丰台。没找着扣儿。急了,见人就问。说是头天晚上不叫走,白管一顿饭。吃完饭就被轰上闷子车。拉到关外去了。听了这话,李大爷瘫在地上,晕了过去。后来扣儿的工友,用排子车拉着李大爷回了湾子。从此扣儿就没了音信,知道被抓了劳工,可打听不出去了哪儿。李大爷老两口都病倒了。幸是一位本家侄女知道了,过来劝慰,帮忙烧水做饭。李大爷没几天缓过神儿来:“这年头,躲不开糟心的事。人的命,天造定。抓走的也不是咱一家。”自己劝自己。李大妈过不来这个劲儿,想儿子惦记儿子。是死是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打听谁,都是不知道。她哭,不吃不喝。谁劝,她也不说话。光哭。眼睛老肿着,干涩没眼泪,疼。买眼药上不管用。没去过医院。她看不见了。眼睛看不见,心里更起急。病得趴了炕。熬到年根底下,喊着“扣儿啊!扣儿啊!”咽了气。还是本家亲戚同村街坊帮忙料理了李大妈的后事。
三口人剩了李大爷一人。他背着粪筐进城,去的路上有粪也不捡;回来才沿途捡粪。那时汽车少,运输靠骆驼驮、骡马驴拉车,家家养狗,街上乱跑。小孩子四五岁的都在路边大小便。牲口粪、狗粪、人屎,从广安门到湾子三里地。捡多半筐粪,不难。直到这时,顺兴馆掌柜的才知道李家的变故。李大爷常来串门,每次都在粪筐里垫块东西装点新下来的蔬菜。在掌柜的家喝茶聊天,都走背运,互相劝互相安慰。都得到些慰藉。
愁苦了二三年,日本投降了。扣儿居然活着回来了!妈妈死了,爸爸在。房子院子在。在无数遭难的家庭里,李家是幸运的。扣儿回到丰台火车站上班,成了家。李大爷还背着粪筐遛弯。1954年以后就断了消息。但是彼此相信:都不会再走背运。
二“跑买卖”
北京到抗战后期,市面萧条。底层百姓挣钱难。广安门一带的家庭妇女,平时揽外活,洗补衣服被褥,裁剪缝制衣物,赚钱贴补家用。那时揽不着活了,光靠男的,入不敷出。有条件的就跑买卖。往南到石家庄(当时口头叫“石门儿”,那里是石门驿)。往北到张家口。来回坐三等车,全程站着。说是跑买卖,其实就是随身带点当地缺少的物品,比如石家庄,线袜子、腿带等东西少;花生油、猪板油好买。来回带这个。去张家口带手工织的土布,回来带烟土(鸦片)。大都通过关系(亲戚朋友)买进卖出。上下车,出站进站,带的包裹行李都得打开接受检查,身上也摸索遍。有时途中车内还抽查。认为违禁,物品没收;打一巴掌踢一脚,“滚!”你乖乖的上车、出站。赔钱,白挨打。不是回回都挣钱。可回回身体受罪,心里担忧。一般都带着孩子,孩子不搜身。能夹带东西。发现搜查的过来,也自动丢弃东西,不然被没收还挨打。跑张家口最苦,那时张家口是“蒙疆政府”,北京是“华北行政委员会”。“蒙疆”用蒙疆银行的“蒙疆票”,北京用“联合准备银行”的“老头票”,在怀来车站兑换。北京的钱张家口不认。张家口的票子到北京是废纸。车上挤得透不过气,带着孩子就尽量在车门处。三等车没车门横着几道铁链,人坐在阶梯上,孩子坐怀里,比站着好点。但风大吹得脸疼。钻涵洞车头冒烟散不了,呛得出不来气。一路上风吹烟呛,提心吊胆闯检查关。出了前门车站,堵在嗓子眼儿的心才落回心口窝。这种买卖赚钱不多,也不是常年做。特殊时期百姓为生存的挣扎,挣扎留下的记忆。
三 混合面
经过日伪时期的北京人,最难忘的是吃混合面。北京的底层市民,摆小摊的,蹬三轮的,当壮工的等等:凡用自己的力气换饭吃的,北京话叫“屁眼儿插棍儿——耍人儿的”。基本都家无隔宿粮。买一顿吃一顿。蹬三轮的出车,拉完一趟活。拿着客人刚给的钱,先跑进粮店。买三斤二斤的棒子面。整张的旧报纸连包带裹盛着,捧回家。不然晌午一家人就得空着肚子。这样的家境,不是普遍也绝不是个别。
穷人一年四季都吃窝头,玉米面的多。南城杂院里家家户户如此。而且住的地方小,没有存放东西的空间。米面够吃三五天就行。好在粮食店多,出门远的也不出一百步。从牛街口到广安门城门,一千米的距离有十三家粮店。日本人占了北京,粮店没少,货不定有没有。后来正经粮食没有了。只有扫仓库底子,各种杂粮,发霉的、带土的,磨成面:混合面。这种面也不是老有,来货卖一阵,卖完了等下拨。想买面就早早的到粮店门外去排队,买不着,一家子断顿儿。人多、心里急、烦躁,秩序乱。警察拿着警棍来维持,用粉笔在排队人的衣服上划号码,防止加塞儿。警察有时也挥舞警棍打人。赶上运气不好,挨了警棍,轮到买面,面卖没了!身上疼,肚子饿。回家老小相对叹气发愁。第二天男的饿着肚子去蹬三轮挣钱,女的饿着肚子去排队买混合面。孩子在家等着爸妈“打食”回来。
现在老北京人里头吃过混合面的不多了。它不是按原料配比磨的,是赶上什么是什么。所以每个人说的不一样,都不是瞎编。广安门这一带的混合面。蒸的窝头,瓦灰色,喧腾,刚出锅时,有粮食的香味。吃惯了玉米面,也觉不出太难吃。但是牙碜,不敢细嚼。大便干。难进难出。这样的日子没几天就过去了,因为特殊,人们记得牢。
日伪统治北京时期市面上不同的,在广安门一带是鸦片烟馆、白面(儿)房子公开领照营业,为吸毒的服务。在白广路口西侧,叫德源里,排房。日本人、高丽人经营。路北有为“瘾君子”开设的“小押(儿)铺”(简易当铺),随身衣物能及时换钱,以济急需。
一“扣儿”哥哥被抓劳工。
“扣儿”是乳名,大名儿不知叫什麽,姓李。他爸叫李宝旺,有手艺,厨师,掌白案。在广安门内顺兴馆多年,和掌柜成了朋友。比掌柜大十几岁,论哥们儿。孩子们叫他李大爷。他的独生儿子就是“扣儿哥”。家在广安门外湾子,有块菜园子地。李大妈和扣儿哥干菜园子活。菜下来有菜贩子到地头收。家里外头都有进项,三口人,好日子。扣儿哥十六岁,壮小伙子。他不愿干地里的活,跑到丰台火车站当工人。
1943年秋天,饭馆停业。日伪当局不许歇业,只许报“暂停营业”。李宝旺回家种菜,儿子去丰台挣钱。心气儿比关了买卖的掌柜的还好点,他套上小驴车,铺上棉褥子,进城接掌柜的一家到湾子散散心。那时的广安门外,过了铁道,临街房很少。马路两边都是菜地、庄稼地。李家在路南,离马路不远。是自家菜园的角上,没有院墙。高粱秸篱笆围着一明两暗三间北房、两间西房。北房东屋住李大爷老两口,西屋是扣儿哥一人。客人在篱笆门口下车,李大妈迎了出来。让进东屋。那天是用驴打滚儿招待的,一直待到晚上又吃了一顿麻酱花卷緑豆水饭。说是等扣儿回来见见再走:怕关城门,又不得不走。小驴车送客人进城。李大爷觉着客人没见着儿子,是个亏欠:儿子没按时回家,怕出意外。心神不安,一路不住地念叨:扣儿没这麽晚过,今儿头一回。又是抱歉又是揪心。
扣儿一夜没回家。李大爷起五更奔了丰台。没找着扣儿。急了,见人就问。说是头天晚上不叫走,白管一顿饭。吃完饭就被轰上闷子车。拉到关外去了。听了这话,李大爷瘫在地上,晕了过去。后来扣儿的工友,用排子车拉着李大爷回了湾子。从此扣儿就没了音信,知道被抓了劳工,可打听不出去了哪儿。李大爷老两口都病倒了。幸是一位本家侄女知道了,过来劝慰,帮忙烧水做饭。李大爷没几天缓过神儿来:“这年头,躲不开糟心的事。人的命,天造定。抓走的也不是咱一家。”自己劝自己。李大妈过不来这个劲儿,想儿子惦记儿子。是死是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打听谁,都是不知道。她哭,不吃不喝。谁劝,她也不说话。光哭。眼睛老肿着,干涩没眼泪,疼。买眼药上不管用。没去过医院。她看不见了。眼睛看不见,心里更起急。病得趴了炕。熬到年根底下,喊着“扣儿啊!扣儿啊!”咽了气。还是本家亲戚同村街坊帮忙料理了李大妈的后事。
三口人剩了李大爷一人。他背着粪筐进城,去的路上有粪也不捡;回来才沿途捡粪。那时汽车少,运输靠骆驼驮、骡马驴拉车,家家养狗,街上乱跑。小孩子四五岁的都在路边大小便。牲口粪、狗粪、人屎,从广安门到湾子三里地。捡多半筐粪,不难。直到这时,顺兴馆掌柜的才知道李家的变故。李大爷常来串门,每次都在粪筐里垫块东西装点新下来的蔬菜。在掌柜的家喝茶聊天,都走背运,互相劝互相安慰。都得到些慰藉。
愁苦了二三年,日本投降了。扣儿居然活着回来了!妈妈死了,爸爸在。房子院子在。在无数遭难的家庭里,李家是幸运的。扣儿回到丰台火车站上班,成了家。李大爷还背着粪筐遛弯。1954年以后就断了消息。但是彼此相信:都不会再走背运。
二“跑买卖”
北京到抗战后期,市面萧条。底层百姓挣钱难。广安门一带的家庭妇女,平时揽外活,洗补衣服被褥,裁剪缝制衣物,赚钱贴补家用。那时揽不着活了,光靠男的,入不敷出。有条件的就跑买卖。往南到石家庄(当时口头叫“石门儿”,那里是石门驿)。往北到张家口。来回坐三等车,全程站着。说是跑买卖,其实就是随身带点当地缺少的物品,比如石家庄,线袜子、腿带等东西少;花生油、猪板油好买。来回带这个。去张家口带手工织的土布,回来带烟土(鸦片)。大都通过关系(亲戚朋友)买进卖出。上下车,出站进站,带的包裹行李都得打开接受检查,身上也摸索遍。有时途中车内还抽查。认为违禁,物品没收;打一巴掌踢一脚,“滚!”你乖乖的上车、出站。赔钱,白挨打。不是回回都挣钱。可回回身体受罪,心里担忧。一般都带着孩子,孩子不搜身。能夹带东西。发现搜查的过来,也自动丢弃东西,不然被没收还挨打。跑张家口最苦,那时张家口是“蒙疆政府”,北京是“华北行政委员会”。“蒙疆”用蒙疆银行的“蒙疆票”,北京用“联合准备银行”的“老头票”,在怀来车站兑换。北京的钱张家口不认。张家口的票子到北京是废纸。车上挤得透不过气,带着孩子就尽量在车门处。三等车没车门横着几道铁链,人坐在阶梯上,孩子坐怀里,比站着好点。但风大吹得脸疼。钻涵洞车头冒烟散不了,呛得出不来气。一路上风吹烟呛,提心吊胆闯检查关。出了前门车站,堵在嗓子眼儿的心才落回心口窝。这种买卖赚钱不多,也不是常年做。特殊时期百姓为生存的挣扎,挣扎留下的记忆。
三 混合面
经过日伪时期的北京人,最难忘的是吃混合面。北京的底层市民,摆小摊的,蹬三轮的,当壮工的等等:凡用自己的力气换饭吃的,北京话叫“屁眼儿插棍儿——耍人儿的”。基本都家无隔宿粮。买一顿吃一顿。蹬三轮的出车,拉完一趟活。拿着客人刚给的钱,先跑进粮店。买三斤二斤的棒子面。整张的旧报纸连包带裹盛着,捧回家。不然晌午一家人就得空着肚子。这样的家境,不是普遍也绝不是个别。
穷人一年四季都吃窝头,玉米面的多。南城杂院里家家户户如此。而且住的地方小,没有存放东西的空间。米面够吃三五天就行。好在粮食店多,出门远的也不出一百步。从牛街口到广安门城门,一千米的距离有十三家粮店。日本人占了北京,粮店没少,货不定有没有。后来正经粮食没有了。只有扫仓库底子,各种杂粮,发霉的、带土的,磨成面:混合面。这种面也不是老有,来货卖一阵,卖完了等下拨。想买面就早早的到粮店门外去排队,买不着,一家子断顿儿。人多、心里急、烦躁,秩序乱。警察拿着警棍来维持,用粉笔在排队人的衣服上划号码,防止加塞儿。警察有时也挥舞警棍打人。赶上运气不好,挨了警棍,轮到买面,面卖没了!身上疼,肚子饿。回家老小相对叹气发愁。第二天男的饿着肚子去蹬三轮挣钱,女的饿着肚子去排队买混合面。孩子在家等着爸妈“打食”回来。
现在老北京人里头吃过混合面的不多了。它不是按原料配比磨的,是赶上什么是什么。所以每个人说的不一样,都不是瞎编。广安门这一带的混合面。蒸的窝头,瓦灰色,喧腾,刚出锅时,有粮食的香味。吃惯了玉米面,也觉不出太难吃。但是牙碜,不敢细嚼。大便干。难进难出。这样的日子没几天就过去了,因为特殊,人们记得牢。
日伪统治北京时期市面上不同的,在广安门一带是鸦片烟馆、白面(儿)房子公开领照营业,为吸毒的服务。在白广路口西侧,叫德源里,排房。日本人、高丽人经营。路北有为“瘾君子”开设的“小押(儿)铺”(简易当铺),随身衣物能及时换钱,以济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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